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开妓院在当时是合法经营，但年轻人去妓院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王景隆的父亲听说他在京中与妓女相好，非常生气，骂道：“没下稍的狗畜生，不知死在那里了，再休提起了。”一口一个畜生，并想将他逐出家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的父亲“闻知儿子嫖院，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他迷恋十娘颜色，终日延挨。”气得父亲“在家发怒”，亲戚朋友也不愿借钱给他。由此可见，年轻男子嫖院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既然人们大都反对或鄙视男子去妓院，那么，为何像王景隆这种“谨依父命，在寓读书”的文人，以及卖油郎秦重这样忠厚老实的小商人也情不自禁呢？让我们先看看《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编撰者借王景隆的视角描述的青楼环境及其迷人之处：花街柳巷，绣阁朱楼。家家品竹弹丝，处处调脂弄粉。黄金买笑，无非公子王孙；红袖邀欢，都是妖姿丽色。正疑香雾弥天霭，忽听歌声别院娇。虽然道学也迷魂，任是真僧须破戒。再看青楼中人的美貌与魅力：（玉堂春）鬓挽乌云，眉弯新月。肌凝瑞雪，脸衬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莲窄窄。雅淡梳妆偏有韵，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数尽满院名姝，总输他十分春色。（杜十娘）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至于美娘的才貌西湖上子弟编的一首歌唱道：“小娘中，谁似得王美儿的标致！又会写，又会画，又会做诗，吹弹歌舞都余事。常把西湖比西子，就是西子比他也还不如！那个有福地荡着他身儿，情愿一个死。”上述这些妓女都是鸨母花钱选买的美丽而年幼的女子，买来后，将她们“浑身衣服换个新鲜”，教她们写诗画画、“吹弹歌舞，无不尽善”，把她们培养成了绝代佳人，让男人一见倾心、流连忘返，这样才能从她们身上赚得更多的钱财。《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世通言》卷三十一）中的赵春儿被赵大妈打扮得“花娇月艳，玉润珠明”。（因此赵春儿）专接富商巨室，赚大主钱财。曹可成一见，就看上了，一住整月，在他家散漫使钱。两下如胶似漆，一个愿讨，一个愿嫁，曹可成要与春儿赎身，大妈索要五百两，分文不肯少。这些鸨母费尽心机布置迷人之景，培育迷人之女，让男性心甘情愿地“散漫使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住了男性消费者的心理与爱好，才能在“商场上”无往不胜，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以上可见，“三言”中的鸨母大都泯灭人性、贪财无义，但其中有一位鸨母却与众人不同，还存有一丝仁爱之心，即《单符郎全州佳偶》（《喻世明言》卷十七）中邢春娘的养母杨妪。小说写道：春娘从小读过经书及唐诗千首，颇通文墨，尤善应对。鸨母爱之如宝，改名杨玉，教以乐器及歌舞，无不精绝。（后来太守）下文书与杨家翁媪，教除去杨玉名字。杨翁、杨媪出其不意，号哭而来，拜着太守，诉道：“养女十余年，费尽心力。今既蒙明判，不敢抗拒。但愿一见而别，亦所甘心。”杨玉立在后堂，隔屏对翁妪说道：“我虽承汝十年抚养之恩，然所得金帛已多，亦足为汝养老之计。从此永诀，休得相念。”妪兀自号哭不止。（春娘从良后要离开此地）设筵于会胜寺中，教人请杨翁、杨妪及旧时同行姊妹相厚者十余人，都来会饮。至期，杨翁、杨妪先到，以后众妓陆续而来。这些描写说明，杨妪是众多鸨母形象中还有着一丝人情味的一位鸨母。
二、“三言”中鸨母形象出现较多的原因
值得探讨的是，冯梦龙作为当时有名的文人，为何在他像编撰的“三言”中塑造了这么几位性格比较鲜活的鸨母形象？解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经济的发展与世风的败坏。一般来说，鸨母活动是否猖獗，与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切以利为前提，人心不古，民风不淳，社会风气败坏，卖淫嫖妓之风盛行，那么鸨母就比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鸨母这个复杂世相的特殊人物也就成了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不但使人们看到鸨母本身的卑鄙与肮脏，而且也由此反映了社会的人情世态。可以说，鸨母、妓女以及嫖客的种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普遍堕落的结果。众所周知，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的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作物产量不断增长，手工业日益兴盛，商品经济有了广泛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冯梦龙生活的江浙一带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同时，也是土地兼并、课税最重的地区，如苏、松、常三府，号称沃野，但在明初已是“农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弃其本业，去为游手末作”。因而，该地区农业最早进入商业化，一般百姓多经营商业和工矿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为业”，甚至“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这说明当时商业的发展势头甚为可观。在这股全民重商的潮流中，出现了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大商帮，他们拥有巨额资本，在全国各地设有会馆，其商业活动几乎遍及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急遽上升。《明史·食货志》载，皇帝仁宗为敛财挥霍，建立了皇庄，于是，权贵大臣纷纷效仿，遍置田庄。到弘治年间，“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神宗当政期间，权贵群臣不以国事为是，大都聚敛财物，贪得无厌，据《明史》潞王、福王等传载，潞王“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于万历十七年之藩时，“田多至四万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上的官吏更是巧取豪夺，廉耻丧尽，李乐说：“或有问于赵山人曰：‘墨吏状若何？’山人曰：‘不忍言！不忍言！譬如娼家一般，然当时也存些廉耻，掩房避人。如今径在大路大晴天白日淫媾，全不怕人看见。何世道！”腐败、糜烂的官僚机构势必带来社会风气的败坏。明中叶以后，冯梦龙生活的吴地民风一落千丈，从市民到士君子都可以闻到一股腥膻的污浊气。而且整个社会奢靡淫纵、娼妓之风盛行，堂堂朝廷大臣竟献“秋方石”以媚上，街市上竟然公开出售春宫画和淫具，由此，民风不淳，人心不古，一切以利为前提，传统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已对人们失去了原有的控制力。
