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寒假口粮掺合着大量的糠菜让全家人又活了一些日子，而这时，村里饥荒已达到颠峰，当时生产队还没开始给社员发放救济粮，大部分社员家已粮尽菜罄，村里不断有人走黄泉路到冥府找粮食了，没有走的则千方百计寻找人世间一切能够果腹的东西，大家在天寒地冻中上山挖田鼠洞，想从田鼠洞里找到一线活命的希望；半夜三更去翻生产队的苞米秸垛，企图找出一两个遗漏的小苞米……有一天，村里一个留下看场地的民工，一不小心把一碗苞米稀饭弄洒了，稀饭又正巧洒在一堆干牛屎上，那个民工无法把牛屎上的稀饭收回碗里，只好自认倒霉地走了。民工一走，就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趴到牛屎前，把牛屎上的稀饭一点一点舔干净……
严酷的饥饿，让人的尊严和斯文荡然无存。
苍天有眼，如果没有姐姐带回的二十一斤苞米，我们全家早已和村里那些陆陆续续走黄泉路到冥府找粮食的人结上伴了。
腊月二十三，是旧俗送灶王的日子，往年这时家家户户包饺子放鞭炮，送灶王爷回天宫，家家户户都做好饭好菜祭祀灶王爷，还特意往他老人家嘴里抹点灶糖，让灶王爷嘴里甜甜的好上天言好事，来年再下界保平安。今年谁家也无心送了，就那么让灶王爷留在人间和大家一起忍饥挨饿，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
在全村一片死气沉沉家家户户悲观绝望时，我们家则喜气洋洋——大哥回来了。
大哥当时以鞍山纺织品公司采购员的身份长期驻扎上海。上海不愧是大都市，物质较一般地方富裕。大哥竟能从他日常生活里省出三十斤大米二十斤白面和十斤挂面，还带回一瓶香油十头大蒜和二斤竹笋。还给父亲带回一些补脑液之类的补品。这些东西不要说放在随时都在饿死人的1960至1961年的冬春，即使在好年景，也足可以让成年喝苞米粥就咸菜的乡下人眼睛发红发紫。
大哥带回的东西不光又一次救了全家人的命，也让全家过了个较不错的年，除夕的中午吃了白米饭，初一早上还吃了素馅饺子。（正常的肉——不包括生产队倒毙的死牛死驴肉——已和我们家绝交两年了）那年春节，也就大哥和姐姐回来和父母一起过了个年，其他人二哥不自由不能回，上学的三哥四哥虽然自由但花不起路费又怕撑家里人的嘴也没回来。父母弟妹也不敢像往年那样到了腊月就开始盼望了，盼他们回来让他们跟着焦心吗？
初一早上，当我们全家吃完饺子，屯中又传出五十多岁的光棍汉孙究福昨晚上暴死的消息，听人说孙究福用他父母留下的一只躺柜从邻居家换了一只兔子，做熟后一顿吃了，早上有人去拜年，见他死在地上，大家说他是撑死了，也有的说他不想活了，选了这个死法。
对孙究福的死众说纷纭，有的人说值，反正早晚也是个死，与其一天天活遭罪，像油灯一样慢慢熬干，还不如像孙究福那样痛痛快快，死了也是个饱鬼；也有人说不值，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能活一天就算一天。
屯里还有一户人家，男人连病加饿在1960年去世，丢下寡母领着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是遗腹子。
应该说生产队对这一户人家还算照顾，往下发放抢救浮肿病的营养品每次都有他们母子的份，不像我们家什么也捞不上，可就靠发那点东西去救济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起到个让孩子多延续几天小命的作用。
你相信才几个月大的婴儿能吃好年月猪狗都不吃的糠饼子吗？我就见过这家的婴儿吃“淀粉”做的糠饼子，而且吃得狼吞虎咽，我亲眼看见那个三十多岁的寡妇妈掰一块糠饼子，像老鸦喂小鸦一样填进张嘴等待着的遗腹子口中，那个连牙都没长的遗腹子竟嚼都不嚼，抿抿嘴就吞下去，活像小鸦吞下老鸦喂进嘴里的一只蚂蚱。看到那种情景，你不能不佩服人的求生本能之强。
