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到一棵凤凰卵树下，往筐里捡拾一个个因挣不上水分而提前掉落在地如同橡子般大的小苹果。心里纳闷：这些小苹果其实不用收拾，往年都那么随它自落自灭，今年怎么要捡开它了？这大概又是余福江利用他的特权照顾我的吧。在炎热的大夏天，能在这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的果园里干这种既不晒太阳又不踏重露的轻快活，大概又让那几个女孩子又气又嫉妒，意见一大堆了吧？余福江为巴结我却又一次制造了我跟女友间的矛盾，这是我最不希望的。
过了一回儿，穿着一身新军服的魏清也来到果园，并直接向我走来，我才猛然明白了余福江的用意。
魏清走到我面前，先跟我搭讪了几句闲话，然后就夸开了余福江，他把余福江夸了个十全十美，然后问我想不想找余福江这么个对象。我早有思想准备，就把提前想好的话拿出来应付他，我说当前阶级斗争这么尖锐，像我这样出身的，不想拖累别人，所以不想考虑婚姻问题。
魏清说：余福江不嫌，你怕什么？我倒觉得你应该赶紧找个避风港，摆脱阶级斗争对你的压力。
我又搬出几条理由，最后说等过了这一阶段吧，现在我家里有许多事急等处理，顾不上考虑其他的，过了这一阶段，我再答复余福江。
我这样敷衍魏清，心里其实很虚，我知道我很不道德，不答应，又不明确拒绝，只想拖延时间，拖延到三哥那边有了消息，立刻就远走高飞。
魏清显然看透了我的那点小伎俩，就冷笑，说你在学习何静吧？何静泡小波泡了三年，你也要泡余福江三年？
天哪，我学何静？我在泡余福江？刚一听这话我还觉得委屈，认为余福江帮助我是他自愿的，我从来没有求过他什么，而且打心眼里不想沾他的便宜。但细想想，又觉得魏清说得没错，像这样跟人家好又不好，离又不离的暧昧关系，不是跟何静和小波如出一辙吗？如果何静是泡，那我又是什么？何静泡小波，需要他在经济上带给的利益，如果说我在泡余福江，则是利用了他对我的关照，正如何静所说，我怕孤立，我需要余福江这个靠山，在果树队，不，应该说在整个大队这个圈子里，余福江可以让我平安地过日子，也可以让我像丧家犬一样没有安全保障。
然而，我不能只图一时平安，就轻易把自己的一生完全改变了，我不想屈服于母亲和何静说的那个命，我不能轻易认输，决不能，只要有一线希望，我还是要挣扎！
看来我不能和余福江再这样一直糊涂下去了，我得对余福江有个明确的交代了。
我给了魏清一个囫囵话先打发了魏清。那天晚上，我等父母都睡了以后，给余福江写了封信，在信中申诉我出身不好，以后会牵连他，他如果找上我，将一辈子无出头之日。他精明能干，应该找个根正胎红的姑娘，像郭云红那样的。
我在信中还特意举出了郭云红那次在政治学习会上的发言，证明我已被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他大可不必放弃自己的清白出身跟我沾一身腥……
信写好了，装进兜里，第二天要交给余福江，余福江赶集去了，不在。中午回家想起信，一掏兜，信不见了。
又过了几天，余福江早上在上工的路上堵住我，劈头就问我是否给他写过一封信，我老实承认写过，又丢了。余福江说那封信让人捡到了，交给了魏清，昨天魏清又把信交给了郭云红，郭云红现在已经恼羞成怒，准备找我算帐。
你在信里都说了郭云红什么？
我紧张起来，把信的内容原原本本告诉了余福江。余福江说这样写倒也没有什么，等我跟郭云红解释解释。
我忐忑不安地去了果树队，也不知是精神作用还是别的什么，我觉得果树队的人见了我，脸色又都像雷雨前的天空，又都布满了阴影，而且都竭力把目光躲开我，好像我一下子变成了“民间故事”里的红头发妖怪，只要和我的目光一碰上，我立刻就能摄走他们的魂魄。果树队的门口，站着早有准备的郭云红，黑绷着脸，一副阶级斗争面孔，一见了我，就恶狠狠地问：你说，你安的什么心？你为什么在你的恋爱信里扯上我？我怎么惹你了？
我急忙分辩说我没写她什么，她不听，一口咬定我在诬陷她，说我不想嫁余福江，却把责任往她身上推，让她背黑锅，并要拖我去大队辩理，说看看阶级敌人又要耍什么新花招……
我在郭云红嘴里又一次变成了阶级敌人，身为大队干部，如此信口雌黄，我还能跟她说什么，再看郭云红那张气势汹汹怒火万丈的脸，根本也不想听我解释，我只能缄口无言。
我缄口，郭云红就越发没完没了，跳着脚直指着我的鼻子骂，跟我像有不共戴天之仇。还幸亏老白刘春波等人上来把她拉开，又劝了她一阵，否则那天真不知该怎么收场了。郭云红大闹了一阵，大概见周围围观的人没有什么反应，觉得没趣，另外也发泄够了，这才狠狠啐了一口，去大队开会了。
以后几天，郭云红倒没撒野大骂，但见了我就使劲啐一口，或者指桑骂槐捎上几句……那一天，一些人耪树盘子，一个姑娘耪出一条蜥蜴，夸张地尖叫一声，郭云红就举起锄头上去狠狠地把蜥蜴一刨两段，嘴里说：你怕它干什么？它没本事咬人，只能咯痒咯痒你……又一天，早上出工时，碰到一条蛇过道，郭云红就“呸”地射出一口痰，咬牙切齿地骂：妈的，牛鬼蛇神还呈了凶了……
何静对我说：郭云红对我的意见相当大。我说她一个大队干部，正春风得意，跟我这样一个连落水狗都不如的人计较什么？何静说出了原因，何静说郭云红是争风吃醋，郭云红看上了余福江，在余福江帮她写讲用材料那阵，只因果树队又多了个我，余福江才把郭云红撇在一边。