据《博平县志》卷四载：“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在如此重利、风俗败坏的大环境下，以追逐金钱为唯一生活目的的鸨母的产生与较多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二）社会思潮的推动与影响。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定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则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的。生活的乳汁哺育着作家，哲学的睿智激发作家的才情与思想。而“好货”、“好色”又是晚明文学和哲学共同提出的时代话题。“好货”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反映了市民趋利求财的心理；“好色”则是对程朱理学禁欲思想的反叛，具有初步的人性启蒙倾向。
这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影响和推动了文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的变革，鸨母与妓女形象的塑造正是这种变革在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体现。
“三言”诞生的晚明时期，是明王朝盛极而衰、风雨飘摇的时代，随着内乱外患的进一步加剧，统治者的腐朽无能，理学、道学的虚伪性也日益暴露。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种与程朱理学相悖的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勃兴。思想界出现了怀疑传统教条、反对礼法束缚，要求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性的解放，大胆肯定人的感情和欲望，以“人欲”抗“天理”、同情妇女疾苦的异端思想。“异端之尤”的李贽公开抨击理学，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的“童心说”把“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作为人性的最高范畴，充分肯定“人欲”的天然合理性。他还从自然人性论及“天下万物皆生于两而不生于一”的社会二元论出发，大胆倡导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在《初谭集》中，他列举数十个杰出女性，称赞她们是“见识绝甚”、“男子不如”。他主张妇女有恋爱自由和再婚的权利，认为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得身”而非“失身”。这种“异端”学说强烈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礼教，对人们的觉醒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正是在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文化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创作了不少描绘妇女生活、反映妇女命运的作品。他们通过各种妇女形象的塑造，艺术形象地实践了进步的哲学主张和新的审美情趣。
徐渭《四声猿》中的《雌木兰》写花木兰代父从军、建立军功的故事，《女状元》写黄崇嘏女扮男装考中状元的故事，通过这两个女性形象表达了“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的思想。汤显祖的《牡丹亭》塑造了因情而死、由情而生的“有情人”杜丽娘的动人形象，歌颂了女性争取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执著而勇敢的精神，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与残忍。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涌现出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且描写的多是中下层妇女。奉李贽学说为经典的冯梦龙在他编撰的“三言”中创造了一个女性群体，其中妓女杜十娘、玉堂春、赵春儿、莘瑶琴的形象尤为光彩照人。她们不堪鸨母与嫖客的摧残和蹂躏，渴望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生活。一旦爱上某人，便痴情于他，情真意切。
在塑造这些妓女形象的同时，冯梦龙也塑造了几个鸨母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对无情无义、见钱眼开的鸨母们的鄙视和憎恨来反衬自己对忠于爱情、不为金钱所动的美好女性的赞扬。如京城名妓杜十娘“见鸨儿贪财无义，久有从良之志”，她结识了“忠厚志诚”的李甲，对他一片真情。后来李甲“囊箧渐渐空虚，手不应心，妈妈也就怠慢了”，而“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玉堂春与王景隆情深意浓，一年后，鸨母设计赶走了身无分文的王景隆。
冯梦龙借玉堂春之口骂道：“你这亡八是喂不饱的狗，鸨子是填不满的坑。不肯思量做生理，只是排局骗别人。奉承尽是天罗网，说话皆是陷入坑。只图你家长兴旺，哪管他人贫不贫。八百好钱买了我，与你挣了多少银。我父叫做周彦亨，大同城里有名人。买良为贱该甚罪？兴贩人口问充军。哄诱良家子弟犹自可，图财害命罪非轻！你一家万分无天理，我且说你两三分。”
这表面上是玉堂春为发泄心中的愤恨而唾骂鸨母，其实一字一句无不是发泄着冯梦龙对鸨母这种丧尽天良、贪财无义的女性的鞭挞。令人感动的是玉堂春对爱情忠贞不渝，任凭亡八和老鸨将她“打得鬟偏发乱，血泪交流”，或者将她骗卖给沈官人，也不能改变她对王景隆的感情，最终与王景隆破镜重圆，夫贵妻荣。《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赵春儿和曹可成真心相爱，“如胶似漆，一个愿讨，一个愿嫁，神前罚愿，灯下设盟”。“曹可成要与春儿赎身，大妈索要五百两，分文不肯少”。不久，曹可成设法与赵春儿赎了身。后来，当他穷愁潦倒、无家可归的时候，赵春儿没有嫌弃他，而是把他请来，和他结为夫妻，并帮助他重振家业，为官一方，衣锦还乡。冯梦龙深有感慨地写道：“自古道‘有志妇人，胜如男子。’且如妇人中，只有娼流最贱，其中出色的尽多”［16］。对妓女的赞扬之情溢于言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被贪财的鸨儿用计破了身子之后，受尽了吴八公子等嫖客的蹂躏欺凌，最终被小商人秦重的真情、尊重和体贴所打动，以千金自赎，嫁给了市井之辈的卖油郎，过上了正常、幸福的婚姻生活。
