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后，鉴于当时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是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人民强烈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奴才奉系军阀"的有利形势，开展全国范围的"反奉倒段"运动。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人民积极参加反奉战争。10月24日，国民党中央也发表了号召民众参加反奉战争的《对时局宣言》。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实行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策略，组织工人学生慰劳国民军。全国范围的反奉运动日益高涨。反奉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全国，尤其是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促使了奉系军阀的分化。关税特别会议年10月26日，为解决财政危机，在英、美、日、法等国操纵下，段祺瑞政府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
鸦片战争的第三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规定关税税率为值百抽五，中国即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外国货进口中国，税率仅为5％，而中国茶叶输入英国，每镑茶叶收税25％，生丝输入日本，纳税30％，烟草输入日本，税率为350％，中国政府要想提高一点税率，必然征得各帝国主义政府同意。关税协定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为争取关税自主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迫于人民压力，早在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以修改税率为加入协约国的条件之一，并召集了各国委员在上海举行了修改税则会议，由于日本反对，会议无果而终。1919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关税自主方案，仍被置之不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又提出关税自主及过渡办法问题。华盛顿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及条约》，规定会后3个月内由有关国家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关税问题。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成立了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1924年4月，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照会。可是帝国主义对于召开这样的会议不感兴趣，借口《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会议未能如期举行。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反帝浪潮汹涌澎湃，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十分震惊。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重新提出召开关税会议。先是出席华盛顿会议九国代表于1925年8月5日，在华盛顿交换了1922年2月6日所签各约的批准书，由美国驻中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从速召开关税会议。8月18日，段祺瑞政府向各国发出召开会议正式请柬。10月26日，关税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和中国等13个国家。北京政府的代表是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6人。会上推选中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沈瑞麟为大会主席，王正廷任秘书长。关税自主制定国定税则及其在筹备期内的暂时办法是大会的主要议程。会议分设关税自主问题，过渡临时计划，其它关系事项3个委员会，由王正廷、颜惠庆、黄郛分任委员会中方委员长。王正廷和颜惠庆还分别兼任关系会议议事日程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向会议提出关税自主提案，其主要内容是：（1）撤废现行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的一切束缚；（2）中国允诺裁废厘金与国定税则条件同时实行，至迟不过1929年1月1日；（3）在未实行国定税则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的值百抽五，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的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的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的临时附加税；（4）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3个月后，即行开始征收；（5）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这个提案与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例》规定有所不同。第一，明确提出要求关税自主，但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第二，要求普通货物税增至值百抽五，甲种奢侈品增至值百抽三十，乙种奢侈品值百抽二十的附加税。而华盛顿会议规定关税会议召开后，普通货物的附加税可增加25％，奢侈品货物可增至5％。因此这个提案遭到美、日等国家代表反对。他们主张会议只能讨论华盛顿会议规定的裁撤厘金及附加税问题，反对中国关税自主。中国方面主张先定一过渡时期，次即实现自主。关于关税自主前的过渡时期办法问题，中国政府代表提出《过渡时期附加税税率案》、《普通品附加税率加至值百抽五理由书》、《甲种奢侈品（烟、酒）加至值百抽三十理由书》、《乙种奢侈品加至值百抽二十理由书》四个提案。各帝国主义代表对此表示反对，尤以日本为甚。美日代表主张先实行二五附税，再行过渡税率，然后自主。日本提出附加税只能按华盛顿会议规定办理，不能增加。而且附加税的用途应加以限制，主要用于偿还外债；税款收入的一部分应存人日本指定的银行；关税职员必须增加日本人等等。11月14日，中国代表提出三次提案：（1）各国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2）中国自动声明裁厘；（3）一定期间后，实行国家税率。中国代表团坚持关税自主必须先于过渡办法而确定，关税自主不应因过渡办法而退延；关税自主权得不到满意解决，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11月19日，会议通过以裁撤厘金为条件的《中国关税自主案》，各缔约国（中国除外）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的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的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中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须同时施行，并于1929年1月1日须将裁厘切实办竣。
事实上中国的关税自主仍然不能实行。段祺瑞政府本也无心实现关税自主。他只希望增加的这笔二五附加税能够解决其财政困难。关税是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还有田赋和盐赋）。1917年至1926年10年间，北京政府关税实收88400万两，除去偿还以关税担保的内外债外，10年所得关税余款仅5300万元，每年合530万元，占关税总收入的6％。如果增加了二五附加税，北京政府每年可增加收入3000万元。这对北洋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个方案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迫于中国人民革命高潮的压力而共同玩弄的花招。因为在军阀割据局面下，裁撤厘金无法实行，以此为前提条件的关税自主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此，这个决定一提出就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成立关税自主促进会，发表宣言，通电指责段祺瑞政府这种乞求政策，要求政府必须收回关税自主权。然而随着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冯奉战争相继发生，国内局势动荡，关税会议时断时至。至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垮台，出席会议代表逃亡，帝国主义国家代表也回国，关税会议便随段政府垮台而停开，至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议时，当立即继续会议"。至此，历时9个月，耗费130万元的关税会议，宣告结束。
