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泗桥丢失后，宋大霈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吴佩孚亲率自己的嫡系部队和汀泗桥一战的败军几万人扼守贺胜桥，分三道防线，构成十余里防御纵深。吴佩孚自称要"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贺胜桥一带的地形都是波状地形和可以徒涉的小湖沼，地形起伏不大，但遍地都是茅草和小树丛，阻碍视线，不利于守势，也不利于进攻部队的联络。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和独立团于8月29日黄昏开向预备位置。30日午前3时，张发奎亲至攻击前沿召集叶挺、缪培南二团长，指出北伐军应打开敌人一个缺口，然后乘胜追击，使敌军全线动摇。天将破晓，攻击部队依第三十五团三营、二营、一营，独立团三营、二营的次序前进，由左而右占领阵地。缪培南率直属队及三十六团第三营位置于第三十五团第三营左后地区。叶挺率第一营及直属队所组成的特别大队，位置在贺成铺高地，策应各方。机关枪连置于铁路左侧，防止装甲列车的冲袭。一切布置完毕，独立团从右侧猛攻，三十五团各营连接起来同时向敌进攻。不久，就将铁路沿线敌军冲破。吴佩孚乘火车亲自督战，料知四军左翼空虚，便将其预备队之一部向四军包围。北伐军左翼势力确实单薄，仅有三十五团第三营守御。但是北伐军顽强抵御，把敌人第一线阵地完全击溃。敌军退人第二线阵地仍节节抵抗，加之进攻目标地带树林绵延十余华里，给北伐军的联络造成困难。第四军官兵都用"红蓝白"三色识别带系于颈上胸前，背后有铜鼓帽，辨别敌我十分清楚。但在丛林中，营连排间往往失去联系。左翼方面湖沼汪洋，进攻尤为不易。途中，独立团第二营遇到敌第八师增援，几乎被包围。幸而独立团第一营及时赶到支援，特别大队又从左边夹击，才把敌人击退。不久，独立团第五连在铁路附近又被敌人包围，叶挺闻讯，立即派机关枪连支援，才得转危为安。这时二十八团也加入右翼作战，张发奎又带预备队到达，指挥各团齐头北进，敌人第二道防线阵地也被冲破。30日上午，第四军、第七军合部将敌人追退至贺胜桥，敌军全线动摇。北伐军全线乘胜猛追。不久，十二师正面冲上贺胜桥，吴佩孚乘车北逃。贺胜桥战役，第四军俘敌军官159人，士兵2386人，缴获大炮20门。四军伤亡官兵497人。
自汀泗桥、贺胜桥之役后，北伐军的声威震动全国，而第四军战无不取，攻无不克的精神受到民众的盛赞，称之以"铁军"。其中叶挺独立团的战绩功不可没。之后，第四军于9月独立完成围困武昌城的重任，独立团一部掩护挖掘地道攻城的北伐军。在受敌人破坏坑道作业之袭后，勇猛的独立团拼力退敌。后来部分守兵投诚，10月10日北伐军进占武昌城。吴佩孚彻底溃败。北伐胜利后，独立团借国民军扩编的机会，在原基础上进行了整编和扩充，把原独立团一部改为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后又从该团调一部分骨干组成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原团参谋长卢德铭任团长；从独立团抽调一部分骨干组成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叶挺率独立团大部分骨干组成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后来，独立团部分官兵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起义后与毛泽东的起义队伍会师于井冈山，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召开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会议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通过了《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军事运动议决案》、《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等13项决议。
陈独秀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总结了1925年10月四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指出国民党已分化为四种力量：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邹鲁、古应芬等）代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共产派代表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分子；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小资产阶级；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资产阶级。报告说，自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有领导中国民族运动的倾向。报告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处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的过渡时期。要争取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会议着重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指出：现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和他们共同对付中派，而公开地反攻右派。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左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望消灭左派，甚至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会议批评了共产党要退出国民党的观点，也批评了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的做法。会议在回顾1925年10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时，明确指出：广州的"三二○"事变，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同戴季陶一起划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在资产阶级作用问题的分析上，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在北伐问题上，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视了军事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涨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23年9月至1926年6月，是兴起阶段；从1926年7月至1927年2月，是发展的高潮阶段；从1927年3月至6月是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涨即发生在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当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农运中农会会员人数之多，协会组织之普遍，运动发展之深入，均居全国各省农运的首位。
