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主要依靠集体经济举办的和带有公益福利性质的医疗制度。培养赤脚医生则是和发展这种制度的重要途径。1967年1月1日，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开始在全社各生产大队创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办法是："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1角钱。除个别年老痼疾需要常年吃药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12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外，其余10人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3至5元。"这里所说的10个记工分的公社卫生所医务人员就是"赤脚医生"。《红旗》杂志吹捧"赤脚医生"的文章发表后，乐园公社的作法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68年12月初，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并加编者按，介绍了乐园公社的经验，认为："这种彻底改革旧体制，使医务人员成为亦医亦农的劳动者，是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随后，全国农村在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的过程中掀起了创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1969年后，绝大多数农村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站以10万计，"赤脚医生"也很快发展到100多万人，生产队卫生员发展到300多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赤脚医生"、卫生员和接生员。赤脚医生都是从贫农、中农、知识青年中选拔培养，经上级卫生部门培养训练而成。当时各级党的组织、医疗卫生部门和解放军医疗卫生单位，对赤脚医生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许多医院和医学院成立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并派医疗小组到农村巡回医疗，带教赤脚医生，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把培养"赤脚医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改变农村落后的医疗卫生面貌的一个途径，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林彪、江青集团却把培养"赤脚医生"定为"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强迫许多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有的地方甚至把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把农村的"赤脚医生"调到城市医院，称之为"对流换岗"，把这说成是改变"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根本方法，是"医学革命"。实际上，这是医学事业发展的倒退。城市的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后，由于农村缺乏医疗条件，不能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农村的"赤脚医生"缺乏必要的业务水平，到城市医院后，根本无法担负医疗任务。因此，培养"赤脚医生"的"医学教育革命"实际上是干扰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使之长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历史经验表明，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首先应做的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生产力，在这一基础上培养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医务人员。
江青、康生等人炮制的诬陷名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蓄意诬陷、迫害了一大批阻碍他们夺权的老干部。由于康生在"文革"初期和中期一直掌握中央专案工作大权，许多重大冤案都是由林彪、江青在幕后策划，康生出面直接点名，指使逼供、定性定案的。
7月，康生伙同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1968年9月17日，康生致信江青，毫无根据地给刘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的帽子。
为了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林彪、江青一伙诬陷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无产阶级路线"相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条与之相应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基于此，1966年8月，康生特地指示"红卫兵"清查混进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根据康生的指示，红卫兵特地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随意进入各单位，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康生等人则利用红卫兵"抓叛徒"的"成果"，从1967年到1968年，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打倒了一批老同志，株连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其中影响重大的如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61人"叛徒集团"冤案、"广东地下党"冤案、"冀东"冤案、"上海地下党"冤案、"内人党"冤案、"’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冤案、"赵健民特务"冤案、"新疆叛徒集团"冤案、"大特务刘仁"冤案等等。更为恶劣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江青、康生等人相互勾结，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人手，接连炮制了4份诬陷名单。
7月21日，康生亲自罗列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所谓有"政治问题"者的名单。名单中，19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除有病和死亡者31名外，被康生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有88名，因"有政治历史问题"而"靠边站的尚未列人专案"的有7名，"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人，共计124人。
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现在写的人尚未完整……这是粗略的排列，很不准确，谨供参阅。"
月23日，康生和妻子曹轶欧指使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份《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中有3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月27日，康生、曹轶欧再次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经过了康生的亲笔修改和审定。在前份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中有60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严重问题"。在后份报告中，159名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有74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里通外国"。
这4份诬陷名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诬陷、打倒老干部的名单"总结"，也是他们准备继续残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名单目录。上了这4份黑名单的老干部，绝大多数也的确受到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和迫害。同时，通过诬陷迫害活动，大批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从而为林彪、江青集团攫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创造了条件。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以来，随着毛泽东"全面夺权"口号的提出，全国各地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为夺权、掌权，相互以武力相抗，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挑动下，武斗又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全面内战。各派群众组织在武斗开始时还限于仅用长矛、棍棒，后来发展成抢夺解放军、民兵的武器装备，甚至抢劫运往越南的军列。为了制止各地日益严重的武斗，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发布通令，"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但是，由于"全面夺权"的总方针没有停止，制止武斗的效果不大。尤其是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和9月15日连续发表讲话，鼓吹"文攻武卫"，更是火上浇油，使全面内战升级，持续不断。到1968年夏天，一些省、区的武斗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广西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在铁路沿线架起机枪，致使两广、湖南一带交通运输一度中断。1968年5月5日晚12时至次日凌晨4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了3800多人，出动45辆汽车，一列火车客车，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个。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抢枪事件。10日，柳州"联指"又抢走驻军部队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万多发，六。炮、迫击炮2门，四0二火箭筒2具，并打伤干部战士47人。21日，柳州市另一派组织以对付柳州"联指"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走援越弹药1.1万多箱，共计子弹1700万发，竞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留下了"收条"。6月4日，广西"联指"所属组织3500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1859支，六0炮8门，子弹约100多万发。
陕西自1968年4月以来，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武斗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儿月以来，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60余次，被抢现金734万多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44万斤，粮票63万斤。三原县武斗烧毁松香90多万斤，损失近1000万元，烧毁棉花4000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烧掉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吃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房屋1.5万余间。5月26日，一小撮坏人制造了西安铁路系统全线停车事件，6月3日又发生冲击西站事件，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积压车皮高达八九千辆；铁路、公路经常发生开枪、拦截车辆、殴打司机和执勤战士事件。全省有4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络联系的有29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续的有18个县。全省被抢各类枪支数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7月19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事件。
针对广西、陕西等省、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8年7月3日、24日，两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七三"布告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抢劫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线上的据点。（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3）无条件地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七二四"布告指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区，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织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1）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2）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3）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4）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5）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1）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2）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3）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4）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5）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6）对有确凿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这两份布告的发布，从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混乱和沉重灾难，也表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结束全面内战，逐渐收拾乱局的意图。这两份布告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9月22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在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指出：陕西省集中力量落实"七三"布告和"七--N"布告，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全省范围内武斗已经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已经拆除，各地的专业武斗队已经解散和瓦解。从8月8日到9月17日，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各种弹药400多万发。
但是，这两份布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武斗产生的原因，只是力图制止武斗的现象，因而在"全面夺权"的口号下，一些省、区的武斗仍很剧烈。甚至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全面夺权"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1969年，全国部分地方的武斗仍在继续。
"七二一"指示与高校恢复招生
"七二一"指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它为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提供了理论依据。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改革旧的教育体制，确立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为保证高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这一制度受到了冲击、批判，直至被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