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认真建学校认真守护学校以及他为这所学校付出的代价，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不识时务自取倒霉，直到四十年后，他的不识时务才被当地人认同。时间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的农村人突然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了，观念由以前的“念不念书都一样吃三顿饭”变成现在的“三辈不念书，就得变个驴”（辽南人，把书念成“虚”）。观念转变了的农村人开始削尖脑袋让子女多念书，念好书，上大学。谁家培养出个大学生，这家人就会受到一乡人的羡慕和尊重。人们在重视知识重视大学生的同时突然发现，解放以来，双塔这一偏僻的地区竟出了好多大学生，而双塔地区又数双塔学校周围的大学生多，凡早年毕业考上大学的，好多人现在都在国家的重要部门工作，像郭某某，在国家的什么部；周某某，是省财政厅厅长，最不济的，也是县团级……大家到这时才意识到双塔学校的重要，人们到这时才一一说开了公道话，有的说：梁先生当初力主盖的这所学校可真为地方的文化教育起了大作用，梁先生当初舍命保住了这所学校可真为当地做了贡献。有的说：这所学校直到今天还完好无损也亏了当初盖学校时梁先生经管得严。
然而，当这些并不夸张的溢美之词终于到来时，父亲早已背着一身罪名去了另一个世界。
审讯父亲的人里就有一个人没跟父亲动武，提的问题也不跟学校沾边，这人叫王云开，排行老二，人称“二大爷”。（“爷”读重音去声，“大爷”，带点贬义色彩）“二大爷”吃斋念佛，有一整套“阴阳轮回说”，在地方也算个人物，有一定的影响。他的“阴阳轮回说”的主要精神是“人死了灵魂在，人死了不过是脱胎去了那世，人在这世遭难到那世就得好了，人在这世作孽到那世将遭报应，所以为人一辈子要多做好事，不图今世图来世……”
二大爷“阴阳轮回说”的观点，在教育人要乐善好施创建和谐社会方面倒也有他的进步意义，可父亲不信那一套，父亲所宣传的是世间根本没有今世来世，“二大爷”的“今世来世”纯粹是麻醉人的劝人方，是自己欺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愚昧、迷信。父亲的这一观点，跟当年共产党号召穷人起来打土豪斗地主闹土地革命时宣传的道理极其相似，如果他生活在南方，没准还能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的农友领袖呢。
我不知道父亲从什么时候，是怎么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我们兄妹七人从小受父亲的影响都不迷信，连斗大字不识一升的母亲也由最初的虔诚的“鬼神论”者变成后来的半信半疑。但母亲信命，她常说什么人什么命，“半半倒”（不倒翁）生来撅撅腚，一个人生成什么命是一定的。正因为她信命，所以就一直怀疑家里的灾难都是我带来的。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唯物论思想。日本投降后，在辽南地区专横跋扈几十年的日本人死的死走的走，只有那所殖民地的象征小衙门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成为这个地区屈辱历史的见证。小时候，我常和村里的小伙伴去衙门的院子里玩，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在一尺多宽的围墙上走来走去，爬到“炮楼”上大喊大叫，再不就摇动两扇坚固的大铁门，让它发出吱——嘎——的刺耳响声……但独自一人却从不敢去，因为好多人都说衙门里闹鬼。
说闹鬼的根源是衙门后面有一片坟地，一些无钱的死主或无名的“路倒”（冻死、饿死在路边的人）都在那里找宿，那片坟地就又叫乱葬岗子。日本投降后，村里人就传开衙门里经常闹鬼一说，说白天没人和晚上夜深人静时常能听见那些大檐洋房里传出各种怪怪的声音，那都是乱葬岗子里的鬼魂在作祟。土改后衙门的空房子也曾分给没房子的人家去住，凡住过衙门房子的人家，家里总有人闹病，于是人们就说那是乱葬岗子里的鬼魂打的斋，后来就没有人再肯去衙门房子里住了，家里大人也不让小孩儿单独去衙门里玩耍，怕叫鬼魂领了去。
父亲对衙门闹鬼一说嗤之以鼻，说一个小小的衙门，日本人在里面住了多少年没有事，怎么日本人一走鬼神都来了？埋在乱葬岗子里的人真有灵验，他们也应该去打日本人的斋，把日本人吓跑才对，怎么会净跟自己的人过不去？说来说去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
父亲这些义愤填膺的话在当时并不被村里一些迷信的人认同，母亲说：父亲一辈子光为迷信一事，就得罪了不少人，树立了不少对立面。母亲讲了这么一件事，昭和（母亲不知道公元却知道昭和）十二年，一个叫李沟的小村出了一桩“借尸还阳”的怪事，轰动了远近几十里。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那年开春，李沟村一个不务正业的无赖子突然死了，无赖子的家里人守着“尸体”哭嚎了一天，人都装进了棺材，这天晚上无赖子突然又活了，从棺材里坐起来。但活过来的无赖子的声音和一举一动，却酷似一年前死去的一个靠跳大神看病的神汉，人称“张大仙”。村里的人听说死了一天的人又活了，都来看希奇，看过后一致观点是那个死去一年的“张大仙”借了无赖子的“尸体”还阳了，见过的人都“啧啧”称奇又都很兴奋，说今后又有大仙看病了，而且大仙去阴间走了一年，再回来看病保证比以前更灵验。
