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事实上看，李渊做太上皇比他做皇帝更成功。
唐太宗贞观九年五月，也就是公元635年6月，李渊在做了9年多的太上皇后，终于一病不起。他想自己去年秋天便已经中风卧床，而且年纪已经70岁了，算来生命已到尽头，于是自己为自己下了一道诏令：“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就在发布诏令的当天，作为大唐王朝开创者的李渊，在长安大安宫垂拱前殿与世长辞。群臣上溢号为“大武皇帝”，庙号为“高祖”。
李世民听到太上皇的遗诏，下令由太子承乾代为处理朝廷政事，他自己亲自去料理父亲的殡殓之事。
一个多月后，李世民恢复了听政，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太上皇的陵墓规格，他首先提出意见道：“应该依照汉高祖长陵的规模，即高九丈，宽一百二十步，务在崇厚，不能有所减损。”
秘书监虞世南认为陵墓工程量太大，提出缩小规模的建议，《资治通鉴》中记载如下：
“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可隙。’刘向言：‘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其言深切，诚合至理，伏惟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榘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玉邪！且今释服已依霸陵，而丘垄之制独依长陵，恐非所宜。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李世民本不想接受这个意见，就装作没有听清的样子，顾左右而言他。
可是，虞世南为此又上书说：“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工，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李世民又觉得虞世南的建议很有道理，便让大臣们再议，后经众臣议论，都认为房玄龄的意见比较切实可行，这方案是：
“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依原陵之制。”
这里说的原陵，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在李世民看来，刘秀是光武中兴的明主，能依原陵建墓，也算是一个开国皇帝的规格了，便同意以房玄龄的意见为准，按光武帝原陵的规格修建了献陵。
决定了陵墓的规格后，还要决定陵墓的内容，秘书监虞世南极力反对厚葬，他引用魏文帝曹丕的话说：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君，无有不发之墓，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乃不重痛哉！若违诏妄自变改，吾为戮尸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
于是谏议大夫朱子奢请求立三昭三穆而虚太祖之位，便开始修建太庙，以供养李氏家族的祖先。
房玄龄等人认为李唐王朝源始于关陇，联姻于鲜卑，想以西凉王李暠做始祖；左庶子于志宁却说道：“这位李暠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甘肃省天水市人）。而李暠的十六世祖，就是西汉武帝时因抗击匈奴、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因此，李唐的始祖应该是李广。”
李世民却说道：“朕之体系，起自柱下。”
这里说的“柱下”，即柱下史，传说老子曾经担任过周朝的柱下史，这就把李唐的始祖拉得更远了。
经大臣们讨论之后，李世民听了汇报，终于发话说：
“始祖不宜牵扯太远，以免祭祀起来过于烦琐，这样还是只有六室为好。”
到了这一年的冬十月，陵墓建造完工，唐太宗李世民率百官将李渊的灵柩安葬，称李渊的陵墓为献陵。李渊的原配妻子窦氏早死，李渊称帝后追谥她为“穆皇后”，葬于寿安陵。这次以穆皇后也付葬于献陵，加号太穆皇后。
为了能让李渊在死后也能继续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李世民提议：“后宫凡被太上皇生前封过名号的妃嫔，一律殉葬于献陵。”
此诏一下，一直与李世民作对的张婕妤、尹德妃只好悬梁自尽，而万贵妃、宇文昭仪等人，虽然在两大集团斗争时期，帮助过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但是，她们料想不到如今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会让她们去殉葬，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她们！
献陵是堆土成陵的代表。它位于今天陕西省三原县东北四十三华里荆原上唐朱村，由于李世民依照汉代陵墓形式修建，所以墓冢呈覆斗形，长宽均约一百米，高十三米，陵前有大型的华表、石屋，还有石虎、石犀守陵。
那时的唐朝，十分讲究功臣、贵族陪葬，就是让与李渊曾经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和部分亲王贵族们，在他们死后也一同葬入献陵区，意思是这些人死了之后，仍然能经常和李渊见面。
当然，这还只是拉开历史戏剧序幕之前的一段前奏曲，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来不及展开。