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挺进湖南。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一人湖南，就得到了湖南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各地农民纷纷起来为北伐军带路、侦察、宣传、运输。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农民武装直接参战，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使北伐军在醴陵、平江、岳州、临湘等战役中，都以极小的代价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醴陵战役中，农民亲自参加战争，扰乱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的归路，替革命军担任侦察、向导、通讯运输的，有千余人，还有数百人持鸟枪土炮上火线。在8月19日的平江战役中，农民军即大举帮助围攻守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勇敢登山，敌军顿时大乱，当场缴获枪械无数，歼灭许多敌人。在岳州战役中，农民侦察到岳州敌军惶惶万分，军心涣散，于是报告北伐军，并于8月21日黎明引导北伐军从平江北乡小道渡微水过黄茅山，猛扑岳州，敌军毫无防备，纷纷溃退。叶开鑫部2000余人投诚，余荫森部被截断，全部缴械，22日即收复了岳州。在临湘战役中，当吴佩孚军溃败，路经临湘时，当地农民即各持锄锸，在忠桃两区、白荆桥、聂家市及县城沿江一带埋伏，遍树红旗，使北岸敌人以为北伐军已渡河，于是也相继渡河。农民立即与当地县清乡营协同迎击，四处民众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弃械而逃。正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北伐军得以迅速进军，在短时间内击溃吴佩孚在湖南的主力，推翻了北洋军阀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湖南革命政府。从此，农会得以公开活动。7月起，省农运特派员和农运干部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出现，他们深入农村，进一步宣传和组织群众，公开召集会议和传达湖南区委的指示。湖南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基本上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它公开活动以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湖南农民运动的有力组织机构。1926年8月间召开了国民党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大会要求政府及时严惩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团防局长。大会宣言指出：凡是摧残农民的，均以反革命论处，国民党也必将其视为仇敌而消灭掉。宣言号召湖南群众团结一致，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都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提出"全省七十五县农民协会至迟三个月内一律成立"，"正式省农民协会至迟一个月内成立"的任务，要求"拥护农民自己的组织和农民自卫之组织"。8月30日，省党部发出通告，要求各县农运特派员，遵照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农民协会章程，积极组织新农会。
在强大的革命势力的影响和中共湖南区委统战工作的争取下，唐生智主持下的湖南政府在一个时期内对工农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省建设厅月拨经费3000元，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费用，并从湖田、缢田项下另拨2万元，作为省农民协会在各县举办农民训练班的经费。9月15日，省建设厅还颁布了整顿旧农会的办法：各县农协符合新章程的，保护提倡，与新章程抵触的，不准成立；取消旧农会及依据旧农会章程成立的农协；未组织农协的各县，由省党部农民部商同省农协派特派员前往组织；旧农协房屋财产及经费，均由各级农协承接。同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籍学员隋冰、余贲民、谭思聪、王一分（王首道）、谭天明、朱子和、际昌厚等36人结业回到湖南，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先后被派往岳阳、平江、茶陵、祁阳、湘乡、酃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进一步充实了湖南农运骨干力量。
10月，中共湖南省区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北伐军占领湖南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农民运动纲领，提出了农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在政治上，要求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剥夺乡村反动政权机构和地主武装、团防局、警察的司法行政职权，县政府改委员制，由人民选举等。在经济上，要求减轻租税，禁止重利盘剥，没收逆产等。在教育上，要求普及义务教育，由县政府拨款办理农民补习学校。1926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在以上有利条件下，农协组织迅速发展，从1926年7月到同年9月，农协会员由20万发展到三四十万，能领导的群众达100余万人。到11月初，全省77个县（包括两个特区），已建立农会组织的达57个，农会会员发展到1367727人。
在农协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1926年12月1日至27日，湖南省农民协会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也一并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170人。出席开幕式的各界来宾有：中共湖南区委代表李维汉，湖南省政府代表张翼鹏，国民党省党部代表熊亨瀚，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邓良生等，以及各界群众团体代表数百人，工人农民群众20余万人。大会主席郭亮致开幕词，他指出：此次代表大会是表现工农阶级的力量与组织。此次大会的主要意义即在于集中工农的势力，团结一致搞革命。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作指导。他于12月17日由汉口到长沙，工农两个代表大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演。他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根据国民革命的进程指出，现阶段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地租、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大会期间，各位来宾和代表也发表了重要演说。李维汉作了《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报告；驻湘苏联领事彭礼作了《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状况》报告；谢觉哉作了《关于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的关系》报告；易礼容作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以及各县代表所作的关于各县农民运动的报告等。大会讨论通过了40个决议案，发表了宣言。对农民政权、武装、减租、取缔高利贷，健全农民协会组织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会议还强调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铲除土豪劣绅政权，建立农民民主政权，实现"耕地农有"。会议肯定了农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大会建议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时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农民的革命行动。大会在总结前一段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农民的某些不适行为，也作了正确的引导。如对于平粜阻禁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限制。大会选举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7人：易礼容、周以栗、谢觉哉、柳直苟、毛科文、庞人侃、韩伟、陈伏泉、伍文生、邓良生、徐履仁、隋冰、聂永辉、胡炳文、凌炳、彭平之、梅冶成。候补执委9人：欧阳秋暴、丁基础、杨孔万、睦元勋、曾策、曾子刚、廖去恶、唐寄帆、傅光夏。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还作了加强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并针对反动势力诬蔑农民运动是"土匪行动"、"惰农运动"而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指出在湖南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要同他们作坚决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