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老头的话有理，也佩服老头刮地皮的韧劲，我发现在农村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的老人都有这么一股韧劲，几个在生产队干活的老头，远比年轻人勤快，收工回家从不空手，不是捋一兜槐树叶子（喂兔子）就是捡一把柴火，碰上哪天没有槐树叶子可捋没有柴火可捡，就扛一块石头，有个老汉家里的猪圈鸡窝院墙就靠这样一块一块捡石头垒起的。
可果真让我也学这些韧劲十足的老汉，把我以后的生命像这样用在一筢一筢划拉几片烂树叶上，用在一块一块捡石头垒猪圈垒鸡窝上，那我可实在惨透了；如果中国人的韧劲都像这样用在一筢一筢刮地皮上，一块一块捡石头上，中国也算惨透了。
然而，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学会刮地皮，学会一筢一筢搂烂树叶子，学回低头走路，看见路上有个柴火棍或者有块石头就赶紧捡回家，农村日子都得这样过，即便我学富五车，雄心万丈，也得遵循这个运行法则。
不过，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我搂草的技术倒是一天比一天成熟，山山岭岭跑得多了，哪儿草多哪儿草少，哪儿搂草的人容易密集哪儿搂草的人稀少，也逐渐掌握以至烂熟于心，这就好比八九十年代人们下海经商，刚下海不谙经商之道，也不知去哪拉客户，一时晕头转向。时间长了，经商之道自会熟稔，客户也会越来越多。
我在以后几年成了村里妇女中的搂草能手，在一些人看似没有草的地方我能搂出草来，在别人找不到草的时候我能找到草，我会知道哪个地方的草多可大家还没注意到，我会直奔那里来个大获全胜。搂多了搬不回家，就等余福江放学来挑。因为我由不通到精通了搂草之术，由不熟稔周围的山山岭岭到“胸中自有丘壑”，母亲年年都能睡上热炕头。
那些年，一到秋天霜叶黄时，我挑着筐拿着筢能跑遍了方圆三四里地内的山山岭岭，我的全部生命价值，就是几筐烂草。
赵老师说得严重了，没有等到国家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还在“四人帮”掌权的1974年，我的命运就有了转机。1974年的春天，母亲被在辽中县工作的四哥接走，母亲走时女儿已经四岁多了，把她扔在家里或放在街上跟小孩一起玩可以了，我就到生产队干活，当时，像我这样结了婚的家庭妇女，一般都不愿意到生产队干活，因为到生产队干一天活，挣的钱不够磨鞋底子的损失，有那白出力的工夫，还不如攒着力气在家多养几只鸡鸭。可我不算那份细帐，我愿意到生产队干那出力不挣钱的活，在我的潜意识里，不管分值多少，能和劳动力一起在生产队种地打粮，也算没白活一回人，没白喘这口气，说得好听点也算体现了一点生存价值，为社会尽了一点力。而在当时，到生产队干活这条路，也是我不甘心沦为家庭妇女，不甘心成天只能跟鸡鸭猪狗打交道的唯一途径。
母亲走了大半年，我干了大半年活。这年秋天，全国在批林批孔后又忽然大学小靳庄，号召农民写诗，鼓励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大队、公社，县里要组织汇演，评出优秀单位。上边的文件下来，县、社、大小队都立即行动起来。
要农民自编自演？谈何容易，演还能找到几个人马马乎乎对付，编，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些小队虽然有知青，但那些毕业于文革中的知青也就那么回事，真正能编节目的没有几个。
在各小队都为编文艺节目发愁的时候，庙前小队的队长赵永勤不知怎么忽然想到了我，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赵永勤亲自到我家来求我给小队编几个节目，免得各小队到大队汇演时庙前小队被剃了光头。
对我来说，用个“求”字似乎不妥当，因为终于有人想到了早已被遗忘的我，就像要饭花子突然蒙受到皇上的青睐，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了。我鸡叨米似的连连点头答应，并马上动手。几天工夫，我编出了天津快板《计划生育好》，对口词《夸夸咱村新气象》，还有三句半、对口快板、表演唱什么的。总之，内容很跟得上形势，形式也是最时髦的，我看了几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表演，从形式到内容全是仿照他们的模式和套路。像对口词《夸夸咱村新气象》里写的：
……
看！
政治队长赵永勤，
一马当先在前方。
他是战天斗地的带头人，
宝书四卷心中藏。
看！
贫下中农柯运奎
人老心红眼睛亮，
他是生产队的好管家，
阶级路线胸中装。
也有比较生活化的挺受观众欢迎的像天津快板《计划生育好》：
甲：小李结婚后，响应党号召，采取措施计划生育只要一个好，大人不受累，孩子素质高。生活轻松精神愉快活得多逍遥。白天去劳动，晚上上夜校，生产劳动政治学习一样也误不了。乡亲们背后提起都把拇指翘……
乙：再看那小赵，活得可真糟糕，婚后一气生了仨还想继续要，说什么光有儿子缺个小棉袄。
甲：早上一睁眼，家里就乱了套，几个孩子闹翻了天，鸡飞狗又跳。老大要穿衣，老二要尿尿，老三饿得敖敖哭，把尿盆打翻了。
乙：丈夫要出工，早饭还没做好，小赵忙得团团转眼泪往下掉。
