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31日，为预防土匪再次袭扰，旗工委郭全德亲自组织带领工委部分工作人员，保安总队宣传队及公安局部分人员共20多人，配备机枪一挺，夜间据守在城北制高点营盘山上。7月31日晚阿拉善旗工委收到宁夏省委、省政府和军区首长来电告知，曹动之一行3骑已于7月30日由银川返阿拉善旗，到后速复电，并设法与动之联系。恰在这时，阿拉善旗工委听到从银川过来的商人说在樊家营子路边看到一匹死马，工委领导一听大事不好，从死马毛色分析看，很像曹动之所骑的那匹红马。遂感到问题严重，马上决定组织人上山找寻。
1950年8月1日，由张佶带领工委机关、政治处、税务局、贸易公司的郑占科、蔺怀鹏、石宝山、张汉清、曹占林、唐文林、尉克义、杨忠祥、乌力吉泰、李德明、宁加谋、弓长胜、田化清、刘世枝等人，还有公安局、宣传队部分人员共37人，携步枪30多支，机枪1挺，骑马3匹，上午8时从定远营出发沿小路到樊家营子一带搜寻，这支队伍刚刚出城，叛变通匪的王鸿钧即派一个鞋匠给土匪送信，让土匪把这支队伍包围起来收拾掉，更危险的是出发的这支队伍里还有叛变通匪的杨志义、曹永禄等人参加，但是此时阿拉善旗工委和带队的张佶还不知道杨志义、曹永禄等人已叛变。
张佶把队伍分作两部分，曹占林、石宝山、张汉清在解放区骑兵团蒙汉支队当过骑兵，让他们3人骑马在前，张佶率队步行在后。快上山时，从山上下来的两个背着两支步枪人，经查问说是樊家营子防卡上的，一个叫赵秀，一个叫闫米仓，说是到定远营打听情况的。这两人的臂上绑有毛巾的标志。张佶询问保安队和公安局的人都说不认识这两个人，张佶下令缴了2人的枪带领随行。后来审问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孟巴图派出探听土匪是否攻占了定远营的，如果攻占了就向郭栓子、谢占魁发旗号口令。
张佶率队伍走到樊家营子防卡不远处，发现了曹动之、张永祥的遗体，还有被枪杀的那匹红马。在死马处还有手枪、步枪弹壳，曹动之胸部中弹，枪眼很小，张永祥头部、胸部多处中弹，现场有撕毁和焚烧文件的痕迹。从草丛中找到《习仲勋同志关于传达三中全会的报告》、《宁夏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朱敏同志在省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党内通讯》第15期，潘自力、朱敏等同志对阿拉善旗工作指示笔记等，还有旗工委组织部公章一枚。杨万山没有在现场找到，后来发现被土匪枪杀在另一处树林里。张佶到樊家营子防卡看见张永祥、杨万山骑的两匹马拴在卡子上。张佶还不知道是孟巴图叛变通匪杀害了曹动之，鉴于阿拉善旗是和平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张佶未敢贸然对孟巴图采取行动。张佶找到了曹动之的下落后，因匪情不明未敢久留，当即押着闫米仓、赵秀从另一条小路绕道准备返回定远营。
1950年8月12日，阿拉善旗工委、旗政府为曹动之、张永祥、杨万山举行追悼大会，2000多人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唁电称：“动之同志为革命事业，多年艰苦奋斗，不幸被匪杀害，实为党与人民重大损失。全党同志必须提高警惕，坚决肃清土匪，为巩固革命胜利而努力。”宁夏省委给旗工委电报指出：“匪特勾结袭定并杀害曹动之，他为阿旗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是我们党与阿旗人民很大损失。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胜不骄，败不馁，你们应更加沉着镇静，毫不灰心丧气，要有信心，在与匪特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战胜敌人，更加努力为阿旗人民服务。”
1950年11月14日，曹动之的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经银川时，宁夏省党政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为曹动之题的挽词是：“为人民牺牲，模范未来。”宁夏省委的挽词是：“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虽死犹荣。”宁夏省人民政的挽词是：“为人民事业而牺牲，其功德永垂不朽”。
阿拉善旗是和平解放地区，地域辽阔，情况比较复杂，争取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不巩固，尤其是牧区群众工作尚无基础，封建王公的传统影响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当地民族干部的培养成长还需要一个过程，我党在阿旗开展工作必须有清醒的估计。国民党特务与郭栓子土匪勾结袭击定远营，阴谋利用阿拉善旗上层内部矛盾，煽动一部分反动分子，挑起阿拉善旗反革命暴乱。暴乱虽然没有完全得逞，但阿拉善旗工委对此高度重视，对国民党特务猖獗的破坏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
1950年8月7日，宁夏省政府主席潘自力，副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给阿拉善旗政府来电：“郭匪此次进攻定远营，经我全体参加战斗的指战员同志英勇抵抗，在战斗中我金库房主任李克金、盐警唐连明、王德民三位同志光荣负伤。这种为维护人民利益和祖国财产奋不顾身的英勇事迹，是值得表扬的。请代慰问并很好地予以治疗，在生活上亦望多加照顾，使之早日恢复健康。”唐连明最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光荣牺牲。
（第八节）阿拉善旗走向民族团结
郭栓子土匪袭击定远营，曹动之遇难牺牲，在中共阿拉善旗工委和宁夏派来的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工委领导成员中在对阿拉善旗半年多的工作估价和当时形势分析上，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对不利因素看得过于严重，产生了悲观失望和急躁的情绪。宁夏省委对阿拉善旗的局势十分关注，派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和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志强到阿拉善旗同工委一起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阿旗的工作。
为了加强阿拉善旗工委的领导，1950年10月，宁夏省委调李健同志任中共阿旗工委书记。李健是山东乐陵人，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即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是中共金灵工委（后来的中共宁夏工委）余庄子工作据点的负责人之一。194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为宁夏的解放和接收工作做准备，李健任工委委员。