西山会议召开
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其骨干人物大都是国民党中的老右派。
西山会议派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在它内部，有一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西山会议派就是其中之一。其产生是新形势下国民党老右派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革命政策的必然结果。这场斗争在国共合作酝酿期间就已经很激烈，到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后更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早在国民党酝酿改组期间，国民党右派就极力反对国共合作。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就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支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并指责国民党所定的政纲"皆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此孙中山严正指出："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此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孙中山还批驳了邓泽如等人对联俄、联共政策的诬蔑之词，申明他要学习俄国革命的方法，要吸收共产党人做为国民党的新血液。邓泽如、林直勉昕后，仍继续筹备分裂会议，甚至连章程也已起草了。孙中山闻后对此严加指责，并坚决地申明了联俄、联共的态度和决心。他曾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右派分子仍不放弃反共活动，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有党团在本党活动，属不忠于本党，违反党义，希即从严处分。"弹劾共产党"的提出，成为西山会议派形成以前反共锣鼓的前奏。接着，25日，张继、谢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张、谢二人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对国民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致死之道"，扬言要解决"党中有党"问题，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应"分道扬镳"。谈话中鲍罗廷对谢持、张继说："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党中有派，在所难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鲍罗廷讲得坦率，无可指责，然而老右派分子并不死心，又于7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40次会议提出了"弹劾案"。张继发言指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接受共产党领导，服从共产党的纪律是"名义上跨党，徒兹纷扰"。并提出只有"分立为安"，才会免除纷扰。这是国民党右派第一次公开打出分裂统一战线的旗号。张继的发言立即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连右派李石曾也认为"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不宜分裂在后"。该会议否决了这个"弹劾案"。4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声明，号召党员消除误会，重申三民主义为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希望以此来解除那些保守主义分子的疑虑。8月2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通过两个决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指出，"即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这个训令粉碎了张继、谢持等右派分子分裂统一战线、排斥共产党的阴谋。由于孙中山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和崇高威望，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一时不能不有所收敛。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更加猖狂。1925年10月，林森、邹鲁率广州国民外交代表团从广州北上，途经上海：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密谋，进行"反共清党"。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这次会议在西山举行，被称为"西山会议"。出席会议的，在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叶楚伧等8人；在5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只有谢持、张继2人；另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3人，远远不足法定人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西山会议期间共开会22次，林森多次任会议主席。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名义，非法决定：（1）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的党籍。（2）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的国民党党籍。（3）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4）开除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及其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5）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7）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8）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9）派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有李烈钧、柏文蔚、邹鲁、林森、傅汝霖、张秋白；上海有沈定一、叶楚伧、戴季陶、茅祖权、居正、石瑛、石青阳、张知本；广州有谭延闽、邵元冲、熊克武。（10）决定国民党此后对于苏俄的态度。（11）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
会议期间，他们在上海《民国日报》接连发表《国民党为什么要取消共产党的党籍》、《解除国民党和共产党抱合形势之后》等文章，攻击共产党以国民党为躯干，只做发展共产党势力的事情。西山会议宣扬：共产党员既然加入国民党，就不应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该再在国民党中"别取作用"，但是，"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这是"妨碍本党之行为"；共产党员"加入之意"，"实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俄"；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其信仰的主义，因主义有别也不能合作。
"西山会议"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苏联"采用帝国主义手段"，"也是本党的敌人"，并指责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乱"，同时作出了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议案。为达到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西山会议"在组织上又作出决定：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政治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并推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通过《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案》。并拟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3月29日举行，地点在上海或北京、广州等。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随后又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