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军首领李景林也是奉系张作霖的部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李景林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在战争中打败吴佩孚，率部占领天津，并驻留下来。在张作霖的支持与帮助下，李景林迫使段祺瑞任命自己为直隶省军务督办。李景林部遂被称为"直军"。
12月，李景林部遭到张之江、邓宝珊、孙岳国民军第一、二、三军的联合进攻，李景林兵败放弃天津、保定退人山东，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以援李攻津为目的，张宗昌的鲁军与李景林的直军很快组成了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为副总司令，以鲁军第六军军长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
直鲁联军组成之后，首先由李景林部的苏锡麟、荣臻、胡毓坤等部发起反攻，张宗昌派部助攻。联军沿津浦路一直顺利打到沧州。从沧州再出发时，以鲁军为左翼、直军为右翼，分头前进。此时，北方的张作霖也于1926年3月21日下令，命奉军在滦州采取攻势，同时加上直鲁联军的全线出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不能抵挡，沿津浦路向北退却，放弃了天津。直鲁联军的褚玉璞首先进入天津，占据了部署。张作霖遂又立他为直隶军务督办。4月20日，直鲁联军又攻占了北京，张宗昌进驻北京后，立即下令王栋率第五军沿京绥路向北追击，配合奉军对南口国民军的进攻；又命王琦为宪兵司令，王翰鸣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京津地区便完全为直鲁联军所控制。
由于李景林曾反对过张作霖对国民军之战，并且与倒戈反奉的郭松龄关系较好，张作霖对他颇有不满。李景林对张作霖任命褚玉璞一事也怀恨在心，于是企图联系靳云鄂和孙传芳，组成同盟与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正当他们四方的结合日益成熟时，冯玉祥与靳云鄂磋商的密电被阎锡山截获，于是事情泄露。张作霖得到阎锡山的报告，立即派张学良率第三军包围了李景林部，解决了一部，余部由荣臻指挥；褚玉璞也率部将并驻守杨村。与李景林有联系的直鲁军赵杰部解除了武装。这样，李景林的直军完全被缴械收编。此后的直鲁联军是指张宗昌和褚玉璞所率的部队。
7、8月间，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很快击溃了盘踞在华中和华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孙传芳亲自拜见张作霖，两派军阀摒弃前嫌，共同对抗北伐军。11月，张作霖召开天津会议，任命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他自命安国军总司令，南下援助孙传芳。
当孙传芳部向长江北岸撤退时，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沪宁一带。所以，直鲁联军顺利地占领了由南京到上海沿线各城镇。褚玉璞率领的直军徐源泉第六军和山东陆军第一师进据南京。鲁军毕庶澄率第八军进占上海。张宗昌率一部鲁军前往安徽作战。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浙江之后，迅速向沪宁挺进。不久北伐军进攻南京，鲁军第五师首先缴械投降，稍后褚玉璞也弃城逃走。北伐军顺利占领南京和浦口。由于直鲁联军对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血腥镇压，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愤怒的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将直鲁联军赶出了上海。直鲁联军在江南的进攻遭到失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政府军继续"北伐"，进逼山东，张宗昌一路溃败，本想联合褚玉璞回奉，但结果却受到张学良和白崇禧的双方夹击，残部5万人全部被白崇禧收编。至此直鲁联军彻底覆灭。1926年是中国革命形势起伏宕荡、国内政治形势愈益复杂的一年。在北方，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奉直军阀的联合夹击下，势穷力蹙，且战且退；北京学生和市民为抗议八国列强干涉中国革命的"三一八"请愿，迎来的是段祺瑞执政府的马刀与枪弹。这一天被鲁迅悲愤地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北方革命运动从此转入低潮。
在南方，随着广东革命政府宣誓北伐，北伐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开始展开决战，叶挺独立团一路凯歌，贺胜桥、丁泗桥之役，更打出了革命军的威风，"铁军"英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在革命军北伐的推动和各地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南方各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其中又以湖南为最。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在湘鄂赣的大地上兴起。农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成为大革命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
本年，国共合作的联合阵线开始出现严重的危机。在年初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妥协，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占了优势，由此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对蒋介石连番发动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共产党人被从此排挤出军队和国民党中央领导层。蒋介石一跃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1926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但革命处在危急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共同推动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与这一阶段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1925年11月23日，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会议宣布取消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开除李大钊等人出党，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并提出重新考虑对俄态度。同时，此次会议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组织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于1926年3月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他们于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二大"。这两次会议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混乱，危及到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了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坚持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对西山会议派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并于1925年在广州召开第一届四次中央全会，指出所谓的"四中全会"——西山会议是非法的，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这个问题。接着，国民党内部各方面都开始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底，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创刊。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主办。周报刊登了国民党中央批驳西山会议派的各次电文，开辟了名为"反攻"的短评专栏，毛泽东为此专栏撰写了许多揭露西山会议派的时论和短文。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1926年初，为组织上处理西山会议派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在"二大"召开之前，鲍罗廷与陈延年、周恩来等商议，确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党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的失败，标志着革命转入低潮，因此他对右派采取了退让政策。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确定通过了策略上的退让，以争取一部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以孤立最顽固的右派。1925年12月，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国民党的"二大"推迟到右派领袖返回广州召开，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当在"二大"上解决。1925年底，吴玉章率四川代表团抵达广州准备出席大会，不久被推为大会秘书长，全权负责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他一方面坦诚地征求和听取汪精卫等国民党人的意见，一方面经常同在广州的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商量，筹备工作进展迅速。大会召开之前还组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为：邓泽如、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林森5人。其中林森在北京，邓泽如不出席，审查事宜全由共产党人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