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蒙正质性纯厚，宽以待人，办事公道，虚怀若谷，甚孚众望。他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正确的主张，每次与太宗讨论国家大事，发现不得当的地方都能坚持说服太宗改变错误做法。宋太宗夸奖他襟怀坦白，直言不隐。正如《宋史·吕蒙正传》中所说：“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
有一次，宋太宗要派一官员出使北方，并令中书选一个能够胜任的人才担当此任。吕蒙正经过考察了解后发现一个人才，认为是出使北方的合适人选，便向太宗推荐，结果太宗不太满意。过了几天，宋太宗询问推荐人选如何，结果吕蒙正仍然坚持原来的推荐意见，当第三次询问，还是坚持第一次上报的那个人选，宋太宗非常生气，并指责吕蒙正说：“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己见呢？”吕蒙正回答说：“并不是臣要固执己见，乃是由于陛下不能体谅啊！”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进一步解释说：“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符合条件，他的才能是其他人所不及的，所以一定能够担当出使北方的重任。臣不想阿谀奉承，胡乱顺从主上的意见，以贻误国家大事。同僚们见吕蒙正如此向太宗荐举人才，吓得低头屏气，不敢作声。宋太宗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蒙正气量如此之大，我完全比不上他啊！”后来，宋太宗终于任用吕蒙正所推荐的那个人出使北方，结果非常称职。
吕蒙正为相期间，善于识别人才，并能积极为他们创造建功立业的条件和机会。景德二年（1005年）春，即位不久的宋真宗赵恒询问吕蒙正：“你的儿子哪个可以任用？”吕蒙正回答说：“愚臣之子都不足以担当重任。只有一个侄儿吕夷简，现任颍州推官，是个当宰相的人才。”吕蒙正对于自己的儿子一个也未推荐重用，而吕夷简则得到重用，成为宋代名相。
吕蒙正有一个客人叫富言，有一天，富言对吕蒙正说：“我的儿子富弼已经十几岁了，很想让他到书院去上学，拜廷评、太祝为师。”吕蒙正答应了富言的要求。等见了富言的儿子，吕蒙正非常惊喜地对富言说：“你儿子聪明伶俐，天资聪慧，经过培养，将来一定会成为贤德之才，功业将会远超过我。”于是，吕蒙正不顾富弼出身寒庶，便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并供给他全部费用。后来，富弼两次入相，最后以司徒退休。
吕蒙正识才爱才，确实把人才当做事业成败的根本。更加可贵的是，只要他看准了确实是个人才，哪怕皇帝不同意他也坚持推荐，从不顾忌个人得失安危。如果不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予以重用。由于吕蒙正具有这种求贤爱才之心，因此发现并培养出了像富弼那样一些胜过自己的人才。吕蒙正推荐人才，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确实值得赞扬。
徐悲鸿惟才是举
徐悲鸿和齐白石是中国近代画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不但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名画，而徐悲鸿慧眼识白石的故事更是画坛上的一桩美谈。
国画大师齐白石在画坛上被称为是“大器晚成”的国画家。他祖籍湖南湘潭，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由于生活所迫，他早年只能在砍柴、放牛和农田劳动中学习绘画和雕刻。他在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时，曾创作了无数美术作品，但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当齐白石50多岁定居北京时，仍以街头卖画、篆刻为生。不少名士、行家依然对他冷眼相看，有的还不时发出讥讽之声。
而徐悲鸿当时任北平国立美术学院院长，是人人皆知的名画家。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文人骚客，都争相和他交往，向他索取真迹。但徐悲鸿生性坦荡、朴实，一心想着画坛事业。他凡事分外留心，随时在发掘和培养绘画人才。
1949年，画界名流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国画展览会。展厅显要处，挂满了名家画轴，琳琅满目，观者如堵。看其标价，少则百元，多则数千元。而同时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挂着一幅立轴小图，图上是一对小虾。看其标价，仅仅八元。对当时习惯于以价钱论价值的人们来说，这幅小虾图显然是不屑一顾的。
一天，徐悲鸿前来参观画展。他很快地浏览了那显要处的作品，便到僻静处的画丛中认真看起来。当他看到那幅小虾图，顿时兴趣盎然。只见虾体透明，似潜水中；长须在晃，尾巴在动。他不由得躬下身来，目不转睛地对着小虾端详起来。又发现作者不但把虾画得逼真，而且笔法娴熟，颇有功底。于是他找来工作人员，在齐白石虾图下面挂了一个红纸条，上写“徐悲鸿院长定”。纸条一挂出，人们纷纷前去观看，一时议论声、赞扬声、感叹声四起，齐白石和小虾图顿时成了展厅中的热门话题。
事后，徐悲鸿向齐白石发出了聘书，聘请他担任美术学院教授。不久，徐悲鸿又亲自坐着马车到齐白石的住所去拜访。一进门，徐悲鸿就向齐白石作揖行礼，深情地说：“所寄聘书，谅已收到，不见回音，悲鸿惴惴不安，想必是失礼了。今日特来道歉，并接先生到美院任教。”齐白石连忙回礼：“不敢，不敢，哪里谈得上道歉，只是在下自忖没有资格当教授，不敢愧见先生！”当徐悲鸿再三表示自己心愿后，齐白石才感慨地应允下来。