何静说出的原因让我哭笑不得又觉得对不起郭云红，别说郭云红不见得看上余福江，即便是有那么点意思让大家这么一夸张也不好听啊！什么事情都得换位思考，人家一个还没有对象的大姑娘，一个正吃香的文革红人，却突然让我的一封信背上了这么个“美名”，我委屈？人家可能更委屈，人家找我事是应该的，如果不找找我的麻烦，让我达到目的还天下太平，人家这口火气往哪撒？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只能求何静帮帮我，我说我已经顶不住这股冷风了，求她帮忙从中调解，让我和郭云红消除误会，解开疙瘩。何静说事情闹到这一步，疙瘩怕是解不开了，听说郭云红下一步就要联合魏清整你了，整你利用感情腐蚀拉拢干部。
何静的消息使我既惊又怕，那年月，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整我这样的倒霉蛋比整一条狗容易，随便找点理由都成。从“文革”初期时兴游街后，造反派曾敲锣打鼓游过一个寡妇，寡妇脖子上挂了两双破鞋……造反派说那个寡妇作风不好，其实根本原因是那个寡妇先前得罪了游她街的那个造反派的头头。而我，如果真扣上个以感情腐蚀拉拢干部的罪名，结果恐怕比那个寡妇还糟，怎么办？难道我也得尝尝游街示众的滋味吗？
何静大概见我面有惊恐之色，就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事叫大能大叫小能小，如果现在你答应了余福江，一天的云彩都散了，谁也不敢说你利用感情拉拢人了。见我不吭气，何静又劝道：其实你家现在还真需要余福江这么个人，你不想想，你弟弟走了，你再远走高飞，你爹你妈不晒了干了？我看你也不必心太高了，正视现实吧，我还是那句话，命八尺，难求一丈，咱俩就是这样的命，认了吧。
这一夜，我半宿没睡，反复考虑何静的话，觉得她的话真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是的，即使郭云红的兴风作浪姑且不管，即使我没有面临到游街示众的威胁，可父母的问题怎么解决？弟弟走后，小心眼的姨夫老是限制他回来，一怕花路费，二怕让那边人知道他还有个四类的爹。父亲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每天干着最繁重的活计，从精神到体力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才六十岁的人已像到了风烛残年；母亲的气管炎加上肺心病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冬季只剩下咳嗽和哮喘的份。去年只是想让弟弟先走了再说，还顾不上考虑那么多具体困难，现在困难一个一个都摆在了面前，怎么办？怎么办？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的路在哪里？
我又回顾了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历程，除了小学还顺利，剩下的都是什么呀，想上中专，中专停办；考大学，大学不收；回乡后想在“四清”中寻条出路，“四清”又不搞了……在关键时刻，不管我选择哪条路，哪条路都对我关上了大门，记得上高三时学校说政审还要听地方意见，从学校回家我几次去大队书记家，向大队书记一本正经地汇报个人的思想认识，一本正经地表决心谈想法……目的是为高考政审调查打好基础。谁知高考政审还没开始，那位大队书记先下台了，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听到那位书记下台了，我还想过：他是不是沾了我这个扫帚星的晦气才下了台？
“命里八尺，难求一丈”。我又一次想起何静的口头禅，决定认输。
多年以后，我曾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假如当初不给余福江写那封信，或者那封信装在兜里没有掉，我这一生会不会是又一种写法？因为如果没有那封涉及到郭云红的信，郭云红不会搀和到我和余福江的矛盾之中，如果没有郭云红穷凶极恶的挑衅，我想我还不至于那么容易就屈从了魏清等人的安排。
由郭云红的加盟，我又追溯到那次评标兵，如果没有那次评标兵风波，郭云红即使看我再不顺眼，只要我老老实实干活，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像耗子一样成天大气不出，她也找不到借题发挥的理由，找不到发难我的机会啊！正因为有了评标兵一事，才有了她的发难，有了她的发难，才在那封信中提到她，因为在信里提到了她，才发生了后边一系列的……
唉，这些年来唯一的一次公平待遇，竟成了我的克星，成了魏清等人逼我就范的帮凶。
当然，对于我和余福江的最终结合，我无怨无悔，在以后的若干年，余福江和我共同挑起了照顾老人生活的担子，任劳任怨跟我一起把二老送到另一个世界。记得父亲去世的时候，儿子们不在身边，余福江像亲生儿子一样为父亲擦洗因为大小便失禁而污垢的身体，和邻居一起为父亲穿好装裹衣裳，待远方的哥哥们回来，父亲已干干净净安安稳稳地躺在了灵床上，为此，母亲和我心里都很感激。
