领导者要通观全局，要对全局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什么是全局？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这就要求领导者思考问题时一定要通观全局，要把局部问题放到大局中去考虑，要看清局部与大局的联系，摆正局部与大局的关系，这是决策的前提。只有通观全局，把握全局才能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如果陷入到具体的事物之中，忽视宏观的思维和考察，就很难看清事物的全貌和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看到部分，还要看到全局。一个蛤蟆蹲在井里，说天有井大，这是不对的。坐井观天是导致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要紧的全局上，如果丢了这些，而去忙那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吃亏了。”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善于宏观思维，善于从全局和整体上考察事物，把握事物的“关键点”。
什么是“领导者”？什么是“管理者”？南通状元张謇说：“办一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的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就是说领导者与管理者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思考问题的方式，就在于格局的大小。领导者思考问题总是能通观全局，从全局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当前的问题，而一般人员则往往是把目光锁定在眼前的事情上，就局部而局部。
1942年北非战场，隆美尔率领他的非洲军团在攻克了英军北非的军事要地托卜鲁克要塞之后一路长驱直入，矛头直指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而英军节节败退，士气一落千丈，退守至埃及的最后一个门户阿拉曼防线，对英国来说如果阿拉曼被突破，后果将不堪设想。1942年8月丘吉尔果断地任命蒙哥马利接替戈特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此时，德军虽已打到埃及阿拉曼地区，但进攻已经成强弩之末，处境非常不好。一是补给线长，补给不足，缺乏给养，伤病员也不能及时后送。二是官兵疲惫不堪，士气下降。三是隆美尔身体不好。当时隆美尔病了，据德国军医向希特勒报告说：隆美尔当时患严重的胃病和鼻炎。
相比之下，英军由于蒙哥马利上任后的一系列举措，士兵的士气是逐渐高涨，后方补给也比较近，补给也比较充分，蒙哥马利更不用说了，精神饱满，极富战胜隆美尔的自信。
那么在这个时候，通过对双方兵力、作战士气的比较，英军中就有人提出，最明智的选择是进攻——主动出击，为什么呢？他们说，德军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选择撤退，德军一旦撤退，那么我们现在构筑的防线就没有用了，因此，要立即对隆美尔实施进攻。
但蒙哥马利根据他对整个战局的分析，以及对隆美尔个性的了解，认为隆美尔不但不会后撤，而且会选择进攻，因此，要以逸待劳。他分析指出，德军在战略上呈两大钳形攻势，一部进攻斯大林格勒，一部进攻北非。现在德军在苏德战场攻势正猛，正在全力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斯大林格勒作战的第一阶段，就是高加索作战，攻势比较顺利。北非战场是德军两大钳形攻势的一角，如果北非这一部后撤，就等于德军承认失败。这一点是荣誉感非常强的隆美尔所不愿意做到的，他不可能这样做。所以蒙哥马利分析，隆美尔肯定要进攻的，他的分析是正确的。
幕僚们的分析不无正确，但是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两军对阵的眼前局势之上的，是就局部看局部，而蒙哥马利则是着眼于整个战争全局，是就全局看局部，是把同隆美尔的对垒放到了整个欧洲战场来认识，因而看得更清，看得更准。
领导者所遇到的困境，表面上是客观的现实问题，其实背后是领导者自我认识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眼前的问题放到全局性、战略性的层面上去认识、权衡。当然这里面既有认识水平问题也有胸襟宽度问题。但作为领导者必须在认识问题时有深度和高度，这就要求领导者在考虑问题时要联系大的时代背景，要有战略高度，也就是要求领导者在制定决策、处理问题时，必须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全局由局部构成，但并非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部分、方面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全局高于并统率局部，有些事情从局部看可为，但从全局看不可为；有些事情则从局部看不可为，但从全局看可为。
部署辽沈战役，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是首先强攻锦州。这个决心是不好下的。打锦州就是摆出了关门打狗的态势，就是下决心用差不多相同的兵力一举吃掉敌人的40多万大军；毛主席面对的不单是国民党的这40多万大军，还必须考虑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意见。
锦州，处在北宁线上，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地。防守锦州地区的敌人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下的8个师、10余万人。打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
林彪一开始就不想打锦州。他顾虑打锦州会受到锦西和沈阳的敌人合围攻击，使其骑虎难下；他更多的考虑是从东北这个战略区出发，而不是从全国的整个战势出发，他强调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意在从北往南追着敌人打，这样仗打起来容易得多，取胜的把握也大得多。应该说，从战场态势上看，林彪的顾虑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作为战场指挥员，他必须考虑到部队攻坚之时敌人可能实施的增援与夹击。
但毛主席是从全国考虑问题。他不能眼看着关外的敌人跑到关内来，他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胜利，而是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他需要的也不是东北一个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不使敌军入关而增加华北或淮海战场上的压力，是要全歼东北之敌进而围歼华北之敌和夺取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
为此，毛主席先后发了20多封电报，一再说服林彪，严令其暂撤对长春的重兵围困，除留以1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外，以6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围攻锦州，另以2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3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的敌军，务必全歼锦州之敌！
由此可知，在思维过程中必须把每一个具体的系统放在更大的系统之内来考察。如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就要把城市交通问题作为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系统来考察，不仅要考察系统内部车辆、客流量、道路等参数(要素)，还要考察车辆的运行情况。同时，还要把交通问题这个系统纳入城市市政建设的大系统中去考察。只有从市政建设的整体角度去考察解决城市交通这个子系统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的有效的方法。
