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展经济，必须制定恰当的，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经济发展政策！
改革开放，你来得太迟了。
那一年，我的花生用大跃进时期的口头禅说是放了卫星，亩产八百多斤，而在生产队集体耕种时期，用老一套耕种方法，一亩花生能产三百斤就算烧了高香。从我的花生大获丰收，第二年村里人都开始用地膜覆盖花生了。
承包土地的第二年，种大豆又为我争足了面子。土地全面承包后我分了两亩水田，第一年就赶上西大河水要全部供应大连城市，凡是水田一律不准插秧，全部改种大田。
种大田只能种大豆，因为前一年种过水稻，种过水稻的田亩再改种旱田麻烦很多，光秋翻后那些疙疙瘩瘩的稻根子你就难以对付，而地若不整好，再加上春天干旱，种子下到地里小苗就难以出齐。
我在种大豆时又抢了个早，那天早上，我看头一天下了一场小雨，稻田墒情不错，种大豆正合适，就去找邻居大发子，大发子有犁杖有牛，是屯里人力畜力最棒的一户，我求他在种完他们的大豆后立即帮我抢种，这个时候想指望余福江的哥哥是没门的，余福江的哥哥花生还没种完，他决不会放下自己的活去给我种大豆。
我所以敢求大发子有个原因，大发子的妈常年闹病，找我打针我向来是随叫随到，大发子和他妈常常感到不过意，发愁不知怎么报答我。这次机会来了，我一求他们，大发子一口答应，说他家的地用不了一上午就能种完，种完他家的下午就给我种。
有了大发子这个坚强后盾，我立即上大队给在县图书馆上班的二哥打了电话，叫他和二侄子赶紧都回来帮我种大豆，那二亩秋翻过的疙疙瘩瘩的水田，人手少了是难以把地整平的。这天下午，大发子早早就把牛和犁杖开进我的田里，这时二哥和侄子也回来了，侄子还领来了他的未婚妻——一个没有架子，干起活来泼泼实实的城市女孩。余福江也请了假。二哥干活一向很细，侄子和侄子媳妇又都是干活把式，几个人一边捻种抹垄一边拣着地里残留的稻根，打着地里的坷垃……两亩地，紧紧张张种了一个下午。
几天以后，我的豆苗出土了，齐刷刷的。而大部分人家则误了墒情，在雨后第三天第四天才开始播种，播种时人手不够缺乏细致，结果豆苗出得稀稀拉拉。跟我的豆苗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的豆田在稻田区众多的豆田里“鹤立鸡群”，到秋后跟花生一样，成为单产最高的地块。
只耕种了两年责任田，我就听到不少人议论：有本事的人干什么都有本事，就是种地也比别人地道，能种出水平。
我有本事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还是从前的我。
成功需要多方面因素，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种花生种大豆所以成功，是因为我瞅准时机抢了个“早”，可以前我也不是没瞅准时机，像中考前准备报考师范，上高中时往山西转学，毕业后一度寄希望于“四清”……只不过我瞅准时机时机却大门紧闭，让我时时碰丁子，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一步一个坎。现在好了，我瞅准时机时机就对我大门敞开，天时、地利、人和使我成了好人，成了心胸宽大的人，成了有本事的人；而在我不具备这三条时，我曾经是扫帚星，半瓶子醋，倒霉蛋，连一颗没有及时拔掉的乳齿都得担负罪名。
因此，现在的成功，现在的事事顺利倒常常勾起那些走投无路，不堪回首的往事，十个大麦面馒头被骗；全家濒于死亡线上高工作组见死不救；大忙季节父亲被关；地瓜栽不上舅舅不能相助；母亲九死一生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急盼着地瓜救急地瓜却在地里烂得一塌糊涂；高中毕业失学失业；回乡二十年说不完道不尽的酸甜苦辣……
人在逆境时，喝凉水都塞牙；人在风光时，点石能成金。
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清醒地对待眼前的一切，并不在意也不留恋各个部门，各级单位加在我头上的光环和空头支票。所以我仅愣怔了几秒钟，就开始为我人生这个新的起点而振奋了。
