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7日，马惇靖、马惇信来到石空堡后，见到了解放军代表马成俊。他原是马鸿宾部下副官，马惇靖令马培清派少校参谋杨子俊到中宁与马成俊接洽，杨子俊未能商谈出任何结果就回来了。解放军方面又带话让另派人商谈。9月18日马惇靖又派马培清为代表前往商谈，黄昏时马培清带着和谈条件回来要马惇靖研究，如同意就可达成协议，并提出要在9月19日中午12时在黄沙滩上签字，如逾期不到解放军就要开炮。
这时，防守中卫的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八十一军早已军心大乱，解放军兵临城下，时间已不允许他再犹豫不决了。
1949年9月17日，马鸿宾决定远赴绥远，通过傅作义、董其武、邓宝珊寻求和平起义之策。从中宁回到银川后适逢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到宁夏、绥远视察军务，马鸿宾就搭乘徐永昌的飞机前往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在包头复聚恒银号与马鸿宾亲切会面。马鸿宾想和绥远一同起义，但对起义的前途未卜，同时对家属、部下的安全顾虑颇多，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给马鸿宾讲明我党的政策，劝其打消疑虑。马鸿宾疑虑大消，决心起义。9月19日，会面结束后，马鸿宾搭乘徐永昌的专机回到银川，傅作义、邓宝珊回到北平。
（第四节）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八十一军在中宁宣布起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强大压力和兵临城下的紧迫时刻，马惇靖思想斗争激烈，精神压力大，父亲马鸿宾又远在绥远，一人束手无策，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为宁夏走和平道路。
1949年9月19日，马惇靖在中宁县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宣布起义，但要求解放军第六十四军派代表在中宁黄河沙滩上会谈。
马惇靖不愿过河来，显然是对我军存有顾虑，借此想试探一下我军的诚意。为了打消他的顾虑，表示我军对和平解决的一片真心，第六十四军副政委傅崇碧乘羊皮筏子来到中宁黄河沙滩上会见了马惇靖。傅崇碧说：“马军长对和谈既是诚意的话，请到岸上详细谈谈不是更好吗？”马惇靖见傅崇碧坦然诚恳便应邀而至，心里的顾虑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这黄河沙滩上不是个和谈的场所，没有推托便和傅崇碧一同乘羊皮筏子划向黄河南岸。双方代表在中宁南关的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军部落座后，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与马惇靖进行了谈判，曾思玉、傅崇碧详细说明了毛泽东、朱德颁布的《约法八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军队和平解决的政策以后，又提出了和平解决的五项具体条件：
一、第八十一军以中卫县城关和四郊为中心集中待命，以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整编；二、组织黄河以北的船只于20日黄昏前送到黄河南岸；三、停止在中（卫）银（川）公路上的汽车运输，并负责保护公路桥梁；四、保护仓库中的物资器材不得破坏、动用；五、中卫县伪政府等待人民政府接收。
马惇靖听后连连点头，表示完全可以接受。为了进一步体现我军的宽大政策，消除马惇靖个人的顾虑，曾思玉还当众宣布说，马鸿宾家的财产和安全一定保证，如果我军已动用一律归还。
1949年9月19日下午5时，在中宁办事处，曾思玉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马惇靖代表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八十一军在协议书上正式签字。为了以上五项条款保证迅速执行，又特作具体两项规定：
一、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移交解放军驻防；二、第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光堡以北通过；三、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八十一军确定履行以上条件后，人民解放军则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第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之行为。
本协定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十九时签字后立即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全权代表曾思玉（签字）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马惇靖（盖章）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八十一军1.2万多名官兵宣布起义后，马惇靖笑容满面地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签字仪式结束后，曾思玉、傅崇碧、马惇靖照了一张合影，曾思玉设宴款待了马惇靖，当天下午马惇靖乘羊皮筏子过黄河到了石空堡。