现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是一个由信息技术编织成的巨大的动态之“网”，每个国家、社会及事物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因此，思考问题必须放在这个“网”中才能看得清，看得真，才能看清本质，把握规律。
三、风物长宜，预断未来
领导者的思维可划分为滞后性思维和前瞻性思维。这是由思维过程与思维对象变化过程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滞后性思维是指对已经存在的现实过程的思维，其特点是思维过程落后于思维对象变化的发展过程。前瞻性思维是指向未来、超越客观事物实际发展进程的思维，其特点是思维过程发生于思维对象实际变化过程之前，即在思维对象实际发生变化之前，就考察其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趋势、状态和结果，并把对未来的推断作为一种指导现在行为的指导因素。
作为对未来的考察，前瞻性思维是一种可能性和或然性的思维，即考察的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变动速度加快，周期时间缩短，事物的未来发展通过可能性很快向现实性转化，因此，对事物可能性的预测，就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于指导人们的行为，进行决策，规划未来，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成为现代思维模式的特点之一。
领导者的基本责任就在于要能够高瞻远瞩，预见未来，跨越时间的栅栏，提前采取措施或者做好准备。毛主席能够成为人民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从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不论是对待农民的问题，还是对待红军反围剿、八路军抗日的策略等问题上，毛主席都要比其他领导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抗战后期曾驻延安任美军观察团负责人的谢伟思，对毛主席为什么在共产党人中具有那么高的威望不得其解。他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因为毛主席相比他人站得高看得远。就如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要听他的，他总是对的。”由此可知，高瞻远瞩是伟人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所在。
所谓高瞻远瞩，就是预见。1945年在党的七大结论报告中，毛主席对领导与预见的关系作了深刻阐述，指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以说领导就是引领，领导就意味着预见，“没有预见就无所谓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有了科学的预见，才能胸怀远大目标，才能关照好发展的各个阶段，才能未雨绸缪，争取主动，防患于未然。这是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乎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预见与预置，一切有效的领导活动都是正确的预见形势把握未来的结果。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预言家，斯诺就曾称他为“窑洞里的预言家”，他对许多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都做过超前的预断，而历史发展的事实都证明了他预断的正确。网上传有毛主席的十大或二十四大经典预言，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毛主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三阶段的准确预断。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表于战争之初，可是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更加宏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都在毛主席的预见之中。他不但看得清各种政治、军事力量较量的格局和消长，而且找得到自己的位置，抵御住各种威胁和诱惑，充分运用敌后游击战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等待重大的转机到来。
预见并不是盲目的，应该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的总趋势、阶段性、可能性的预测上。当戴高乐还是个小人物的时候，他就预见到法国在不久会遭到德国法西斯的入侵。
那是1931年，戴高乐从营长升任为最高军事会议秘书。当时的法国还安静地沉浸在和平中，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和将来的战争缺乏研究，对德国法西斯势力估计不足，对自身急转直下的安全状况缺乏敏感、警觉。政府里新来的名不见经传的少校——戴高乐很快就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官员的预见才能。他准确地预断：由于内燃机的发明，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他分析到：机器掌握着命运，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即将改变战争。在未来战争中，拥有先进内燃机装备的精锐装甲部队将是胜利者。
然而，这一精妙的见解却没有被法国当局重视。六年之后，德国法西斯进攻法国，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证明戴高乐的预见完全正确。
预见不是毫无根基的幻想、遐思。它必须遵循实际，从现实出发，推断未来。领导者一定要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不能想当然。未来是现实的延续和发展，只有认识现实事物所存在的多种发展趋势和状态，才能达到预测未来的目的，把握各种可能出现的趋势和状态。
思考问题要有超前思维，看清事物的发展规律，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思维超前了，就可以做到事事超前。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企业家，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并有所作为，都必须掌握并运用超前思维去赢得时间、争取主动。
芬兰，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北欧国家，在芬兰南部有一个以当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命名的企业，这就是诺基亚。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诺基亚几乎是移动电话的代名词，其雄厚的资本和不断创新使得其在移动通讯市场上所拥有的市场份额很长时期内居于首位，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它曾是卖木材、电缆和胶鞋的公司。
1992年奥利拉执掌诺基亚公司，他响亮地提出：“未来将属于通讯时代，诺基亚要成为世界性电信公司。”这位首席执行官一上任就推出了以移动电话为中心的专业化发展新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