我用了三天时间交代了大队的工作，安排了家里的一些事项，去乡里，去公社医院跟我在各部门的顶头上司打了招呼……我到乡里时，乡妇联主任刚好从占子河党校打来电话，叫我立即去占子河党校开会，我在电话里告诉她我马上要去山西了，她惊讶不已。
因为这次是放弃工作远走高飞，大队领导也没奈何，我到大队交代工作时，大队长说我：你有必要跑那么远吗？你在大队还少挣钱吗？如果想过过城市生活的瘾，等你女儿大学毕业，你跟你女儿去不行？我女儿当时上初二，学习成绩年年年级第一，大家就认为她将来必上大学无疑。
我知道大队长不愿意我走，这里面既有相处的和睦，工作的需要，还有，就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动身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女儿去了父母的坟地。父母的坟地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坐在那儿能看到四周很远的地方。父亲说这块坟地当年是爷爷亲自选的，后来找风水先生用罗盘测地穴时，风水先生连说好地方好地方，说往前方看，几十里外那两座山脉夹着一个小山包，那是二龙戏珠，管后辈辈辈出状元。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个个书都读得不错，虽没读出状元，但在那一方也算声名显赫，也算应了风水先生的吉言。屯中人每每提起我们家人聪明，个个都是读书的料，就会说：人家那是茔地管的。
我不相信什么风水，若风水管用，大哥二哥的大学梦，也不至于夭折在日本人的奴化政策之下；若风水管用，我和姐姐都应该上大学，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都十五年了，何用疲于奔命，在快要步入人生的不惑之年还要漂泊异地他乡去重闯江湖？
相比之下，梁家的第三代（从父亲那儿算）第四代倒是一个接一个走进大学校园，还基本都考入全国重点大学。二嫂跟她周围的邻居比谁的孩子读书好，常会骄傲地说：我们家的大学生用粪筐往外撮。
梁家的第四代刚刚起步，大哥的外孙女、二哥的孙子孙女和三哥的外孙女就相继走进大连海事大学、昆明艺术学院、清华和北大，四哥的一双龙凤胎孙子孙女小学刚毕业，但已经初露头角，是沈阳名校珠江五校的尖子生，老师的估计是两个孩子以后上名牌大学没有问题。
2009年是梁家的丰收年，还在高考前，梁川的女儿卢青和东勇的女儿梁潇，就被大连海事大学和清华大学相中，成为这两所学校的自主招生学生，到了6月份，就开始捷报频传，先是三哥的外孙女王小语，北大一毕业就飞到美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成为梁家第一个留洋学生；6月份高考一结束，卢青和梁潇就以绝对的优势稳稳地占据了大连海事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席位置。
但这决不说明是梁家祖坟风水好，保佑后代子孙个个能读书，而是他们生而逢时，又秉承了老一辈那种认真努力的生活态度和不言放弃，锲而不舍的遗传基因。
但有父母长眠在那里，我对坟地还是有感情的，每年清明和年节，我都领着女儿来上坟，在父母坟边一坐就是半天，用心跟长眠的二老交流；有时也跟女儿讲讲姥爷姥姥一些往事，女儿是姥爷姥姥带大的，但对他们的过去了解甚少。我敢说，在父母的七个儿女中，没有谁比我更了解父母了，没有谁比我更知道父母后半生所经受的磨难，我一直抱怨命运对我不公，可我仅仅失去了那本该属于我的前程，失去了正是施展才华，正是事业有为的年华。而父母尤其是父亲，经受的却是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折磨，我看着父亲从戴上了“五类分子”（1962年以前包括右派）帽子起，监督改造一年比一年加重，看着父亲在一次次的运动中如惊弓之鸟终日惶惶不安，看着父亲身体由健康到衰弱，由衰弱到死亡。如果要写父亲的一生，写梁家的家史，我敢说非我莫属。
现在我要远离家乡，再来坟地看望父母的机会很少了，心里很是怅然。
1984年9月15日，我离开家乡奔赴山西了，余福江和上中学的女儿冬冬都向学校请了假，跟我乘汽车一起到县城火车站为我送行。这座规模很小，二十多年也没有什么变化的县城火车站，我对它是太熟悉了，当年，我几次在这里等车去探望受难中的二哥，这里记录了我的辛酸和眼泪；如今，我在这里等车，是雄心勃勃地赴异地他乡考试；在这里等车，是满怀豪情走向新的生活。而当年我历尽辛酸几次去劳教队看望的二哥已经恢复工作已成为单位的领导，现在也神采亦亦来为我送行。
