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五九兵站三三一油站站长刘纯若恐油料库被乱兵破坏，就和一些士兵晚上睡在油桶上守卫。尽管有的家遭抢盗但他们始终坚持职守，直到解放军前来接收。又比如国民党第二被服库经理马俊臣在本库人员跑散的情况下，独自持枪看守库房两昼夜，使匪徒们盗抢被服的计划未能得逞，被服库完整地移交了过来等候解放军前来接收物资。对于这些精心护库、移交有功的人员，银川市军管会都一一给予了奖励。至此，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圆满地完成了对银川市的接管任务。五七一团驻谢家寨营房，五七二团驻中山公园，五七三团驻东校场并继续维护市区治安，搜缴散兵武器。
（第三节）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解放了的古城银川是座美丽古老的城市，她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是一座历史名城和军事重镇。但是银川在历史上，饱经数不清的战争掠夺、屠城、饥荒和灾害，浸渍了劳动人民的斑斑血泪，历代统治阶级挑起的民族纠纷和仇杀，一次又一次摧残和折磨着这座美丽富饶而又多灾多难的古城。无风三尺尘，臭坑随处是，蚊蝇成群是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
旧银川工业少得可怜，全市仅有几家很小的修械厂、电灯公司，还有陶瓷、毛毡、碾米、磨面的小手工业作坊。
解放军入城后统计，银川市解放初期人口仅有3.6万多人。据1947年3月28日《中国日报》报道：“我们的家园是为国人所称羡的‘塞北江南’，现在却变成荒凉、悲惨、阴森、黑暗、卑污、淫乱、贫穷和流离的鬼域。除了马家的豺狼集团个个豪奢暴富，大多数良善的人民，已陷入赤贫、饥饿、冻死、逃亡的绝境。”
第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随部队入城以后，接见了马鸿宾、马全良、卢忠良、马廷秀、马光天、马光宗等人。按照《中宁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五项协议》的第一项规定：“我军对所有原‘宁夏兵团’军政人员必须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定地点，听候处理，不得擅自移动……”但“宁夏兵团”自行溃散已违背了《协议》的主要条款，卢忠良等人为此忧心忡忡，担心我军追究他们的责任，特别是怕中宁协议的宽大条件会因此失去保证，杨得志猜出了卢忠良等人的顾虑，安慰说：“不追究责任，所有逃散人员的枪支由我军自己收集，中宁协议仍然有效。”杨得志勉励卢忠良等人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争取为人民多做贡献，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又一次深深感动、教育了卢忠良等人。
在解放军进入银川后，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恢复生产建设政权，经中央军委、西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批准，1949年9月26日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由第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担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担任副主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公安、联络等6个处，分管各项事宜。
军管会的第一号布告明确写道：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确立革命秩序，着令暂时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管期间军事管制委员会为银川市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党政军民机关，均须受军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凡银川市人民均须遵守军管会的命令，服从其管制。
特任命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兼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为副主任。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军管会还根据我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约法八章》，向银川市各界人民宣布了如下九条规定：
一、各阶层人民之生命财产，本会一律保护，各族人民应即各安其业，勿相惊扰。
二、本会坚决执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治的主张，负责保护回蒙人民生命财产，尊重回蒙人民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寺庙、拱北，望勿听信谣言，妨碍民族团结。
三、除马鸿逵首要战犯和官僚资本的财产依法予以接收外，本会保护所有一切私人工商业的财产。
四、一切公营企业，如工厂、银行、仓库、货栈；公用事业，如公路、电话、邮电；文化教育机关，如学校、图书馆、民教馆、农场、报社、教会；公共建筑物，如体育娱乐场所、名胜、古迹、庙宇等；以及其原有人员局长、校长、经理、技师、工人、职员、教员、学生等，除破坏分子外，本会一律保护并量才录用，望各安心供职，负责保护所有物资、器材、工具、建筑、图书仪器等一切设备，勿损害或遗失。
五、凡蒋、马伪省府、专署、县区各级党政机关皆为反动统治机构，着即一律听候本会派人接管，其原有人员，除积极破坏的反动分子外，本会一律不加逮捕，应继续负责看守，并将各该机关所有物资、档案、文件、武器、造具清册办理交代。不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其确属悔过自新为人民服务者，听候民主政府甄别录用。