在我为个人的追求疲于奔命的几年中，余福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成了我身后最坚强的后盾……虽然当初的结合是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可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还是站在共同的立场上，基本是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走过来的。
第二天，我第一次把我和余福江的事摆在了父母的面前，当然，我略去了其中的复杂因素，对郭云红、魏清等人一概没提，只说有人介绍，我认为这个人还算合适。根据家里目前的情况，我也只能这么做。
让我意外的是一向希望子女成龙的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后竟欣然同意了，多年的坎坷和磨难终于改变了父亲，使他变得现实起来。父亲说：我早想过了，你弟弟走了，你不能再走了，我和你妈身边总得留一个。都说老了靠儿子，你哥哥他们都在外边，我和你妈能靠哪一个？我戴着这顶帽子，又能去哪一家？所以今年春天何瓦匠介绍罗家那孩子，我就同意，看你不愿意我才没勉强你。
父亲说的罗家那孩子是个小学教师，叫罗玉德，是何瓦匠老婆的弟弟，其家在距我家不远的另一个公社。是初中时的校友，在我的上一级。上初中时我曾当过班级的宣传委员，每有政治学习就给同学读报纸……罗玉德当时是学校的宣传部长，常在一起开会，还算是个熟人，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可当时我一心要去投奔三哥，一心想脱离家乡这个是非之地，对这事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后来，当我和余福江定亲，还把罗家孩子的介绍人何瓦匠给得罪了，何瓦匠说我放着挣工资的教师不找，却要找个搬土坷垃数地垄的农民，这分明是没把他老何放在眼里，没瞧起他们。为此，在以后批斗父亲的时候，何瓦匠还起过落井下石的作用。
我和余福江定亲后还真让一些人感到匪夷所思，屯里有个李大婶直表示后悔，说早知道我能在农村找，她早当介绍人了。她说她的侄子家住某某公社，是供销社的卖货员，家里可富裕了。她早就想提这个媒，可就是怕我不肯在农村找，才没敢张这个嘴。
我开玩笑说，人家是供销社的售货员，我是四类子女，提了我你不怕砸了你侄子的饭碗？李大婶说，那怕什么？离得远，谁来扒拉根底。再说闺女又不是小子，进了门老老实实过日子，谁注意？唉，晚喽。
就像何静说郭云红找我岔，挑衅我的原因那样，罗家孩子介绍人的气愤和李大婶的后悔惋惜也让我哭笑不得，想不到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居然还有人想着惦着，真是活见鬼了。
但母亲不同意。我发现在某些问题上，女人的心要比男人高得多。母亲说父亲：你就是想留一个孩子在身边也得打听打听，尽量找个好的，不能剜到筐里就是菜。当初放着教师工人都不要，现在却要找个农民，这不是卖了荞麦又想吃河漏，自找腻歪？
一直到现在，我都很佩服我的母亲，她虽然没念过书，但绝顶聪明，她有着令人惊讶的记忆力，不管多久的事都能记得一清二楚。母亲的嘴又相当善辩，她要跟谁辩个什么事没人能说得过她。自打土改，母亲就频频在公众场合亮相，为住房问题打官司，为父亲去争选民证，为弟弟无缘无故被人打了去找村干部评理，为姐姐按四类分子一样扣义务工去找大队公社讨说法，为生产队在分配上待遇不公和小队干部吵架，为……四类分子的家庭，矛盾麻烦远比一般家庭多，何况像我们这样既没有靠山，家里家外又没有个硬实劳动力的四类户。如果父亲母亲当时能想得开，认清形势，不去据理力争也许好些，但母亲偏偏不肯认输，遇到不公就要辩个你理我表，正因为每次母亲都据理力争，以她充足的理由和雄辩的口才辩得对方难以招架，哑口无言败下阵来，所以导致母亲每次胜辩以后又都使我家吃亏更大，使父亲头上的帽子分量更重。
哥哥们有时就劝母亲，说像咱这样的家庭是讲不清是非曲直的，咱就认了吧。可母亲就是想不开，总想以理服人。姐姐在生产队干活，工分挣得不多，上交义务工时却和四类分子一个标准，母亲为此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找小队，找大队，最后找到公社，母亲说出多少工还是次要，我就是要问个明白，四类子女到底应该怎样对待，上边一再说四类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对象，上一辈的错误不能算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应该享受和贫下中农一样的待遇，这话现在还算不算数？
母亲尽管有秋菊讨说法的执著，但她可没有秋菊的运气，尽管所有被找的人都被她质问得张口结舌，但所有被找的人也没给母亲个明确答复，姐姐依然和其他四类子女一样按四类的标准拿义务工。爱以理服人的母亲倒赚了个四类家属不老实，带头捣蛋的名声，她的以理服人到底还是挡不住铺天盖地的阶级斗争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