因为年代久远，这些陪葬墓并不能一一分辨出墓主的名字。如今尚能确定墓碑者有李凤（李渊第十五子）、李神通、李孝同、臧怀恪、樊兴等三十余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太上皇陵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北部的潭家乡昌平村，两陵相距仅有十五华里，陵墓的形状同样也是覆斗形。
这两座形状相同的陵墓，彼此相距咫尺之远，陵主又都是太上皇，不由人不想到：“在汉太上皇去世八百多年之后，又有一个类似的唐太上皇！真是无独有偶，难怪后人常把他们相提并论呢！”
李渊的献陵至今尚未发掘，地面的遗物有大型华表、石犀、石虎，形象都是颇具特色的。
献陵的石虎和石犀，都是唐朝石刻艺术的精品，用整体巨石雕琢而成，体态雄健，形象生动。
尤其是石犀，选择来自非洲的大犀牛做原型，造型巨大硕壮，轮廓清晰，在比例上也很适当，若从宽阔处望去，更加生动威武，很适合陈放在荒郊旷野的陵墓前。
石犀的雕刻并不追求细巧，但却抓住犀牛的特征，一半细雕，另一半粗雕，而精雕的一半明显地保留汉代石刻重神似意境的特征：如犀牛颈部下垂的厚皮，笨重的身躯和姿态，都充分显示了犀牛的形象。这不仅是关中十八座唐代皇帝陵中唯一的以犀牛为题材的艺术佳作，也是全国陵墓石刻艺术中罕见的。
李渊的献陵，用来守护陵墓门的，不是石狮，而是石虎，就更具特色了。
偌大的圆雕石虎，高达2.09米，呈走动状，体形庞大，气势宏伟。这种造型在唐代陵墓雕刻中，非常特殊，它纯系写真，不曾有半点守门卫户的意味。
但从石虎挺拔的形体，威严的头部来看，仍然有很大的威慑感。从整体的形象结构看，是非常生动而和谐的，头部稍倾斜，做出阔步向前搜寻的姿态，正表现出虎特有的性格。
有人不禁要问：“关中十八座唐朝皇帝陵中，用来守护墓门的全是坐狮，为什么李渊的献陵不是坐狮，而是石虎呢？”
据说，献陵完工之后，一天清晨，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眨眼之间，暴雨如注，等到风停雨止时，忽见朝霞满天，在一片彩云上，有一位白衣老者，骑着一头硕大的犀牛（古称青牛），朗声说道：
“我乃太上老君李耳，大唐天子李渊乃我李氏宗裔，他有开朝建国之功，为子孙创下三百年王者之业，当以出林王子为之守陵。”
说罢之后，只见李耳将指尖在空中一挥，献陵四门前的八只石虎忽然摇头摆尾，昂起头来，向着空中的太上老君长啸不止。那雷鸣一样的虎啸之声，震得周围山鸣谷应；刹那间，百鸟齐集，百兽奔至，一齐汇聚在献陵周围，鸟儿翩跹，兽儿狂舞，鸣声婉转，啼叫惊闻……
片刻之后，空中传来朗朗的笑声，笑声渐止之时，鸟儿又飞回林里，兽儿也告别了陵寝，再看那八只石虎，仍然安如磐石一般地静立陵前，纹丝不动。
自此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每当节日来临，或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里，李渊的献陵总要“显灵”的，而“显灵”之时，虎啸声、兽叫声、鸟鸣声，传遍献陵周围七乡八村，百姓们扶老携幼出门观看，虔诚地向着献陵顶礼膜拜，祈求李渊赐给他们福寿富贵，合家安康。
李世良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认为这是国家的祥瑞、大唐的吉兆，也是李氏的老祖宗——老子李耳降下的荫蔽。
于是，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李世民亲率文武百官两千余人，赶往周至终南山楼观台祭祀老子李耳。
李世民又召见道士们道：“朕之远祖经常前来降瑞，赐福给大唐子民，朕为大唐天子，其可无兴建乎！”
其后，李世民令改楼观台为“宗圣宫”，并赐米二千担，帛一万匹，白银一万两，留作兴建之用。
公元655年10月，唐朝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造反，占领都城长安之后，据说安禄山一时心血来潮，想到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的献陵前面去抖一抖威风，杀一杀大唐天子的傲气！
于是，选择一个好日子，安禄山带领他的三千禁卫军，耀武扬威地一路吹吹打打，来到李渊的献陵前，刚跳下战马，正要张口说话，猛然听到一声炸雷，平地刮起一阵狂风，顿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石，人仰马翻，伴着一阵阵的虎啸声，吓得安禄山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他的兵马死的死，伤的伤，逃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刻工夫，风定之后，安禄山正想起来，刚一抬头，忽听半空中传来震雷一般的呵斥声：
“逆贼安禄山，死期将至……死期将至！”
安禄山急忙又把头埋进衣领，过了好长时间，看到周围安定下来才心惊胆战地爬起来，收拾残余兵马，匆匆离开李渊的献陵。可是，耳畔不时地响着那雷鸣一般的虎啸声，还有那句“逆贼安禄山，死期将至！”的呵斥声。
这一年刚过，春天才露个头儿，叛贼安禄山果然死期到了，竟然被他的儿子杀死。
献陵不断显灵的名声传出去之后，那些叛臣逆子再没一个敢到陵前去了；鸡鸣狗盗掘墓扒陵之徒，更不敢迈近献陵半步。因此，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李渊的献陵仍旧巍然屹立在关中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