几天以后，各小队到大队汇演，庙前小队大出了风头，我也大出了风头。我亲自表演的天津快板《计划生育好》和两个回乡中学生表演的《夸夸咱村新气象》被选送到公社和县里汇演。为了更充分地体现家庭妇女也能走出家门干革命，体现家庭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分量，队长赵永勤叫我再讲个故事，那个时期时兴讲故事，讲故事是全民大学小靳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的小队编不出节目，就只好讲故事，讲毛主席家的六位烈士，讲孔老二怎么杀了少正卯，讲四川刘文彩的收租院……
我没选这些大家都讲滥了的故事，我选了鲁迅的小说《祝福》，我特别喜欢鲁迅的这篇小说，特别同情祥林嫂这个人物，我想我讲这个故事下边观众特别是家庭妇女一定爱听，一定会被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打动。结果果如我所料，我在讲这个悲惨的故事时台下边鸦雀无声，而在这之前别人讲孔老二少正卯之类，台下一片乱哄哄。我一边讲故事一边没有忘记观看台下观众的表情，结果不错，我看到下边无数双眼睛都亮晶晶地盯着我，听得很用心。
见观众听得用心，我讲得也就越发用心，在故事里还适当加入一些议论，加入我对小说的理解。如讲到祥林嫂沦为乞丐，见人就打听那世有没有地狱时，我议论道：死亡对于祥林嫂不是苦难生活的解脱，而是意味着下地狱受苦的开始。就这样，万恶的封建礼教把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逼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讲到这里，下边有人啜泣，不少妇女哭了。
后来，有个曾在文艺单位工作的下放干部评论我口才好，故事讲得生动感人时，旁边一个老头问：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梁先生的闺女。
此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觉得这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沾了父亲的光。
在双塔地区方圆几十里内，梁姓恐怕就我们一户人家，（我的二爷住在百里之外）所以在那个地区，问起父亲的本名也许有好多人不清楚，但提起梁先生，中年以上的人大部分都知道，我在上学路上或者到外屯办个什么事，经常会有素不相识的人问我姓什么，我说姓梁，他们就会说：我说呢，还真是梁先生的闺女，怪不得眉毛和眼睛长得那么像你爹。有时，他们还会当着我的面大夸说父亲真是个好人，心眼实在，不会奸不会坏。还有的说父亲教学教得特别好，凡是父亲讲课一听就会。也有的说父亲的日本话没人能比，跟衙门里的日本小官对话，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也是日本人。
我也曾听人这样评价父亲，说父亲在教学当堂长期间最愿意为别人排忧解难，谁谁两家为争地边要打官司，父亲出面给说合好了，免去了打官司两败俱伤的损失；某某人的父亲去世，因为家穷，只能葬在日本小衙门后边的那片乱葬岗里，但住在小衙门里的日本人怕死人有味，不让入葬，那人急得没有办法，来求父亲，父亲就出面找日本人，跟日本人据理力争，最后日本人只好让步；某某人家小两口打架，小媳妇一气之下上吊死了，女方家里不让了，组织一伙人拿着棍棒镢头要去男方家拼他个你死我活，闹他个水净鹅飞，男方家里听到消息，急急找父亲给出面化解消灾，父亲出面经过一番交涉，作了一番工作，最后两家得到合理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谁……总之，类似的好事父亲做了不少，父亲的好人缘几乎是大家公认的，值得回味的是每次运动里带头整他的那些人也如是说。
我真不相信父亲当年会有那么大的能耐，我所看见的是土改后的父亲，困顿，委琐，感情脆弱，不愿在人多的场合露面。最早时候村里晚间开会，总叫母亲替他去。再不就叫十几岁的我去。后来运动紧了，父亲成为批斗对象，母亲和我顶替不了了，他才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去承当了，而每去一次精神都经受一次创伤，直至后来得病。而听母亲和别人说起过去的父亲，简直能呼风唤雨，奇怪了。
但仔细再想想，也明白了：俗话说人敬有狗咬丑，父亲当年虽然只是个小学校长，但相比平头百姓，在地方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为了拉拢收买民心，连衙门里的日本小官有时还得礼让父亲几分，地方百姓能不敬仰？这样的人若出头办什么事情当然要比一般百姓容易多了，何况父亲也确实行事公道，处理什么事情都能让人接受。所以只要他出头，大部分人都会给面子，想来这些溢美之辞还是货真价实的。
父亲的日语过硬人所共知，在东北地区的日语大赛中曾经得过第一名，1978年，大连一所日语学校缺教师，曾慕名找父亲去当教员。可惜父亲早已作古。
收音机刚在东北面世的时候，东北地区举行过宣传收音机的童谣比赛，父亲以一个学生的名义写了一首童谣并获过东北地区一等奖。至今我还记得童谣中的几句：小匣小匣，你会说话，说得我和伙伴笑哈哈。小匣小匣，你会唱歌，唱得我心里真快活。小匣小匣，你会打鼓，打得我会笑不会哭。
今天看来，父亲的童谣只能算小儿科，但小时候我却对父亲崇拜极了，这就是任谁说破了嘴，我也不能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原因。现在，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个被“四人帮”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竟因为女儿表演了几个节目，又恢复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声誉，我感到欣慰，也感到心酸。
