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五月份的一个傍晚，我从大队下班直接去承包的水田里扶那些插上秧后东倒西歪的秧苗，余福江从学校骑自行车来了，他知道我这个时候一准在稻田里。
余福江送来三哥从山西寄来的挂号信，信里面附有几张表。三哥在信里说：山西晋东南地区要在全国通过考试的形式招聘中学教师，优惠条件是一旦被聘，家属在农村的可以全家进城。像我这样没有教过学的农民，难度比别人大，得先解决由农转非再转干的问题，然后再考虑全家进城。三哥说不管怎样，来试一试不是坏事。现在正在报名，要我快快把表填好寄去。
在梁家的兄弟姐妹中，三哥是活得比较顺利也活得最有亮色的一个，三哥除了困难时期挨点饿，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坎坷。三哥高中毕业没有任何阻拦也没有任何悬念，一进考场就金榜题名，考进全国一流的学府。大学毕业后响应支援革命老区的号召，没有回老家工作而去了遥远的太行山腹地，那里曾经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刘邓大军曾在那儿打过有名的上党战役。
在山西的黄土高原上，三哥除了工作一帆风顺，还生了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出版社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一家出版社的社长，成为梁家女孩里成就最高官职也最高的一个。
三哥的二女儿在1990年的高考中，轻轻松松就摘了外语类中全省第一的桂冠，去了她最向往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外国语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分到北京一家令人羡慕的单位，在她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又去瑞典进修了两年，进修回来越发如虎添翼，现在已是京城里有车有别墅的高级白领。
三哥在自己诸事顺利时，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多灾多难的小妹妹，当他得知他所在的晋东南地区要在全国招聘中学教师，而且附加那么多的优惠条件，第一个就想到了我，立即为我要了表格快速寄来。
跑到山西应聘？我的天，这太突然了吧？尽管教学是我多少年一直向往的行当，但我在老家从没正式上过讲台，自己到底有几下子还从没有在实践中检验过，敢一下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滥竽充数？因为缺少思想准备，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呆了，站在夕阳映照的稻田里不知所措……余福江则小心地看着我的表情变化，试探地问：你看这名报不报？如果想报，咱就回家填表。你要没有信心，就算了。
我看了看余福江，种大田期间，他请了几天假滤粪，在农村，种大田时滤粪是最苦最累的活，求人没谁爱干，只好他请假了。一个春天，他要教学，要种大田，要忙花生地膜覆盖，要抢水灌田插水稻，外攻内急，他已身心俱疲，满面尘灰，人瘦得像个鬼。
所有介于农业和非农业的家庭在经济上都比较宽裕，但到了农忙季节都要比别的人家难。我听余福江的哥哥说，他年岁大了，给弟弟代耕已吃不消了，下一年叫余福江另想办法吧……也就是说，以后花钱求人，还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给你耕种了。地没人愿意给种怎么办？余福江和我即使再能吃苦，也吃不到像牛一样自己拉着犁杖种地，耥地的份上。再看看我自己，天天外边家里，家里外边，忙得脚打后脑勺，而且这样的日子将无休无止……谌容在她的小说《人到中年》里说得不错，金属还会因为疲劳而断裂呢，难道我非得等到自己断裂吗？想到这里，我的决心坚定起来，以不容质疑的口气说：报，逼上梁山了，没有信心也得有，不行也得行。再说，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晚上，我和余福江很快填好了表，第二天就用挂号邮走。十多天后，从山西寄来考试通知书，我得马上起程到山西参加应聘考试了。
算起来，这是三哥第三次往山西办我了。三哥1961年从北大毕业后刚来上党老区，被安排在一所中学教语文。我上高三时，三哥是那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他已看清了国家的政治气候，知道我在东北很难考上大学，决定把我转往山西他那所中学。三哥考虑的是我在山西即使考不上大学，脱离父亲的政治阴影，找工作相对也容易些，和四哥那年往辽中办我全家是一样的意图。
三哥在他那边办好了一切手续，把转学的接收函都寄了来，真是万事具备，但我这边的东风没起，我这边的学校领导不肯放人。
那天，我接到三哥寄来的接收函先去找班主任，我的班主任很年轻，教物理，课讲得特棒，原来是大连某大学的物理系教师，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已两年。可能跟班主任的资本家出身有关，他本来在大学里干得好好的，却突然被分配（或许说是发配）到偏远的小镇教中学。班主任来到小镇中学，可能时刻记着自己的出身污点，教导学生时满嘴马列主义，一举一动谨慎小心，对班级几个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理解班主任，知道他过得也难，对他的冷淡就不去责怪。但即便是这样，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依旧没有躲过劫难。