（三）冯梦龙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性格。
作为“中国16世纪至17世纪文化与文学主潮”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冯梦龙在青壮年时，像所有读书人一样，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始终不得志。但他并不是一个死啃经书、专在八股文里耗费青春的腐儒，年轻时经常出入青楼酒馆，“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过着放浪自由的生活。他还爱过一个叫侯慧卿的名妓，发展到寸步不离、难舍难分的地步，并订立了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以致使他铭心刻骨，誓死以情相守而无怨无悔。可好景不长，侯慧卿遇到了一个颇似盐商孙富那样的男子，冯梦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人被夺走而无可奈何。而侯慧卿的移情别嫁（也许出于无奈，也许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并没有减少冯梦龙对她的一片痴情。冯梦龙的朋友中，也有一部分沉湎风月，且多情善感，风流成性的人。其中有痴情如己者，如无涯氏与名妓王冬生“一见成契，将有久邀”，“而冬迫于家累，比再访，已鬻为越中苏小矣”。对无涯氏的不幸遭遇，冯梦龙同情，当即作散曲《送友访妓》赠无涯氏，支持他寻找王冬生，了却那份情缘。冯梦龙曾说：“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辗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屈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尝戏言：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喜如来’”。此言真实地描绘了冯梦龙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感情，与他在《山歌·序》中所说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思想观念相一致。从冯梦龙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来看，他对妓女的怜惜和尊敬、对她们不幸命运的同情完全出于一片真情实意，与他笔下的鸨母和李甲、孙富、吴八公子之流完全不同。总之，科场上的不得志，与友人的交往，以及青楼歌场、茶坊酒馆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妓女和鸨母，同情与了解妓女非人的生活，耳闻目睹一些鸨母如何用皮鞭等非人的手段打骂、威逼妓女，或用卑鄙的计谋逼迫妓女接客的故事。这对他编写以妓女、鸨母为题材的小说，塑造鸨母形象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了几个性格比较鲜明活的鸨母形象。当然，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塑造鸨母形象并解不是“三言”的首创，唐人小说里就有鸨母形象，但人数较少，性格比较单一，只有《李娃传》中的鸨母个性比较鲜明，而“三言”则塑造了较多的鸨母形象，它通过人物对话、心理和细节等描写把鸨母刻画得更加生动。通过对她们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见钱眼开、残忍无情、感情与性格被扭曲了的老妇人，看到了当时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同时冯梦龙通过鞭挞这些灭绝人性、贪财无义的鸨母，反衬和赞扬了那些有情有义、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妓女。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鸨母的皮鞭威逼，嫖客的玩弄蹂躏，妓女的痛苦眼泪，构成了妓院特殊的生活环境，对金钱的过分贪求，扭曲了鸨母这一特殊群体的感情和性格，使她们干了许多灭绝人性、伤害人伦的事情。而冯梦龙的“三言”通过对妓院生活的描写，对鸨母与妓女形象的塑造，真实地揭示了晚明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和娼妓制度的罪恶，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认识价值。同时，这些鸨母的所作所为，也反映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趋利求财的心理和灵魂的阴暗面，她们在不同情况下对待妓女与嫖客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和社会的黑暗。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三言”的人物画廊中，这些鸨母形象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值得重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抱瓮老人编《今古奇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4页。
［3］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4］《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百。
［5］于慎行：《谷山笔廛》卷四“相鉴”。
［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7］［8］参阅聂付生：《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9］参阅聂付生：《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10］参阅张义光：《三言二拍与晚明社会思潮》，《汉中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1］［12］［13］［14］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8、59页。
［15］参阅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385页。
［16］冯梦龙：《警世通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17］王挺《挽冯梦龙诗》，见缪泳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18］参阅聂付生：《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8、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