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8月，立即派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根据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工作的指示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整顿和恢复。张太雷吸取1920年建团的经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了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创建并发展了团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来进行思想宣传和教育，建立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初步确立了对各地团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继1921年11月上海团组织首先恢复活动后，其它已建团组织的活动也相继恢复发展。随后，各地更多的团组织在全国建立起来。从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恢复和正式成立的各地团组织共有17处，分布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市，全国共有团员5000多人，此外，已在筹建和即将成立的各地团组织还很多。一个有着统一思想的全国性青年团组织已具雏形。各地团组织恢复发展后，都积极地在工人、学生、农民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在1922年初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有五个地方团成立，即召集全国大会，通过正式章程及组织中央机关"。因此，召开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正式章程，组建正式的中央领导机构，就成为团组织发展的最迫切任务。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以代理书记的名义，于1922年2月22日向各地发出了关于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原定4月在上海举行，后因广州的政治环境较好，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也将于这天在广州举行。因此决定将会议延期于5月5日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有着重要的含义。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在大会筹备期间，各地团组织都认真举行会议，推选出参加团"一大"的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也于3月抵达上海，参与讨论了大会的议程与有关的组织事项，大会开始以前，中共领导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先后来到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对团的"一大"的指导方针和团"一大"召开的重要意义。中共的正确指导，成为团的"一大"顺利召开的有力保证。
5月5日，即卡尔·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开幕。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因此，出席大会的除来自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等15个地方团的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吴、方国昌（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王振冀、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风、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燃、陈公博等25名代表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的2名代表外，还有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1500余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以及彭湃、李启汉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张太雷致开幕词，接着有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员代表16人发表了演说，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说，在讲演中，陈独秀希望广大青年能"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也在会上发表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开了6天，举行了8次会议，听取了施存统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谭平山（广州）、邓中夏（北京）、易礼容（长沙）、莫耀明（南京）等人所作的本地团的情况报告，并且通过了团的纲领、章程等决议案。大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5月10日）晚上，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方国昌（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等议决案。团的章程确定了团的组织原则。《团章》规定："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团的纲领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指导下，团的纲领发出了关于民主革命纲领原则的先声。纲领充分肯定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三条政治方针：
"（1）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2）工人和农民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3）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纲领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目标是民主主义，而不立即是社会主义等理论，这是对当时中国国情正确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等决议对青年运动以及广大青年的生活状况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它标志着青年团组织是代表广大青年利益并带领他们前进的核心力量。总之，大会通过的决议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已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顺应了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急需一个先进的有着正确纲领的核心力量来加以领导这一历史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确立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政治纲领，即在现阶段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完成后，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极大地满足了广大青年在五四运动后日益增长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引下，中国青年运动日益显示出它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敏感性、挑战性、先进性，以及它自身发展的不断成熟性。正如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一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也使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即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段，从而在以后的人民民主革命中，进一步发挥出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创立之时，正是中国共产党筹建之际。在各地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早期团组织都积极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他们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以及农民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组织上，各地团组织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学生以及农民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向党的队伍输送骨干培养了大批人才。很多早期团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本身就是早期共产党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又有一批优秀的团员首先吸收入党，并成为各地建党的骨干。长期担任团的负责人的任弼时在1949年4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曾代表党中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他说，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陈炯明叛乱事件