不过那天他倒很支持我转学。他仔细地看了接收函后很高兴地说没问题，叫我去跟李校长说说，再找张主任办理转学手续。
我就读的县一中的几个领导，都是解放前过来的老干部，校长李某和主管办转学手续的张主任都认识父亲，伪满时期他们和父亲一起开过会，一起参加过地区举办的大型活动，都知道父亲的声望不错。
这两个人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起码在解放前都为日伪服过务。但解放后人家仍然干教育工作，而父亲却主动要求辞职，成为一个半瓶子醋的农民，因为父亲辞职，新政府还很不高兴，说他对新政权有抵触情绪。
我们曾问过父亲，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教学工作不干非要辞职，父亲搬出的一堆理由让现在的人听起来真是迂腐万分又可笑透顶。父亲说：他所以要求辞职是因为爷爷去世了，家里十几群蜜蜂没人伺养，这些蜜蜂在当时就像半道捡了个碾砣子，卖没人要，扔又扔不了，最后只好自己辞职回家养蜂。我们又问父亲：为什么非得辞职养蜂，一边教学一边养缝不行？父亲说：那不行，一心不能二用，我一辈子干事不能糊弄，你要养那么些蜂子，还想养好，势必要耗费精力，精力如果不足就无法全力以赴去教学，你怎么能一脚踩着两只船去为新政府干事？核计来核计去，只能两头着一头。
也许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那么地认真刻板？都那么地死心眼？那天李校长和张主任仔细看了我的山西接收函后，考虑也没考虑就一口拒绝，他们说：不行啊梁素，你哥哥的学校是市级中学，而我们这边的学校是县级的。国家政策规定县级学校的学生不能随便往市级学校里转，别看我们和你父亲熟悉，熟悉也不能做这种违犯政策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也不能给他开。你还是安心在一中读书吧。
他们一脸的和蔼，一脸的诚恳，却又一脸的坚决，坚决得让你无法再和他们商量，让你只有彻底打消念头。
两个领导说即使是自己的儿女都不能通融，这个我绝对相信。
还在我转学之前的1964年，也就是国家刚刚提倡城市知识青年要下乡务农，要支援农村支援边疆那阵，李校长和张主任就带头把他们的儿女送往农村，尤其是李校长，女儿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完全可以留在学校再复读一年，校长的女儿要复读，哪个班能不接受呢？可他就不同意女儿再复读，而是积极响应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支援边疆的号召，硬动员才十六岁的女儿下了乡。张主任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在老父的劝说下下乡为农，而且真正是扎根农村，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可是他们扎根农村就没有邢燕子、侯隽的运气，像她们那样名扬全国，他们的命运都很凄凉。
1973年春天，庙前队一个三十多岁，人长得又矮又丑，穷得家徒四壁的光棍汉田老二突然鸿运降临，没花一分钱就捡到一个比他小好多的媳妇。这件事在村里很轰动了一阵，所以轰动，不仅仅因为田老二凭空讨了个大便宜，白捡到一个媳妇，而是媳妇的身世及遭遇更让人们震惊。
原来田老二这个捡来的媳妇还有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既不属于经常看到的从灾区或者什么贫穷地区流落过来的逃难女，也不呆不傻，而是曾经下过乡插过队的城市姑娘，且出身名门，是县一中曾经大名鼎鼎的李校长的女儿。
李校长的女儿？难道是李杰？我在听到大家的纷纷议论后脑袋里迅速闪过这个念头，但又立即否定：不，不会的，怎么可能呢？
当年在县一中读书的学生，谁不认识李杰？尽管李杰相貌平平，人长得又小又瘦，放在人群里你绝对不会去注意她，但在一中不大的校园里，李杰却人人皆知，高贵得如同公主。在我的印象里，当时还在初中读书的李杰挺傲慢，见人爱理不理的，即便这样，她在哪玩，哪儿都有学生围着她，大家巴结她，奉承她，为能跟她在一起玩而感到荣幸。我们高中部的学生虽然缺少和李杰接近的机会，但有李杰在老远的地方出现，就会有人说：看，那是李校长的女儿。这样不长时间我们就都认识了她。1964年她下了乡，据说在乡下干得不错，1965年我们毕业前夕学校还特意邀请她回校给毕业生作过报告，如果真是她，她怎么会落难到如此地步呢？
可县一中只有一个李校长啊，李校长也只有李杰一个女儿，又是下过乡插过队……哪有那么多的巧合，不是李杰又会是谁？
为了证实田老二的媳妇到底是谁，第二天中午我就去了田老二的家，但田老二家的门锁着，没见到人。我就向住在田老二隔壁的田老大媳妇田大嫂打听，结果证实了田老二的媳妇的确叫李杰，的确就是那个县一中的小公主后来又成为下乡知识青年的李杰。