母亲说当时谁都相信这是真的了，连衙门里的日本官小川（衙门里的日本官员三五年就调任一次）和巡捕去现场看了也都深信不疑。李沟村附近的十里八乡人闻讯后纷纷拿着香纸供品到无赖子家烧香许愿，求神拜仙，把个小小的李沟村弄得跟赶庙会一般热闹。
但父亲不以为然，父亲根本不相信死去的人还能还阳。为了弄个明白，父亲也去了李沟，父亲到李沟村看了现场以后，当众戳穿“借尸还阳”的真相，说无赖子根本就没死，这不过是他跟家里人合演的一出戏，目的想以后借“张大仙”之名给人看病骗钱，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人死了还能复活的事，除非他是假死。
以后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结论完全正确，那个“借尸还阳”的“张大仙”，从父亲戳穿真相后，“仙气”也就荡然无存，无赖子仍旧是原来的无赖子。可在当时，李沟村的群众却怎么也接受不了，乡间人可能因为平时日子太平淡，总是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发生件什么惊人大事，发生件能让十里八村人都注意都羡慕的稀奇事。乡里一旦出现件什么稀奇古怪事会让人兴奋好多日子，对“借尸还阳”这场自编自导的戏大家都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所以父亲的入情入理的解剖分析反倒惹起众怒，要不是凭他的德高望重，那天他很可能被弄得下不来台，挨了打都说不定。
是啊，谎言重复多遍还会成为真理，当大多数人都相信“借尸还阳”是真有其事并为之兴奋异常时，父亲却偏偏要去扫大家的兴，偏偏要“世人皆浊他独清”，那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借尸还阳”事件发生时，“二大爷”王云开先生正在现场就这一事情大做文章，大肆传播他的“阴阳”说，父亲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戳穿了无赖子的小把戏，让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二大爷”当众难堪，所以王云开一直怀恨在心。那天他问父亲：梁先生，各人有各人的信仰，我信神信佛碍你什么了？你凭什么说我是迷信脑袋？凭什么处处跟我作对？
而已成为阶下囚的父亲到这时还依然跟王云开谤道（抬扛的意思），丝毫不肯妥协。他说王先生：我没反对你信仰什么，就是跟你的看法有出入，你说人死鬼魂在，在这世受苦到那世就得好了，我说人死了就什么也不存在了，根本就不存在这世那世，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能算跟你作对？人死如灯灭，根本不会再转世还阳，托胎重生，过去我这样说，现在我还是这样说……
父亲就这样以他的认真、执著，也可以说是以他的死心眼，守护了一所完好的学校，也守护了他做人的准则。
可他自己从村公所出来，身上已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了。
我出生后的第四次灾难是爷爷的死。
爷爷死于土改后的第二年，死时刚满花甲。爷爷去世不仅仅是他寿数不到，而且对刚遭斗争喘息未定的家庭，简直是雪上加霜。当时家中的情况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所以发丧爷爷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说：爷爷去世前一点病都没有，好好的去山外干活，谁知晚上是爬着回来的，回来时已经口齿不清，脑袋糊涂，在炕上折腾了七天七夜才去世。母亲说爷爷活着时最疼我，我三岁之前可以说是在爷爷的怀里长起的……母亲言下之意是我命硬，我生下没死却让爷爷代替了我，是我克死了爷爷……
父亲批评母亲，说母亲净往歪的地方想，父亲说爷爷得的是脑溢血，不算太重，如果重就爬不回来了。如果爷爷在山上一发病就能得到及时治疗也许不至于死。父亲说爷爷的病是土改中受了惊吓所致，爷爷的性格太脆弱。
爷爷梁鸿有，一辈子活得很窝囊，爷爷当年和我的曾祖父从山东闯关东闯到辽南地区，日子一直没有起色，一直过寄人篱下的流民生活。
也不知是光绪年间还是宣统年间，山东海阳地区发大水，闹瘟疫，曾祖母死于瘟疫，曾祖父一看在老家活不下去了，就带着全家下了关东。曾祖父和我爷爷领着两个姑奶奶和二爷爷沿途乞讨，进关不久，大姑奶病饿而死。一家人举步维艰，最后辗转来到辽南一个叫栾屯的地方，曾祖父把十六岁的二姑奶嫁给了当地一个栾姓的庄户人家，借着这户人家的光，全家在栾屯落了户。
在栾屯那个地方，爷爷娶了一个穷家姑娘，然后生了我的父亲，就在一家人日子刚有了着落时我的祖母不幸去世，祖母去世时我的父亲才6岁，爷爷也只有26岁。