六、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反革命党派，如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均为非法组织着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如有违反，定予严惩。
七、严禁暗藏特务、不法之徒，进行军事破坏、偷盗抢劫、放火等罪恶行为。如遇上述情形，军民一律均有权扭送或迅速报告军警治安机关处置，本会当酌情予以奖励，其自动向本会自首报告者从宽处理。
八、蒋、马散兵游勇限布告日起，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缴出武器弹药及军用品等，本会当根据自愿分别收容或遣送回籍，如有违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也应受到处分。
九、蒋、马之秘密仓库，埋藏的武器弹药、电台、文件、物资及一切物品均须报告本会，报告属实者奖，隐匿不报者罚。以上物品有散遗于民间者，不得收藏应即送交本会，自动交出者奖，隐匿不报者罚。
银川市军管会一号布告的九项规定，详尽地阐明了我党我军一贯倡导的方针政策，同时对银川市人民和敌伪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消除了他们的疑虑，澄清了社会上的谣传，指明了违法者的出路，受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不少溃散的国民党官兵纷纷携带枪支和其他军用物资，到银川市军管会或当地解放军驻军投诚报到。当他们拿着解放军发给的和平解放证，坦然地走出军管会时，兴奋地高喊：“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万岁！”也有些顾虑较重，自己不敢来报到的原国民党“宁夏兵团”官兵，或委托自己的亲友或换上便衣亲自到军管会接待处进行试探，我一九一师部移驻南关后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一次，一个中年老乡在和师部警卫连的战士们闲聊时，突然神色紧张地问：“如果在马匪军队当过营长的人来投诚你们抓不抓？”战士们猜想大概是他什么亲属就耐心解释说：“解放军欢迎投诚，为什么要抓呢？别说是营长，就是马鸿逵这会坐飞机来我们也不抓。”接着问他：“老乡，那是你什么人？快动员他来吧，解放军一定宽待他。”那人迟疑了一下，猛然一拍大腿，叹息道：“唉，我就是那个营长。”说着从后腰摸出一支手枪放在地上，当即向解放军投诚。
（第四节）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开展民族统战工作
为了使“宁夏兵团“投诚起义的原军政高级官员提高思想觉悟，加深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初步打下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基础，银川市军管会还举办了训练班，分别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在训练班里，学员每人发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三本毛泽东著作，兵团的葛晏春、耿飚、甄华等领导亲自给他们讲课，讲解国内外形势、我党我军的宗旨、政策和理论、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以及蒋介石装备精良的800万大军为什么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打败的道理等。
训练班结束后，军管会根据他们各自的意愿妥善给予了安置。卢忠良、马光宗、马廷秀等人希望能去兰州，当他们向杨得志表明愿望时，立即得到了军管会的批准。我军对于宁夏投诚起义人员的宽大优待表现在许多方面。
马鸿逵统治宁夏人民17年，他手下的文武幕僚多少都干过有罪于人民的事，甚至有的人在群众中民愤极大，但银川市军管会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妥善灵活地处理了一些麻烦问题。如原国民党宁夏省地政局局长杨作荣，系马鸿逵的得力帮凶，在训练班学习期间被群众控告，杨作荣害怕军管会追究他的罪责，偷偷骑自行车外逃被我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在宁朔县扣留。杨得志得知此事后立即了解情况，然后电话命令一九三师释放杨作荣，并指示政治部派人去向群众耐心做工作。就连原国民党河东司令马得贵这样罪大恶极的魁首，军管会考虑到他是投诚人员又是回民，起初打算从宽处理，但马得贵民愤极大，金积、灵武地区的群众纷纷联名上书宁夏省人民政府（结束军管后成立），愤怒控诉其掘堤放水、祸国殃民、霸占良田、搜刮民财、奸污妇女、滥杀无辜的种种罪行，要求依法严惩马得贵。宁夏省人民政府在深入调查了解广泛征求回族群众意见，并向投诚起义人员反复作了说明解释后才将马得贵逮捕起来，但金积、灵武地区的群众仍不罢休，依然不断上书，强烈要求枪毙马得贵以泄人民心头之恨。在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宁夏省人民政府报请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后，于1951年6月中旬，把马得贵从银川押解到吴忠，在吴忠召开了金积、灵武、吴忠地区5万余人的公审大会，判处其死刑。在马得贵问题的处理上，充分体现出我军良好的政策观念，也体现了人民政府执法严明的原则立场，对回汉人民群众的教育很深刻。回民马孟迁说：“马得贵是回民的败类。”“安拉（真主）不要他，我们不能让他到寺上去。”结果各清真寺都没有让马得贵的尸体在寺上洗。有市民说：“共产党的法律真严，枪毙一个人有那么多手续，明去明来，有条有理，不像马鸿逵那时，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想杀就杀，土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这些事例教育了群众，使人民政府的威望在群众中大大提高。
布告公布后深得宁夏回、蒙、汉各族人民的拥护，绝大多数蒋、马党政军人员反应强烈，因此，全省各系统的接管工作进展顺利，各企业、机关、学校职员几乎全部听候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