1949年9月20日，马惇靖将家眷由银川接到石空堡，当天夜间由石空堡赶回中卫，同一天马鸿宾也由绥远回到银川。马培清介绍了马惇靖起义过程，马鸿宾听后高兴地笑了。马惇靖返回黄河北岸时连连高喊：“庆祝解放军宽大政策的胜利！”至此，宁夏的第二防御地带被我军完全占领。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起义瓦解了“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贺兰军的斗志，为解放银川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加快宁夏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此时，国民党“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在银川得知第八十一军起义的消息后，9月19日，搭乘徐永昌的飞机逃往重庆。
马鸿宾与马鸿逵两堂兄弟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道路。虽是战事动荡中的偶然，却也是两人性格、命运的必然。马鸿宾少时受伊斯兰教义熏陶，对儒家理学也颇有研究，虽然出身“仕宦”之家，但性情沉默寡言。在中宁县驻防时，日常饮膳常由妻、女自做，待人接物讲究礼貌。马福祥在世时，对马鸿宾比较器重，一则是为了报其先兄对自己提携之情，再则也认为侄子是可取之材。因此马鸿逵不服，背后常说怪话，称之为“我家的圣人”，实含不满之意。马鸿宾有7个儿子。长子马普仁、次子马惇信、三子马惇靖、四子依卜拉欣（早亡）、五子马定远、六子马惇濂、七子马惇忻。马鸿宾的妻子先后有马香梅、马英梅、马慰梅、马发梅、马庆利。
马鸿宾在绥西抗战中还是一位骁勇猛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马鸿逵部三十五师奉命扩编为第八十一军。1938年5月底，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开赴绥西抗战前线。马鸿宾受命后，命令第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二五团团长马文清率领该团先由永宁县仁存渡口坐木船沿黄河顺流而下，行船13天后到达临河县境的汇德城下船，又步行经临河到达五原县城南关待命。随后马鸿宾又亲率国民党第八十一军4个步兵团、一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开赴绥西抗战前线。
为了在绥西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在出发前召开全军誓师动员大会。马鸿宾对全军将士们说：“抗日战争是长期战争，部队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要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信心。同时也要认识到抗日战争是艰苦的，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因此，第八十一军无论行军驻防都要讲究军风纪，爱护老百姓，时刻牢记‘观民心之向背，知军纪之良否’，沿途绝不能骚扰老百姓，任何人不准进入民房，一切辎重炊具、用具都要带全，不准借用老百姓的任何东西。”
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开到绥远抗日前线后，为了打好对日作战第一仗，马鸿宾聘请苏联军事专家在绥西乌镇、司仪堂、乌布浪口地区进行大规模野外和夜间军事演习训练。马鸿宾和他的三子、第八十一军参谋长马惇靖研究作战计划，把防区内外的山川地形，以及各部队设防位置、火力配备、假设敌的位置等都做在沙盘上，进行沙盘战术演习。马鸿宾父子还注重部队构筑防御工事和战士的射击训练，组织各部队的军官战士进行射击比赛。马惇靖身为军参谋长，为了保持各部队通讯联络在对日作战中不致中断，除了用电报、电话等通讯方法外，还训练有骑兵、号音、旗语、火光等通讯指挥系统。
在1939年、1940年的乌拉脑包、乌布浪口、司仪堂绥西抗战中，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官兵和日军英勇激战数十次，缴获日军汽车、炮弹和大量军用物资。先后击溃日军3万多人，保卫了宁夏的北大门，表现出中国军人的英勇气概，为此，国民党“第八十一军1000多名官兵，至今长眠在乌拉脑包、乌布浪口、司仪堂当年抗战的疆土上。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马鸿宾在政治上给予了充分的重用和很高的荣誉。马鸿宾先后历任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扩修飞机场时，位于北京三里河的马福禄、马福祥墓地也在征用之列。周恩来总理为此把马鸿宾找来说明情况征求意见，马鸿宾同意征用，周总理即派人协助把马福禄、马福祥遗骨运回甘肃临夏原籍安葬。
马鸿宾虽身患胃癌等多种疾病，年迈休弱，但仍坚持工作。1960年马鸿宾的病情再次加重，周恩来总理极为关怀，亲自打电话要求有关方面全力治疗，并派专机送来药品，后又接到北京会诊。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马鸿宾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乘专列返回兰州继续治疗，后来病情突然急剧恶化，经医生多方抢救无效，于1960年10月20日16时在兰州逝世，享年77岁。
马惇靖，字立青，为马鸿宾第三子，生于1908年8月22日，1948年任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军长。1949年9月19日在宁夏中卫县率部起义，1949年10月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军长，1950年11月，任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转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61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2年10月1日，因肾癌病故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