26岁的爷爷丧妻后就再也没有本事续上弦。在以后的年月他把幼小的儿子即我的父亲托付给他的妹妹，自己长年背着家什在外给人凿磨扇或者当长工。在外当长工的还有他的父亲和弟弟，即我的曾祖父和我的二爷。曾祖父也是年轻丧妻一直没有再娶，二爷因为家穷，人到中年才娶妻生子。那时，当地人对娶不上媳妇的光棍鲧夫叫跑腿子，所以父亲这一家子光棍汉就成了跑腿子人家。
爷爷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拉着饥荒供父亲读完了公学堂。当然，供父亲读书的还有我那没有成家的二爷爷，二爷爷在成家之前把终年扛活所得都花在了唯一的侄子身上。
据说父亲一上小学就显示出他罕见的聪明，尽管父亲穿得破破烂烂，缺少有钱有势人家孩子那股精气神，可学习成绩比谁都好。父亲小学毕业后，依村里一般人的看法是赶紧找份活干，譬如到哪个铺子当个学徒，熬两年熬个记帐先生，早点挣钱好养家糊口。可爷爷不肯，爷爷听父亲的先生说父亲如果不能继续念书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决定咬紧牙关也要让儿子念完公学堂。
父亲说他念公学堂时，学校在离家三十多里外的皮口镇，父亲跑不了远路，只能住校，常常为交不上食宿费挨老师的训斥。有一次老师叫他回家拿食宿费，说父亲食宿费已拖欠两个月了，再不交上钱只能卷铺盖回家了。父亲知道家里的情况，知道回去也是白回，爷爷已把能借到钱的地方都借遍了，从亲戚邻居那儿再也借不出一个大子儿。父亲在回家路上的一个沟沟里整整躺了一天，躺到傍晚才回到学校，他把裤子弄湿去见先生，说他在回校路上过河时一不小心，把爷爷给他的钱掉进河里让水冲跑了。因为父亲为人诚实从不撒谎，所以那一次他的老师相信了，没再逼他。父亲说这是他一生中为了求学撒的唯一的一次谎。
父亲公学堂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日本办的可以免费读书的旅顺师范。父亲从旅顺师范一毕业就娶了我的母亲，有母亲做饭和操持家务，流浪在外的老少跑腿子们才一一归了家。父亲教学后好几年，才陆续还完了爷爷为供他念书所欠下的债。
爷爷除了会凿磨，还特别喜欢养蜜蜂。工作后的父亲为了让爷爷的晚年生活有所寄托，给他买了两箱蜜蜂，父亲看着养蜂书，指导爷爷科学养蜂，科学管理，结果几年工夫，家中的蜜蜂就由最初的两箱扩展成一个小有名气的养蜂场，甩下的蜂蜜得用大缸装，城里几家大药房都来跟父亲订购蜂蜜。父亲积攒的那一坛子作废了的纸币，大都是爷爷养蜂的功劳，土改查封的家产，也大部分是蜜蜂和蜂蜜。
父亲教学后爷爷过了几年安生日子，六岁丧母的父亲对爷爷表现出少有的孝顺，爷爷爱喝黄酒，父亲就在自家成缸成缸地为爷爷自酿黄酒，每天让孩子们轮流为爷爷温黄酒。有一次轮到我的二哥温酒，二哥因为温酒不及时，很少打儿子的父亲对二哥抡起了烧炕叉子……左邻右舍都说爷爷老年有福，有一个既有本事又孝顺得不能再孝顺的儿子。
然而爷爷过早离世了，不过我想，爷爷过早离世或许也是他的福气，否则，在以后的若干年，让他也跟着父亲跟着全家去经受那场大饥馑的折磨，再在那数不清的运动里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担惊受怕，那对他来说也许比死还难受。
好像是遗传，父亲自土改后也变得脆弱起来，父亲这个人在顺境中干练、果断，能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一遇逆境，他就不知所措了。而母亲比父亲要强得多，母亲平日虽然精明能干，但也只表现在家里，在家中，母亲内务大权在握，把一个老少三代人的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但外边大事小事还是唯丈夫之命是从。
当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地主富农有不少人吓得拿刀抹脖子或者悬梁上吊时；当父亲被关，吉凶未卜时，一向唯丈夫之命是从的母亲却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一下子变得很有主见，很有章程。她跟谁也不商量，把家中的财产如数交给来查封的人，甚至保存在地下她如果不说谁也不知道的八大缸蜂蜜也都毫无保留地交代出来，决不藏着掖着，所以少挨了许多打。在父亲被关，家中一粒粮食也没有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把整天爱哭的我交给吓得同样不知所措的爷爷，自己率领着几个儿子兵四乡要饭。要回好的留给父亲和爷爷，自己和孩子吃糠咽菜……打那以后，母亲就成了全家的主心骨、顶梁柱，大事小事都由母亲出面张罗，父亲心甘情愿地退居二线。
二嫂和她女儿的相继离世是家里遭受的第五次灾难。
二嫂母女死于1952年和1953年，死于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侄女死时我已记事了，记得侄女快咽气时我还穿着侄女的鞋在另一间屋里的炕上跳自己瞎编的舞蹈。侄女死时快三岁了，二嫂冬天为她做了双棉鞋做大了，成了我的爱物，动不动就抢来穿在脚上臭美。当我穿着新鞋在炕上又蹦又跳正玩得兴高采烈时，二嫂过来哭着要我脱下鞋给侄女穿着上路，我才知道侄女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