6月16日，时任广州军政府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在广州公开发动的反动武装叛乱。
陈炯明，广东海丰县人，清末秀才，广东法政学堂毕业，曾任清广东省谘议局议员。1909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时，陈炯明参与领导广东光复之役，任广东军政府副都督，1913年升任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逃往日本，在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中，倾向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回国，在广东东江一带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7年9月，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反对北洋军阀，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孙、陈商议必须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孙中山遂将广东省公署的20营警卫亲军交给了陈炯明，以此为基础建立援闽粤军。这是国民党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同年12月，因北洋军阀派兵从福建进攻广东潮汕，陈炯明率援闽粤军进军福建。经过10个月的奋战，打败了福建都督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闽西南20余县，部队也不断扩大，发展为2个军2万余人。从此，粤军成为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力量，陈炯明也成为孙中山亲手培植的"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孙中山把陈炯明统率的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倾全力装备这支队伍，将国民党大批军事人才，如邓铿、许崇智等派入粤军，以加强对粤军的领导力量，并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希望依靠这支部队达到革命的目的。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培植下，一度成为当时国民党的军事要人。1920年6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8月，在孙中山的督促下，陈炯明率部分兵三路进攻桂系军阀岑春煊和陆荣廷，开始了驱桂战争。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粤军占领了广州，并把桂军驱逐出广东省。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又任命陈炯明为军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率粤、赣、滇、黔各军进人广西作战，击败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将桂军驱出广西省，两广遂宣告统一。
粤军平定广西后，陈炯明白恃羽毛已经丰满，大权在握，梦想做"广东皇帝"，称雄于西南各省。为了保全实力，巩固个人权力和地盘，他力倡"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与直系军阀相勾结，阻碍孙中山统一中国的事业。还以后方不稳，树敌过多为借口，反对北伐，反对成立正式政府和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举行就任大总统仪式时，陈拒绝出席。1922年2月，孙中山率军政府所辖各军分路出师北伐，试图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以实现民主共和的初衷。然而，陈炯明却和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阻止孙中山取道湖南北伐。孙中山被迫改道江西北伐后，陈又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暗中达成反孙协议，阴谋阻击孙中山的北伐军。1922年3月。陈派人暗杀了坚决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孙中山为保全革命大业，两次电召陈炯明会晤，以便晓以大义，争取陈支持北伐，均遭陈的拒绝。陈并向孙中山提出辞呈相威胁，公开表示不合作态度。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变更北伐计划。4月8日，孙中山回师广州，免去了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长的职务，撤消粤军总司令部，粤军改由大本营直接统辖，只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以促其醒悟。但陈表面上表示接受孙的免职令，暗地里却率领亲军退出广州，转道惠州驻防，所率军队驻扎石龙、虎门一线，开始筹划反孙叛乱。4月21日，陈炯明策动其亲信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率领部队从广西返回广州，要求孙巾山恢复陈炯明本兼各职，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并以"索饷"为名，拒绝参加北伐序列而滞留广州。粤军在广州市内，抢劫财物，骚扰居民，秩序混乱。为稳定后方，孙中山做出让步，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事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但陈部并不罢休，继续滞留广州，大肆破坏。孙中山为了解决叶举等人的不轨行动，安定前后方人心，决定亲自回广州处理。6月1日，孙仅带少数卫队从韶关大本营回驻广州总统府，但叶举等陈部将领避而不见，反以武力相威胁。孙中山忍无可忍，于6月12日召集广州各报记者发表演说，表示对陈部属的严正态度，并要求陈部移驻广州城外50里，听候处理。6月14日，陈军叶举、洪兆麟等部便在广州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并准备发动叛乱。陈炯明认为时机已到，先期于6月14日在石龙扣留廖仲恺，并将其囚禁。接着密示叶举等人在总统府周围密布叛军，准备起事。不久，叛军攻击总统府的各项准备宣告完成。15日晚，叶举等人发出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16日凌晨，陈炯明部叶举、洪兆麟、李云复、杨坤如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占据石井兵工厂，派兵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当时，广州城内陈炯明的部队有25万人，而孙中山掌握的警卫团总共才500人，双方力量悬殊。幸而孙中山事前已得到密报，在叛军向越秀楼进攻时，在秘书林直勉等人帮助下，化装成医生，由间道逃离总统府。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尽可能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宋庆龄决定留在住处，另图他路。孙中山刚刚离开住处，叛军就居高临下，向越秀楼和总统府疯狂炮击。孙中山的卫队官兵拼死抵抗。此时孙中山已逃至海军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号军舰避难，并随即召集各舰长商议应变戡乱措施。17日，孙中山令海军永丰、楚豫、永翔、豫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集中黄埔港，准备进攻广州。随后，又转登"永丰"号军舰（后改名为"中山"舰），召集外交总长、卫戍总司令以及海军各将领，号召讨伐叛逆。18日，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说明"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召他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随侍孙中山左右。19日，孙又电令李烈钧、许崇智等人赣北伐军，迅速回师广东，镇压叛军；并派马湘赴香港，筹措粮食、燃料和军费，以图彻底歼灭叛军。陈炯明叛变后，悬赏20万元捉拿孙中山，并多次发射鱼雷、大炮猛烈轰击孙中山的座舰，企图再次谋害孙中山，置孙中山于死地，但均未得逞。陈炯明的阴谋破产后，又委托负责广州卫戍防务的魏邦平等人出来调解，要求"和解"，被孙中山严词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