人的求生本能只怕比任何动物都高出一筹，这我也有确凿的例子可以证明。我家曾经养过一只母猫，那年五月生了四只小猫，小猫生下几天眼睛还没睁开时母猫失踪了，可能外出觅食被顽劣的孩子打死了。家里撇下的四只小猫可就惨了，每天隔两个小时一叫唤，那凄楚的有气无力的叫唤让人的心都碎了，那个时期农村找不到牛奶羊奶，我和母亲想尽一切办法想把它们养活，喂它们米汤，喂煮熟的地瓜……可任你喂什么它们就是不吃，就那样凄楚地叫，叫到第三天，最弱的一只小猫饿死了，到第四天，四只小猫一只也没活下来。如果四只小猫能像那个遗腹子一样肯吃，我想活下来不成问题，因为我喂它们的是米汤、地瓜，不是什么营养也没有的糠饼子。
然而，再强的求生本能也没留住遗腹子的小命，可能毫无营养的糠饼子根本就救不了婴儿的命，不光婴儿，寡母另外几个孩子也像我的小猫一样，在小弟弟走后接二连三地去了，最后那个还死在公社办的康复院里。
康复院，是专门为浮肿或干瘦得厉害的人办的一种临时机构，1961年夏天我因为浮肿过后又干瘦，也曾住过学校办的康复院，康复院让你把生产队分的救济粮份带来，康复院再补助一点大豆磷脂或者豆饼面什么的，好吃，但数量很少。住了两天，我就明白康复院也不顶事，决不会使你康复，反比在家还饿，因为在家里喝菜汤还能喝个肚儿圆。所以住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家了，回家母亲说我反倒更瘦了。
漫长的严冬好赖算混过去了，转过年春三月，全家人又一次陷入停锅断顿的绝境时，大哥又一次从上海送回几十斤救命粮。三哥四哥都在上学，没东西送，就从嘴里硬省下点粮票寄回来。就这样，我们这户被注入另册的四类家庭总算从饥饿的生死线上挣扎过来。
多少年后回想这些往事，我发现受苦受难的永远是靠土地吃饭的老百姓，不管国家把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抬得多高，可他们经济地位永远都处在社会最底层。如果国家不兴旺发达，再加上天灾人祸，他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穷困。他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甩大汗，辛辛苦苦种出粮食喂养了数亿子民，一遇饥荒，首先饿死的却又是他们自己。我的几个亲属中，大姨夫，二姨夫，父亲的叔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都死于那场饥荒，都是一点一点耗干了体内能量最后闭上了眼睛。
大姨夫死于1960年的冬天，大姨说大姨夫在那个奇冷的冬天里前后死过三次，头两次，大姨见姨夫眼珠发呲，人快不行时，赶紧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苞米面煮成糊糊再扒开姨夫的嘴灌下去，灌下糊糊的姨夫很快就活了过来。然而，当姨夫第三次不行时，家里再也没有可煮的东西了，同样饿得快不行了的大姨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姨夫像熬干了油的灯一样慢慢熄灭了。
二姨夫死得更惨，二姨夫死于1961年的春天，在一个阳光明媚，和风吹煦的日子里，饿得两眼发花的二姨夫跟二姨说他要去十几里外的妹妹家找点吃的。二姨夫拖着浮肿以后又开始干瘦的两条腿趔趔趄趄走了，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二姨听人说外屯有个“路倒”，死了好几天没有人认领，已被好心人刨坑埋了，才想起去妹妹家已经好几天没有音信的姨夫，二姨不放心，打发儿子去姑姑家看看，结果姑姑家压根就没有姨夫的影子，二姨的儿子慌了，打听着找到埋人的地方，很容易就把埋得浅浅的“路倒”扒拉出来，一看，果然是姨夫，也不知道在被人掩埋时不小心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姨夫的一只眼珠子没有了，眼窝空空的像一眼井。二姨后来才知道，姨夫根本没走到妹妹家，姨夫因为体力不支，走到半路就倒下了。