从田大嫂的口中，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杰在16岁那年被父亲送下乡，在乡下呆了两年“文革”开始，县一中大名鼎鼎的李校长首当其冲被打成历史兼现行的双料反革命被逮捕，李杰原来就有病的母亲连气加急命归黄泉。在农村呆不下去又无家可归的李杰只好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在海港干活的工人。这个工人原来就是村里一介农夫，进城当工人没几天，却牛气得很，和李杰结婚不久就看不上李杰了，又打又骂逼着李杰跟他离婚。这时的李杰已经怀孕，离了婚让她往哪去呢？可不离又怎能受得了男方的虐待呢？走投无路之下有人给她介绍了一直找不上媳妇的田老二，说田老二就一个人过日子，家虽然穷点，但不会嫌弃她。就这样，当年的小公主李杰为了找个落脚吃饭的地方，被人像送小狗一样送到了光棍汉田老二四处透风的破屋……而混得没个人样子的田老二这时居然也牛气起来，说李杰要嫁给他，必须先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他不能养活别人的种。就这样，落了难的小公主进田老二家的第二天只好又去了医院。
那一天，听完了李杰的故事，我不是震惊而是唏嘘了，20世纪70年代，居然还能发生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跟李杰相比，我似乎不应该再抱怨命运对我不公了。
张主任的儿子比李杰能好一点，1964年下乡，一呆近二十年，已在农村娶妻生了一堆孩子，到知青全部大返城时，他已人到中年，在只能个人返城不能带老婆孩子的条件下对返城已没有丝毫兴趣了。
文革中，两个老领导被红卫兵折磨得死去活来，张主任熬不住折磨最后上吊自杀。李校长出狱不久也得了肺癌去世。看到他们的最后结果，又觉得父亲当年为了蜜蜂而提出辞职也没错到哪里，父亲如果继续教学，最终也难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况且他的历史问题远比李校长张主任严重，因为他不光加入国民党，还弄了个区分部执行委员的头衔，虽然只有42天的党龄，却是够线的历史反革命。如果他继续留在学校，最后结局只怕比李校长张主任还惨。
那次转学泡汤，三哥在山西那边急了一阵也只好做罢。那个年月，要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读书，必须有转学手续，没有转学手续，就像今天出国没有护照一样，那边即使是仙境，你也只能望其项背。
转学不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县一中继续拼命啃书，继续做我的大学梦，老老实实等候命运的安排。如果那次两个领导不那么死扣政策，稍微通融一点，活泛一点，给我开了转学手续，我这一生的命运也是另一种写法了。
再就是1967年那次了，三哥在山西把对象都给我找好了，惊天动地的武斗却把它扼杀在萌芽之中。如果那一次我走成了，也不会有农村这二十年当农民的经历。
中国人干什么都讲究个“三”，什么事情都是三次为满。我想三哥这第三次要帮我走出尴尬处境也许是个好兆头，这一次应该马到成功吧。
1984年的6月9日，我从家里动身去往几千里外的山西上党地区。考试定在6月中旬，三哥说提前几天去也好准备准备。在这之前，二哥去过山西长治，去看他的儿子曙东。二哥还戴着老右派的紧箍咒在农村劳动时，为三个儿子的出路愁坏了，1972年，三哥三嫂回家看望父母，见二哥愁得不行，就担着政治风险以要儿子的名义把二哥的大儿子曙东弄到山西他们的身边。曙东去后不久就去了自行车厂，后来曙东喜欢开车，三哥又帮他当上了司机，为二哥解决了一大难题。
二哥把一路上怎么走在哪儿换车在哪儿签字一一地详细地告诉给我，我就按照二哥介绍的路线一路顺风来到山西的长治市。
长治地区位于上党盆地，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地盘，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离长治不远的一个县。如果追溯历史，考察中国的上下五千年文明，这个地方可真值得骄傲，传说中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长治市北郊的老顶山，竖立了一座几十米高的炎帝铜像，炎帝双手托着五谷遥望着远方。据说当初炎帝就在这一带亲尝百草，带领炎黄子孙种植五谷。
虽然长治地区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但看现代的发展速度，它比东北可要逊色多了。也许长治人急于要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才有了这次全国性的招聘。
这次的招聘考试将在长治市举行，前来报名应聘的人员，大部分是科班出身的教师，从事多年教学工作，只为解决家属问题才来应聘。只有我，文化程度高中，没当过教师，本人还是农民。如果不是三哥的关系硬，认得里面的负责人，给我发了通知，单凭我的条件，人家是不会考虑的。
这时的三哥在一所大专院校里教书，家就住在校园里，三室一厅的房子，很宽敞。也许城市人口密度比东北小的缘故，我发现长治地区住房条件比东北要强得多，东北当时像三哥这样级别的教师，好多还挤住在一间或两间小屋里。
因为来得早，离考试还有几天，三哥就要我先到他们的学校听他们的教授讲授现代文学，又找了些考试要看的资料，一有空我就在三哥宽敞的北屋复习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