李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较高的政策水平。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在宁夏省委的指示下，在曹又参、王志强同志指导下，旗工委正确地评价了半年多来的工作，正确地分析了阿拉善旗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阿拉善旗民族上层人士的政治倾向及其内部矛盾与斗争，确定了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批评了某些同志对形势看法上的悲观失望情绪和工作上的急躁情绪。确定坚定地争取团结民族上层，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转向牧区沙窝，转向牧民，集中注意力做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作为今后几年的基本工作方针。
1953年1月，在宁夏省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达理札雅被选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任命达理札雅为由阿拉善旗和磴口县组成的州一级的宁夏省蒙古自治区主席。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后，达理札雅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巴音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州长。1956年达理札雅同意自治州与额济纳旗一起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组成巴彦淖尔盟，达理札雅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阿拉善旗旗长。在阿拉善民主改革中达理札雅态度积极，废除了“宝得阿勒巴”和“乌拉”制以及土地私有制，在畜牧业合作化运动中把自己的牲畜捐献给国家，在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带头捐献，全旗各界捐献人民币（旧币）10亿元，支援修建青藏公路购买骆驼6000峰。
1952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将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及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4年绥远省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撤销了绥远省建制。1955年又撤销了热河省，将赤峰、翁牛特左右两旗、喀喇沁旗、宁城、乌丹等六旗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至此，宁夏省的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划归内蒙古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务院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积极协调宁夏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有关划归事宜。
1954年9月，宁夏省建制撤销，宁夏省蒙古自治区划归甘肃省，改称甘肃省蒙古自治区，以后又改称自治州。1955年1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同意甘肃省的报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将自治州改称为甘肃省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12月19日至23日，在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额济纳旗旗长塔旺嘉布、副旗长牛顿在大会上讲话时，表示额济纳旗愿意参加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并表示愿意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大会遂将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和额济纳旗合并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议案，报告上级并正式着手进行工作。随后，国家民委汪锋等领导同志又出面与达理札雅协商做工作，并与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商定，1956年4月将自治州由甘肃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956年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王逸伦带领工作组到兰州，与甘肃省负责人陈成义、王志强、陆为公、葛士英及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的李健、杨力生具体研究了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和额济纳旗合并和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交接方案，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反复协商，方案于2月下旬最后确定下来，并由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报告了中央。1956年4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将甘肃省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和额济纳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而后又由内蒙古自治区报请国务院批准，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与额济纳旗合并组建巴彦淖尔盟，管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并将巴音浩特镇改为旗县级巴彦浩特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