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作用、任务
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士曾一度视教育为救亡图存的唯一武器。如何认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把握教育的本质，弄清教育的作用，在半个多世纪里，曾经在思想界、教育界里，激起层层波浪，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前途，成为革命派与改良派、反革命派交锋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林砺儒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问题作了独到的分析。
他首先肯定教育在陶冶人格、推动社会生长方面的作用。他说：“教育要陶冶健全有用的公民，可以参与政治，可以肆力生产，可以效命疆场，可以从事职业，可以研究学术。”在这里，他把教育对政治、生产、国防、学术等诸方面的作用十分简略地指出了，言简意明。因此，他认为“民族要不息地生长”，就“不能一时没有教育”。他是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的。
但是，他并没有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他认识到“社会力便是教育力，文化生活便是教育环境”，当社会文化整个腐朽、生机将息的时候，“教育的功效，充其量不过是养出一班革命的战士去冲倒旧文化的堡垒，而杀开一条血路罢了”，“若希冀平静地凭教育力量把一个一个人都教好了，而自然而然改良社会”，“那是十八世纪一班教育家乌托邦的幻想”。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只有借革命力量打出一条生路，然后教育才有路走。他说：“教育决不可能架空建立一个新社会，也不能任意塑造一些新人物，只能因应着可能的条件，而做一番推动、促进或争取等等间接的功夫。”如果社会条件已存在了，教育便应配合这条件下功夫；如果条件还未存在，只能努力去争取，教育也只能配合争取的运动去工作。
他曾经非常概括而又辩证地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进步的政治必产出进步的教育；颓废的政治必不能完成进步的教育。进步的教育可以助成进步的政治，而不能挽救政治的颓废，更不能为颓废的政治作掩饰。”他说，自从教育成了国家的公共事业以来，某一国、某一时期的教育，必然反映着那个国家、那个时期的政治，尤其是国民教育，对于政治，真是“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许多人幻想教育超越政治，鼓吹超然的教育、清高的教育，他对这种现象的产生曾做了历史的考察和透彻的剖析。他说：“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左翼进步发展而为中国共产党，只剩下温和派的右翼借文化运动之名而沾沾自喜。适值杜威、罗素先后来华讲学，于是一向失败于政治的改良主义者再退一步回避政治而高谈教育文化，这样便提出所谓新教育运动，其实就是一种没批判地模仿美国教育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改良主义者，在辛亥前后，只回避革命而还未回避政治，到了五四以后，竟再退一步回避政治而幻想从教育中寻求避难所、安乐窝，于是中国的教育便中双重改良主义的毒素，所谓超然的教育、清高的教育，其本相原来如此。”
林砺儒清楚地看到，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只是一种工具。那时有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反动首领袁世凯也颁发煌煌命令推行义务教育，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提倡义务教育的便不是反动政治，只可以说反动的政治推行义务教育不能成功，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他说：“历史上枭雄的统治者往往以教育为幌子，只要于他的统治立场有利，他也不惜卖点力气在教育方面做点功夫。”他明确指出，谁不明白这点，便是不懂得教育的工具的意义。
建国初期，为了肃清残留在一部分教育工作者中的“教育超然”、“教育清高”的思想，使教育工作尽快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强调教育要作为革命的武器，是十分必要的，具有历史意义。林砺儒作为一位爱国的、进步的教育家，在建国初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鲜明地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50年5月，他就说道：“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历史的、社会的必然事实，倘若不自觉地为进步的政治服务，便不免不自觉地为反动的政治服务，这里断没有中立的余地。”他对政治的理解，也是比较全面的，并没有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他说：“今天人民的政权下，政治就是最伟大、最复杂而丰富的大众共同生活的组织法、管理法。”他还说：“我们为政治服务”，“不是屈服于权力”，“学习政治便是认识自己的工作理想，辨明自己的工作路线”，用“历久弥新的政治理论”来指导教育工作。这些见解同后来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片面的解释是不同的。那时，他认为教育既要加强已经存在的政治条件，又要配合着争取可能存在而还未存在的经济条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把专为广大群众而设的文化教育列为第一位，以充实群众的智能，而加强他们运用政权的能力。他主张大力发展“专为广大的失学群众而设的成人教育”，他甚至提出“至少今后十年或八年之内，要用全力把这种切合实际的教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的最有效的武器”。可见他所理解的教育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要教育去单纯地为阶级斗争服务。
师范教育
林砺儒毕业于师范专业，又长期在师范院校工作，因此对师范教育有特殊的感情和深切的认识。
