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故生了李氏后，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读读，纺绩女红为要。”
（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问不闻，惟知侍亲养子，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
这些文字交代了她的身世际遇，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特点，丈夫早亡，封建礼教的束缚，使这位善良的女性过早地熄灭了青春的热情，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了对儿子的教育上。可以说她是“三从四德”的典范，娴静、素朴、尊老、育幼等品质，是“德”的最好体现。
青春丧偶的李纨在大观园中贵族阶层里的打扮是最朴素的，如第七十五回，尤氏在李纨处洗脸用的还是李纨丫鬟素云的脂粉，她甚至没有一般女子化妆用的脂粉，时刻以一个寡妇的要求规范自己，这与有丈夫的凤姐装扮华丽入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一位被标榜的节妇典型，她的一生也就是宝钗的将来。
作为金陵十二钗之一的李纨，是作者十分同情的人物，从全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多事，不多嘴，恪守礼法的“标准寡妇”。由于她的品行及对贾兰的教育，使得她在贾府中始终处于被同情、被保护和被尊重的地位。贾母、王夫人对她格外照顾，正如第四十五回凤姐所说：
“亏了你（指李纨）是个大嫂子呢……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里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总没有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大官中的，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来陪他们玩玩儿……”
从精明的凤姐口中，可以得知这位寡妇的经济来源，说明由于贾母、王夫人的疼爱，李纨母子的物质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书中关于李纨教育贾兰的文字很少，但好学上进的贾兰必然是这位知书达理的母亲教育出来的，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最终中举，光耀了门楣。
作者塑造的这位贵族阶层的年轻寡妇母亲，重点在于表现她恪守节操，遵守着“好女不侍二夫”的古训，牺牲青春育子成材。一方面，她牺牲自己的青春年华，来教导儿子成材，体现出一个母亲的伟大和无私。同时也是对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丧偶后还可以续弦，而女子嫁人一旦丈夫去世，便要终生为丈夫守节不许再嫁的不公平待遇的有力控诉。
这些处于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虽然守寡，但由于她们地位和身份的高贵，不像平民阶层的寡妇生活艰难。她们只要恪守妇道，守节终生，就能保住自己的社会身份，具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来源。虽然会有不如意的事，但绝不会像平民寡妇那样饱尝艰辛而为生计发愁或奔波。所以她们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她们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失去了自己追求幸福婚姻生活的权利，她们的精神生活是空虚的，不快乐的。作为寡妇母亲，失去了丈夫，便把所有的解爱都转移到了儿女身上。
（二）市民阶层的寡妇母亲。
书中描写的这个阶层的寡妇有金荣之母胡氏、贾芸之母卜氏、贾菌之母娄氏和袭人之母等，对她们的描写大都不是十分详细，有的只是为表现主要人物或情节的陪衬。
胡氏是金荣之母，她由于家贫，无钱请先生，却也希望儿子有点本事，于是借儿子姑妈嫁与贾璜为妻，便可以在贾家义学中读书。听到儿子在学堂中与秦钟等闹矛盾，无论儿子对错，是否受委屈，都教训儿子道：
“你又要管什么闲事？好容易我和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又千方百计的和他们西府里琏二奶奶跟前说了，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儿。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的起先生么？况且人家学里，茶饭都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体面衣裳。再者你不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想找这么个地方儿，我告诉你说罢，比登天的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子睡你的觉去，好多着呢！”（第十回）
从胡氏训子这段发自肺腑的文字可看出，这个家庭，靠儿子进学堂，一是可以学点知识，长点出息；二是省了家中的茶饭钱，都是学堂供应；三是可以结识一些贵族子弟如薛蟠等，给些银子帮衬家里。胡氏让儿子绝了再在学堂讨回公道的念头，实在是出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这样。闲话时，胡氏向小姑子说了贾家学房的事后，璜大奶奶便要去讨个公道时，胡氏的表现是：
急得了不得，忙说道：“这都是我的嘴快，告诉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别去说罢。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或闹出来，怎么在那里站得住？要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还得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第十回）
上述可看见，金荣之母胡氏家贫，生活艰难而不敢闹事，表现出一种势单力薄、胆小怕事、贪小便宜的性格。一方面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通过进学堂可以谋求自立，另一方面对儿子在学堂中受气，也只能忍气吞声以便儿子继续留在学堂读书。
袭人之母，总计在书中出现过两次，是作者着墨不多的一位中年寡妇母亲，她的塑造也重在衬托其女儿袭人，使情节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空间和理由，为袭人性格的塑造提供环境和基础，作品对袭人之母并无过多的描写，外貌、年龄、言语等的描写都是没有的，连母亲要赎回袭人这一情节，也是通过描写袭人的心理时得以展现：