二爷爷年老体衰，经不起折腾，还在1960年的夏天，村食堂还在苟延残喘，天天用稀汤寡水敷衍群众时，骨瘦如柴的二爷爷就撒手人寰了。我可怜的几个亲戚，他们虽然都是贫下中农，可他们没有外援，他们的子孙当时都在农村，都是农民，饥荒来时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死守在家里挨饿，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他们就是走投无路了。
多少年后我当上了中学教师，给学生讲解《杜陵叟》、《观刈麦》、《捕蛇者说》这类课文时，我都是带着感情，我太了解这个层面的人了。苦啊，古往今来的中国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年年月月，朝朝暮暮，紫外线烤焦了他们的头发，四季的劲风把他们的皮肤吹裂……他们的钱挣得那么艰难，却要负担国家沉重的税收，而且没有福利，没有奖金，治病没人报销……有的只是忙不完的活，出不完的力，流不完的汗，受不完的穷。
1961年春，二哥接连往家邮了几封信，从信中知道劳改队已允许犯人家属往里送吃的了，因为劳改队里已经接二连三地饿死人了。
照理说劳改队犯人的粮食定量比农村要好得多，农村每人每天三两而他们每天九两，还是成品粮。但这九两成品粮对没有任何副食补贴又成天干重体力活的劳改犯们来说，数量还是太少太少了，再加上被灶上做饭师傅和干警七扣八扣，真正到了他们嘴里就大大打了折扣。二哥说他现在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可吃了饭又怎么样，那点东西吃进肚子就像掉进一个枣，不吃饭，饿得难受，吃了饭，还是个难受。
对那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劳改犯来说，在这场空前的大饥馑中，日子的确比自由人难熬多了，他们既不能像农村人靠家菜野菜哄肚皮，又得不到上级和家里人的救济援助，在什么外援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食堂，寄托在那有限的定粮上。而在食堂里，他们唯一能额外买到的就是没有油水的菜汤，和二哥一起改造的一个右派，每天中午都要买七八碗菜汤喝，但最后人还是喝死了。那时犯人最爱到野外干活，因为到了野外可以挖到野菜野草，挖出来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有毒没有毒，就那么直接填进嘴里咽进肚里，有的吃着吃着就死了。
劳改队老饿死人也不是事，终究上边是让他们劳动改造而不是让他们从地球上消失，再说，如果上面来人查出劳改队的干警扣吃了犯人的口粮怎么办？最后劳改队妥协了：允许犯人家属送东西支援。
送什么呢？父母犯了难。中国公元1961年的春天，农村饥饿已达到了顶峰，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春暖花开，以为天暖和了，野菜野草钻出地面，绝粮的人们就有救了。谁知春暖花开，野菜野草长了出来，人们还是不断地死。被饥饿夺去最后一点能量的人，不是光靠野菜野草能救活的。我亲眼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不知去哪儿，走到我们村后的山坡上倒下了，我和几个挖野菜的孩子围过去，见他已慢慢合上了眼，喊近处的大人来看，说他已经没有脉了。这种死，似乎没有什么痛苦……
没有东西也要去。父亲说，去，不仅仅是送点吃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他还说，处于困境中的人只要知道还有那么些人关心自己，疼爱自己，就是再艰再难，他也不会绝望，也能咬牙活下去。看来父亲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可让谁去呢？