他对教育问题的考察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探本溯源。在师范教育问题上，亦是如此。可以说，他对师范教育发展史的考察和论述在我国教育史上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在他对于师范教育产生原因的多次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大体上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谈的：第一，师范教育的产生与欧洲16世纪宗教革命有直接的联系。他说：“师范教育，四百年以前还没有，它是近四百年来在民众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他特别谈到了师范教育是宗教革命的产物，“宗教革命以后，民众争取自由平等，争取生活解放，教育家也争取优良的训练。这样，师范教育成为近世新教育之产物。”他还详述了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对创建师范教育的贡献。他介绍说，马丁·路德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为要打倒旧教会，就要民众读圣经，而当时圣经是用古文写的，民众读不懂，于是马丁·路德就发起国语运动，这样，用国语唤起民众的师范教育与小学教育等等也就从此开始。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就是路德的《告德国各市长及市参事会书》和《告家长为儿童就学义务书》。这一方面是义务教育、国民教育最早的文献，一方面也是师范教育文献的最早者。宗教战争持续了200年，由打武的转到打文的，在学校、在教育上来争民众。通过这方面来着手斗争，培养师资，向民众宣传，这就是师范教育的由来。当时旧教也致力于师范教育运动，对师资训练尤其严格，规定：“准备充教师的需受初级教育6年，达16～18岁，然后见习两年，期满，无过，宣誓愿服务教育，入哲学科学习，21～23岁，完成课业，得充初级教师；如欲充高级教师，则任初级教师两三年之后，再经考试入大学神学科，受训练4年的得充教师，6年的得充教授。”严密训练师资即由这里开始。世界上首次成立正式师资训练所，为一般教育史所承认的是1672年法国里昂神父戴米克创办的一个地方师资训练所，而第一个师范学校是法国旧教领袖沙烈于1685年在兰斯开设的。
第二，师范教育的产生与研究新教育有关。林砺儒说：“近世师范教育之勃兴，系新教育研究之结果，而新教育又系十七八世纪诸教育名家实地试验之产物。”他认为法国沙烈在兰斯创办教员养成班之原因，在于沙烈所办的平民学校；德国弗兰克在哈雷开办师范院的原因，在于弗兰克所办的教养院。到18世纪巴泽多在德绍创办泛爱学校，就是泛爱派教育家的养成机关。那时的情况便是如此：开办一所普通学校，教育一班幼少儿童，就由这里发明新教育的理论方法，因而就此培养一班新式教育家。
第三，师范教育的产生与中学教育内容和性质的变化有关。他说：“原来大学毕业生教中学，这是自古已然的世界惯例，但到了19世纪开始有了转变，发现大学毕业生教中学不甚妥当了，这是由于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变化”，“中学教育现代化”，“中学师资应由特设的大学来培养，这个建议是早在200年前一个英国的中学校长提出的”。他指出，设高师的首先倡议者是16世纪英国一个著名的中学校长马开斯特，这位中学校长于1581年就发表过一篇论文，认为由大学毕业生任中学教师还不够好，建议设师范大学负责培养。这位校长设想建7个学院，训练各种专业人员——语文、数学、哲学、师范、医生、律师及牧师，师范学院的学科包含4类——政治学科、数学、专业陶冶、学科研究及教学法。这就是今天师范学院最早的胚胎。不过，这位校长的这番议论，直至19世纪始有人响应。于是产生了两种办法：一是在大学内设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生加工训练大一年以上，才许可充当中学教师；二是专设高师，世界上头一所高师就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林砺儒概括了师范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师范教育原是近代世界上教育公众化的产物，因为教育要普及于全民众，所以师范教育就应运而生，“师范教育是平民大众争自由平等之大潮流中为教育家所争出来的”。
林砺儒追溯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为了进一步认清师范教育制度的成绩和问题，以便改进和发展师范教育。他说：“师范教育，也好似民主，它是西欧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时代的产物。遍体都有资产阶级打下的烙印。今天讨论师范教育，必须从这个角度细心诊断，才可以给它医治创伤，矫正歪曲。”他认为师范教育发展于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是后起的新鲜事物，是为大众教育服务的，因而有进步性，但它是资产阶级政权经手的，就难免偷工减料，所以必然会存在不少问题，要大力改造。他既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创办师范教育的功绩，又不把这一套东西奉为神圣；他有教育家的气魄，敢于在向前人学习的基础上去超过前人，力求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些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界对高师怎么办这一问题长期有争论，有的认为高师不必单独设置，有的认为强调“师范性”是导致高师教育质量降低的主要原因，因而要向综合大学看齐，也有的片面理解师范性，以为师范性就是上教育专业课等等，对高师教师影响很大。林砺儒对此有他一贯的看法，发表了很多中肯的全面意见，至今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早在解放初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就提出了新师大的任务应是学好政治、研究教育和精通学术，把政治、教育与学术合一。这个一以贯之的“一”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当时就认为，学习政治是理论教育的基本条件。马列主义是世界上破天荒首次出现的最正确的政治理论，也是指导教育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在艰苦奋斗中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积累经验心得的结晶。所以，这方面的学习是极重要的。至于教育研究，他认为这当然应是新师大工作的重点之一。他提出新师大研究教育的任务是要把教育学提高到名副其实的科学——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地位。他从中学教师是学术精华的提供者这一观点出发，还十分强调师大必须充分研究各种专门学术。他说：“我们要精通学术，赶上学术的最前线，才配做人民的中学教师。”他的这些观点是很辩证、很完整的。十年以后，他在进一步提出对师范教育的意见时，将师范教育的特征明确地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政治性特别强。毕业生应该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人物。第二，知识要特别丰富，要保证毕业生饱学而有识。师范学校的知识教育要比同级学校高出一个等级。第三，要有教育的专业训练，保证毕业生成为内行的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