那年秋天，庙前小队着实热闹了一阵，从庙前队的自编节目在公社又一炮打响后，庙前队就被树为全公社学小靳庄的先进集体，队长赵永勤也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从此，不断有人来小队学习取经，公社也来开现场会，每来必有自编自演节目开路，我演天津快板都演腻了。公社一级自编节目调演完毕，又去县里参加汇演……那一年，庙前小队的分值降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社员干一天活的收入，不够买一块肥皂（当时，一块肥皂四毛钱）。但队长赵永勤却从众多的小队长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大队书记。我呢？也从一个被人遗忘了的家庭妇女变成了受人注目的对象。
1975年的2月底，大队的妇女主任来找我，说经大队研究，决定让我当大队的大嫂队长，负责全大队的计划生育工作。
大嫂队长是个新名词，是国家把计划生育列为专项工作而诞生的。大队的大嫂队长每年有三千工分的补助，尽管只是书记和大队长的一半，但毕竟有了正规收入。到大队工作，也算是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一个起点吧。更为诱人的是大队还答应以后送我去学习妇幼保健知识，学成后就是大队妇幼保健方面的赤脚医生，可以为全大队的妇女接生，上取环，普查治疗妇女病。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好运，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心想这不过是赵永勤们一时心血来潮，也许干不了几天，有人一反映，就又把我拿掉，就像当年去果树队一样。
果然，我到大队干了不到一个月，大队门口就贴出了大字报，是一个对赵永勤不满的人所为，意思是赵永勤阶级立场有问题，重用四类分子子女。那年月，这一条是最好的杀手锏，用这一条整人最管用，大小队干部一听阶级立场就谈虎变色，唯恐沾腥丢了乌纱帽。
但那一次，大队的几个头头还是顶住了冷风，赵永勤说：现在有些人就怕天下不乱，自己不行还不让别人行。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四类子女怎么了？四类子女还有入党的呢，中央领导有几个出身在贫下中农家庭？
赵永勤的这番话从理论到实践都能证明启用我是英明的正确的举措，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正确举措。那年月有个流行说法：用你，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不用，也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政策在人的嘴上，毛主席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一次我算真正领教到了。
那时母亲已经从辽中县回来了，以前母亲反对我到生产队劳动，但这次对我到大队没说什么，母亲可能觉得生产队一个工日分那么三两毛钱，实在不值得让她带病为我操持家务。
打春以后，母亲的哮喘病就好多了，加上女儿大了，已离手离脚了，母亲照顾她，我不在时再做做饭还力所能及。后来我到县医院学习，一学三个月，家里全靠母亲照应。母亲做饭喂猪，照料外孙女，有时间还在菜园里忙活……在那一段时间里母亲充分显示了她在家里的重要地位，虽然活计比我在家时累，但累得很愉快，累得很充实。我不在时，母亲跟余福江的矛盾也减少了。所以我在外边高高兴兴地学习了三个月，学会了接生，上取环，人工流产，治疗简单的妇女疾病。
这一年可以说好事连台，余福江也从小学抽去了公社，当上了公社教育组的报道员，每天骑个破自行车穿梭于各大队所在的小学间，听课、采访，写报道，有几篇报道还登上了大连日报，其中一篇是面对农村民办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建议整顿民办教师队伍。后来民办教师果然开始搞整顿，有几个被整顿了的民办教师还怨恨过余福江，弄得我和余福江好一阵不安，仿佛亏欠了人家什么。其实整不整顿教师队伍是国家的事，就余福江那篇登在地方报纸上的一点小小建议算个什么。
不过，因为那几篇报道，余福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民办教师，那时民办教师还没实行转正，大家都说如果民办教师开始转正，余福江将是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然而，没等余福江在家乡端上铁饭碗吃皇粮，我却先他在异地他乡当上教师并转了正，还拿到了全家进城的准迁证。当我拿了准迁证回家乡办理全家户口时，余福江毫不迟疑地放弃了他在家乡创建的一系列优越条件，辞了工作跟我到山西重闯江湖。
母亲是我在1974年的年底从姐姐家接回来的。姐姐跟四哥两家相距不远，母亲在他们两家住了半年，大病了两场。我知道母亲在那儿一定住得不愉快，连老实懦弱的婆婆还不想放弃自己的核心位置，何况不甘寂寞的母亲？母亲中途插入哥哥姐姐家，无法插手管事，只能以客人的身份吃闲饭，这哪是母亲的性格所能适应的？我决定去接母亲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