从去年秋看望二哥后，我一下子像长大了几岁，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时时变得沉重痛苦，就像一直在阳光和花草丛里走路的人，突然不慎走进了乱葬岗子，除了惊出一身冷汗，剩下的就是可怕的记忆，我发誓以后永远也不去那个鬼地方了。
可我要不去谁又能去？父亲是改造对象，不准外出，母亲有病，姐姐上高中，姐姐又是个极不爱出头的人，弟弟还小……权衡来权衡去，挑这个担子非我莫属了。
清明的前一天，生产队分救济粮，全家四人分了十二斤带皮大麦，母亲一发狠，三天没让全家吃一口干粮，光吃山上刚刚长出的老蛙爪小白蒿拌麸子皮，省下大麦面蒸了十个黑不黑红不红的馒头，用衣服包好，我带上上路了。
那年月，人饥饿，汽车也饥饿。没有汽油，通往县城的客车很少，好不容易盼来一趟，又挤得要命。我从早上就到车站等车，可等来的两班汽车见车站要乘车的人太多，吓得都没敢在车站停，跑到离站几百米的地方甩下一两个乘客就急急开走了，惹得等车等得都要发疯的人们一顿臭骂。
直到中午，又等来一辆，这一辆再不停去看二哥的计划就要泡汤，而今天去不成十个馒头就得馊。还好，来的这一辆车到站总算停了，但下的人少要上的人多，都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咬人，还真不假，为了当天能赶到二哥劳教的地方，瘦成一把筋的我也不知怎么忽然有了那么大的本领，汽车到站还没停稳就拼命往前抢，谢天谢地，总算挤上去了，尽管车里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到了县城，我先到火车站买票，一问，只有下午两点半的火车了，坐了这趟火车赶到二哥的劳改队，见完二哥今天就回不来了，回不来晚上在哪过夜，吃什么，家里父母是否放心，我都顾不上去考虑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先看到二哥再说。
买完票，看看车站的时钟，才十二点多一点，如何打发这慢长的两个多小时呢？我抱着包裹慢无目的地走出票房，走到去年随四哥来时曾经歇过脚的地方，又望望曾经买过丸子的站前饭馆，心里十分不好受，感到特别孤独。上次是和四哥一起走，怎么都好说，这次孤身一人，一想那戒备森严的劳教队，想到那次伤心的接见，心里就空茫一片，不寒而栗……
肚子咕咕地叫起来，早晨喝的菜糊糊，还是母亲因为我出远门，特地在汤里多放了把大麦面，可现在也随着汗水蒸发掉了。肚子越叫，布包里的十个大麦面馒头越诱人，有两年没吃过净面馒头了，生产队隔好长时间才发放一次的救命粮倒都是细粮，不是大麦就是小麦，可谁家又能真正拿当细粮吃呢，都是连皮带糠地磨成粉，撒一把到菜汤里做糊糊。
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在车站的一角小心地打开布包，揭开几件旧衣服，又揭开一层报纸，露出里面十个黑不溜秋的馒头。来时汽车里人太挤，有几个馒头已被挤破了皮，我把掉下来的皮一点点捡到嘴里，真香啊！吃了点皮，倒越发馋了，就又从没破的几个馒头上面每个揭下点皮填进嘴里……不好，怎么越吃越想吃，我咬咬牙，心一横，强制自己把馒头包好，系上包裹。
待我系上包裹抬起头，才发现眼前站着个干巴巴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同样也干巴巴的孩子，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怀里的包裹。我一惊，知道她看见包里的馒头了，下意识地把包紧紧搂在怀里，那时车站饭馆抢东西吃已成家常便饭，吃东西的人一不小心，手里的东西就会被人抢走，待你追上，东西已进了那人的肚子。这个妇女可不要夺了我的馒头啊。
小胖，你要上哪去？那妇女见我收起包，主动跟我打招呼，并叫起我的小名。
你是……哪个？我瞅了她半天，还是没想出来她是谁。
我是江惠啊！怎么，不认得我了？你以前可最爱看我演《二人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