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儿，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况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权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了！”因此哭了一阵。（第十九回）
袭人哭诉的这段说明，父亲在世时，日子艰难，便把女儿卖了，得些银两维持生计，后来父亲去世，家里被袭人母兄打理得很好，渐渐生活有了起色。爱女心切的母亲，便有了赎回女儿的念头，不让女儿再在富贵人家为奴为婢过侍候人的生活，可是在洞悉女儿心思（想成为贵族家姨太太）后，便也“石头落了地”、“再无赎念了”，可见母亲的心是处处为女儿着想的。
处于市民阶层的人们，由于地处城市，只有很少的生活来源，想要生活，只能借助于在上层社会中富贵家庭里谋取差事，以求养活全家维持生计。可想而知，这个阶层中的寡妇母亲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失去了丈夫，没有生活来源，有的为了子女还要委曲求全，出卖自尊。她们为子女付出了很多，受到“从一而终”思想的制约，她们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精神生活更加贫乏和不自由。
（三）农民阶层中的寡妇母亲。
《红楼梦》不愧为百科全书，不仅塑造了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的母亲形象，也塑造了农民阶层的母亲形象，代表人物就是刘姥姥。
刘姥姥，王成之妻的母亲，是一位很具个人特色的农村老太太形象，在全书结构上有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她是贾府由盛到衰的见证人，于是“千里之外，芥荳之微”的寡妇刘姥姥在第六回登场了。
刘姥姥乃是久经世代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子息，只靠两亩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养活，岂不愿意呢，遂一心一计，帮着女儿女婿过活。
而说起这位积年老寡妇刘姥姥的女婿王成，祖上曾作过小京官，与凤姐儿之祖认识，因贪王家权势而连宗作了本家，现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乡村中住了”。眼看过冬，女婿一家衣食没有着落，刘姥姥便想出去城里求亲戚接济的主意，但女婿不肯出头，一家生计的重担，便落在了提出这个主意的刘姥姥身上，她“舍了老脸”去城里荣国府中讨活路，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地从当家人凤姐那得了“太太给丫鬟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于是刘姥姥发出了“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的感叹，不过，事实的确如此。
刘姥姥在二进荣国府时，为这些城里人带来了乡下的新鲜瓜果报答他们。机缘凑巧，贾母正想找个“积古”的老太太说说话，刘姥姥便使尽浑身之术，可谓洋相百出，博得众人一笑。同时刘姥姥的表现，又使凤姐、鸳鸯等人对她生出敬佩之心；凤姐还让刘姥姥为自己的女儿大姐起名字，临终前，还把女儿托付给刘姥姥照顾。这些都表明，贾家的凤姐等人已不再像对待一般穷亲戚那样对待刘姥姥了。
可见，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村老母亲，虽然性格中有粗俗世故的一面，但总的说来，她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寡妇母亲。她为女儿一家付出的关爱与艰辛，是值得人们钦佩的。
总之，这些单亲家庭中的寡妇母亲，失去了丈夫之后，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制约，无论她们的地位阶层如何，她们都没有自由选择再婚、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如班昭在《女诫》中说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她们把“烈女不更二夫”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加上当时程朱理学所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被封建统治者所极力推崇，苛求寡妇守节，不得再嫁，对“贞节烈妇”给予立牌坊的奖励，于是守节教子便成为她们后半生的“生活”和命运。综上所述，《红楼梦》塑造了各个阶层众多的母亲形象，她们虽然性格各异，但都表现了以男权为代表的封建社会中，已婚妇女的社会地位、命运和生存状态，无论她们所处的阶层如何，有丈夫的妇女，要受到“男尊女卑”的束缚；无丈夫的寡妇们，则要终生为丈夫守节，毫无个人幸福可言，只能在凄凉寂寞中，牺牲自己的青春教子成材。这些母亲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而且打破了以前小说中母亲形象塑造的单一性、类型化的特点。拿同为四大古典名著的《水浒传》来说，也塑造了十几位女性形象，其中对母亲形象的描写也有，如李逵之母、雷横之母、公孙胜之母等，但这些母亲形象的塑造比较单薄。如第五十一回描写的雷横之母，并无细致的外貌、身份描写，更别说性格了，这些母亲形象的出现，目的是衬托主要人物，使他们的言行、性格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而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相比之下，《红楼梦》中大批母亲形象的塑造，充实了古代小说的人物园林，广泛地反映了夫权社会各个阶层中已婚妇女的生活状态和命运遭际，为后世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丰富、饱满的母亲原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以曹雪芹、高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为准。
［2］张怀承：《中国家庭与伦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43页。
［3］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67页。
［4］刘宁元主编：《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