齐白石上任不久，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了。它似一阵春雷，震撼着当时保守势力猖獗的中国画坛。此后，齐白石声名大震，被公认为我国现代国画的一代宗师。
宁戚择主和齐桓公识贤
史书《东周列国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人才的故事：齐国宰相管仲率师伐宋途中，牧牛野夫宁戚前来求见。交谈中，管仲感到此人论天下大事颇有见地，智勇双全，乃是英才，便写荐书一封，交给宁戚拿着去见齐国的国王齐桓公。宁戚性格刚烈，他见到齐桓公之后，并不出示管仲的推荐书，反而讥讽桓公大逆不道，杀兄得位，挟天子以令诸侯，战不胜，盟不成。齐桓公大怒，喝令部下将领立斩宁戚。宁戚怒目威严，毫无惧色。桓公见宁戚如此威武不屈，十分敬重，觉得宁戚是个人才，便放了他，并礼遇厚待宁戚。这时宁戚才拿出了管仲的推荐书。桓公大惑不解：“你既有相国的荐书，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给我看？反而造成这么大的误会，几乎使你成了刀下鬼。”宁戚回答：“当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主公若是个不爱听忠言真话，只喜欢阿谀奉承的人，我宁死，也不会把荐书给主公。”桓公听后，茅塞顿开，大为赞赏。接着他们又谈起了天下形势，王霸之道，宁戚谈论天下，头头是道。桓公大喜，颇受教益，当夜便要拜宁戚为官。有臣上谏道：“这儿离宁戚的故乡卫国不远，主公何不派人去调查一下？以防受骗上当。如果宁戚德才兼备，再封官也不迟。”桓公说：“我看宁戚这个人不拘小节，又好胜刚烈，在家乡难免有过失，会得罪一些人。倘若调查时有人说他的坏话，那就会造成错觉：‘爵之则不光，弃之则可惜’，就会动摇对一个人才的使用。”桓公未听劝阻，拜宁戚为大夫。后来宁戚果然正如桓公所料，是一个难得的奇才，他文武双全，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立下了大功。
桓公用宁戚，高就高在桓公看问题的角度与一般大臣不一样，他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宁戚虽是牧牛野夫，但见桓公时，他不拿出相国的荐书，反而怒斥桓公大逆不道；当桓公要杀他时，他又凛然不惧，这正是他超出常人的大智大勇，胆略过人。桓公正基于这种认识，才断定宁戚是奇才贤人，桓公善于识别人才。这个典故告诫后人，一个真正的人才不会阿谀奉承，拜倒人下求碗饭吃，他们的刚烈正直，正是他们德才的表现，也是他们自信、自尊、自重的表现。而那些阿谀奉承之徒，本无德才，如果他们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怎能讨个一官半职？这是识别人才的辩证法。
姚崇不因私去贤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孟津西）人。他“少倜傥，尚气节”，年长后开始用功学习。以门荫入仕，为挽郎。后中制举下笔成章科，授濮州司仓参军，屡迁至夏官郎中。因奏事明晰流畅，为武则天所赏识，拜夏官侍郎。圣历三年（700年），进同凤阁莺台平章事，从此任相。中宗时，出任毫、宋、常、越、许等州刺史。景云元年（710年）睿宗立，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进中书令。因反对太平公主干政而获罪，贬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后又徒同州刺史。在任时，为政宽简，井井有条，为人称道。玄宗即位后，重新起用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他忠心为国，勤勉用事，与另一位宰相宋璟并称“姚宋”，齐心协力辅佐玄宗，成就了“开元之治”的鼎盛局面。在用人方面，他秉公无私，任人唯贤，史称姚崇当国。“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他正确对待魏知古一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魏知古原为睿宗朝黄门侍郎，为人方直，颇具才学。姚崇爱其才能，积极向玄宗举荐。其后，玄宗欲造金、玉真观，魏知古认为这件工程劳民伤财，于是连连上书劝谏。玄宗见他果然忠直敢言，就提升他为宰相，与姚崇同列。后来魏知古擢吏部尚书，掌管东都选官之事。恰好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想凭借魏知古与姚崇的旧系升迁，就通过魏知古的门客向他送礼。魏知古却不但不买账，而且回长安后，如实向玄宗报告了此事。一天，玄宗召姚崇问道：“你的儿子有才能吗？都在哪里？”姚崇知道玄宗骤然问此事，必定劣子出了问题，就说：“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玄宗原以为姚崇可能会因为爱惜儿子而隐此事，听到姚崇如此回答，不禁喜出望外，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姚崇回答：“知古是我所推荐任相的，我儿子必定以为他会感念我的恩德，而去请托他。”玄宗听后，赞赏姚崇的不讲私情，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鄙薄魏知古的为人，想将他斥退。姚崇知道此事，连忙劝阻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姚崇强调不能因一己私事害国家政治，其论甚为严正，玄宗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虽然后来终将魏知古罢为工部尚书，但总算不为已甚，仍能继续发挥其作用。
姚崇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