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就要降临。塔山寺外，诺大的土坪挤满着黑压压的人群。还有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火把，陆陆续续地赶往这里。在这偏远的穷山村，能免费观看电影，着实是破天荒的一大乐事。
在人声噪杂中，忽然响起了“突突突突”的轰鸣声。原来是放电影的发电机发动起来了。顿时，只见发电机旁竖起的一杆铁管上亮起了一盏灯，雪亮雪亮的。与当地家用的煤油灯或者松香木的亮光相比——天壤之别。
紧接着，在那齐人高的土台子柱头上也亮起了一盏电灯，光芒四射。但见台子两边的石柱，用绳索将一面大白布从四角扯紧，挂在石柱的半腰中。
有一位见过世面的告诉人们：“那就是放电影专用的银幕。电影里面的人，就在那里唱歌跳舞。”
听了这番话，许多老者都有些担心；银幕这样竖立着，还吊在半空中，里面的人会不会掉到地下来？
“喂！喂！大家安静了，大家安静！听我说几句。”大队赵支书此刻的心情也异常激动。他站到土台上拿着话筒，眨巴着小眼睛大声说：“今天，我们东平县革命委员会宣传部的李部长——（他就是我们塔山大队民兵营长李贵的爸爸）他带着放映队下来，特意在我们大队进行动员和下达乂乂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三部电影；一部是四川大地主刘文采剥削农民的《收租院》,还有两部是最好看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和《青松岭》。现在，就请李部长为我们作指示。大家鼓掌欢迎！”
李部长原本和老婆孩子正坐在电影机旁聊着天。听到赵支书请他作指示，他起身分开人群，踩着踏步走上了土台子。随手接过赵支书双手递送的话筒，逐渐地说开去
李部长先是从美帝的罪恶、苏修正的可耻，再说到目前革命的大好形势。说到激情处，无不手舞足蹈。
一阵功夫下来；口也干了，舌也燥了。他拿起赵支书递来的一杯水，一口气喝得精光。
最后，李部长号召大家：“我们塔山大队，一定要在这场运动中做出成绩来。虽然我们生活贫困，条件落后。但是，我们要争取在政治运动中走在前列、做出榜样。我已经跟赵支书说了，我就代表县革委留在塔山进行蹲点。我们塔山大队不但要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而且要组建一支宣传队。我特地带来了一些革命剧目，来这里进行排练。宣传队办好了，可以到公社、到县里去参加演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要高度重视，切实地抓紧抓好。参加宣传队的演职人员，按最高劳动日计工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都要全力支持，要把搞好宣传队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过些时候，我们县里的宣传部要来考察并进行评定。”
终于说完了。李部长伸出舌尖，添一添发干的嘴唇，意犹未尽地宣布：准备放电影吧！
第二天，李部长人是走了。可是，他给塔山人留下了一个大难题。真是应了一句俗语——上边一句话，下面累趴下！
塔山这个穷地方，一没人才，二没乐器。如何办好宣传队？这件事情可把赵支书和所有的干部们都难住了。他们凑在一起开了半天会，还是没曾拿出个具体方案来。
冷不防的，妇女主任凡秀英一拍大腿，站起身来说：“李部长带来的演唱戏本节目上，不是有几段快板戏吗？这种戏最简单，将两块竹片用线串起来，啪哒啪哒的甩着，照本背诵就成了。”
大家看着这位长得高大丰满的少妇,有那晒不黑的白肌肤。浓眉大眼中透着灵气，配上梳理得整洁的长辩子，倒有几分韵味。
听凡秀英如此一说，民兵营长李贵也在一旁坐不住了。他随机附和着说：“我的男声独唱也不错呀！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能吹会拉的乐队人员来。”
赵支书看看时间已近晌午,作出总结：“这件事务暂时由妇女主任凡秀英牵头，先到各队去找人组成一个戏班子。参照戏本，拣最容易的节目先练着罢。”
宣传队招人的消息传出后，令大队的干部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听说凡是进入宣传队排练及外出演戏都记最高工分，因此来报名参加的人员络绎不绝。稍有姿色或是文艺爱好的，男女老少应有尽有。最后由大队统一通知面试后，筛选了十六名中意的留作演职人员。这其中，少不了李贵和凡秀英在内唱主角。
其实，在这个临时组建的戏班里，稍有演唱功底的要数李丽。她是民兵营长李贵的妹妹，虽已结婚多年，但那天生的美人身架风韵犹存。
李丽就嫁在塔山大队通往公社路口的第一队。结婚已有六年了，也未曾生育。她为了生儿育女，到处问医求药。已弄得家贫如洗，心力交瘁。回想当年，她在中学读书期间被誉为“小天鹅”，即窈窕又活泼。她钟爱文艺活动，还曾在一次文艺汇演中拿了奖状。这次李贵特意前往做妹妹的思想工作，让她进入宣传队。其一看她是这块材料；其次，是想让她通过参加文艺活动，排解长此的愁闷。李丽欣然应允了。
宣传队总共有十六个人。
那四个鼓捣乐器的，曾是村里死人时做过“大乐师”的艺人。他们都高兴地自带了乐器前来参加排练。
戏班子就这样凑合起来了。
从此，这班人马开始日夜折腾起来。锣声、鼓声、嚎叫声，把一个塔山寺搅得沸沸扬扬，煞是热闹。
时下正是深秋。吃住都在塔山寺经济场的人员，包括种植组、养殖组、木工组、竹器组。总共40多号劳动力，全都散落在寺庙周围的山脚下挖红茹。
再过几天就是霜降节气了。
经济场要赶在打霜之前把一百多亩山地的红茹挖完，只好停下其它活计，共同抢收红茹。若留下那来不及挖完的被霜打了，茹叶蔫了、红茹也冻坏了。
地头里，一群老老少少的手艺人在外赶季节、忙碌农活。
寺庙内，一班年年轻轻的后生仔在家搞排练、歌舞升平。
这班人还吃喝场部的免费公餐，拿着队里的最高工分。难免有人私下议论，心怀不满。
掰着指头数一数，半个月时间过去了。
这一天拂晓，赵支书从居住北坡的自家出耒。他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南山下边的第九队找李贵。
但见一座高大的四合院式青砖瓦房位居村中，那家的大门尚未开启。李贵就居住于此。
那座大瓦房，原为塔山村庄里唯一的大地主修建的。只因解放初期，从他家里搜出了埋在地窖、已是锈渍斑斑的一杆鸟枪。不问青红皂白，竟以反革命论罪把那户地主全家枪毖了。
当时，李贵的爷爷是土改干部。他倚官仗势，携家带口的霸占房产。流传至今，自然默认为李家遗产了。
赵支书走到屋前，推了一下大门——还栓着。他在门外大声叫了起来：“李营长，你今天开车去县城的供销社交售松脂和晒垫。完事以后，赶到和平戏院去。我们公社的蒋宣委在那里等着，你去把下放的两户人家搭乘回来。听淸楚了没有？”
屋里的李贵答应着：“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