二哥右派问题平反后，全家已在1978年冬天迁回了县城。
二哥从1957年划成右派，到1978年得到平反改正，整整20年啊，20年中，他的右派问题一直是父母心头的一块病。
谁也没有想到，二哥结束劳动改造后在丈人门口落了户，竟使他的才能又找到一方用武之地，他的能打会算，他的好钻研，使他到了农村也是一把响当当的多面手。
摘掉了右派帽子后，二哥所在的小队一个姓沙的生产队长看好了二哥的才能，起用他当生产队的会计，原因是原来的会计把生产队的帐目弄得一塌糊涂，姓沙的队长再也不敢让那个糊涂会计继续掌握生产队的财政大权了。二哥不负所望，接任后立即把帐目摆弄得一清二楚，成为全大队的楷模。有关部门下来检查各小队财会帐目。欲树二哥为财会战线上的样板对外宣传，但知道了二哥的底细后也就不了了之。
二哥在生产队兢兢业业当了几年会计，文革期间也没受到什么触动。后来，那个起用他当会计的队长又让他当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因为二哥向队长建议说屯外靠河边的那些年年种苞米大豆的地块，还有一片荒弃的什么也不能种的沼泽地，都可以改造成水田，生产队只要有了水田，社员的收入可以大大增加，苞米脑袋也可以换成大米脑袋了。队长一听大加赞同，说好极了，利用荒废地创造收入，还能改善社员生活，我怎么就没想到？不过想实现这一计划非得你来领着干，可你当了农业技术员会计叫谁干？二哥说这好办，生产队有好几个刚下学的中学生，你挑一个，我可以带带他，忙时帮他整整帐目。队长一听喜出望外，说那好，就让你那中学刚毕业的小舅子接你班吧，姐夫帮小舅子还不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就他了。又感叹说无怪人们说能当右派的人都有点本事，还真是不假，离了你地球还真不能转了，生产队再多有你这么几个老右，我能少操多少心？
那几年，二哥把他所在的夏家小队搞得远近闻名：粮食年年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水稻年年丰收，工分粮和劳动日分值年年比其他小队高出一截。夏家小队的小青年没有一个打光棍的，连残疾的也能找上媳妇。那个年月农村人都为肚皮发愁，哪个小队若能多吃点粮，多分点钱，哪个小队就是天堂。
然而，二哥为此却又一次遭到了算计。
在他为夏家小队拼命苦干了十几年，让夏家小队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队后，夏家小队一个具有江青一般政治野心的女团支书在一个别有用心的大队干部的支持下想抢班夺权了，想把原来的队长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而若想搞掉原来的生产队长，最好也最有力的杀手锏就是阶级立场问题。
1975年的秋天，夏家小队的女团支书，串联小队的下乡知青，不知借哪次运动，对了，是回击右倾翻案风，在秋收结束，地倒场光以后，把二哥关了起来，要借他来整倒队长。
夏家小队的野心家们为什么早不动手晚不动手非借回击右倾翻案风那场运动？很简单，如果没有回击右倾翻案风那场运动，单借右派头上那道“光圈”，即使鸡蛋里挑刺，也难找出可以让队长下台的罪证，二哥的罪名也许和宋朝精忠报国的岳飞一样，莫须有。但只要跟邓小平路线一挂钩，二哥和队长的罪名可就大大的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不抓阶级斗争，夏家小队的队长紧步邓小平后尘，也不抓阶级斗争，放着贫下中农不用却重用老右，以抓生产压制革命，仅凭这条罪名就足够足够了。
这样一来，二哥就跟“文革”初期的父亲一样，沦为权利之争的牺牲品了，“文化大革命”中安然过关的二哥终于在这次不算起眼并没引起多少人重视的运动中吃了苦头，他被关在一间秋天用来看生产队场院的小屋里不让回家，硬逼他写交代材料，也不知到底让他交代什么，二哥自己也不知道应该交代什么，说过去？当年当右派那点事折腾来折腾去，早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说现在，他确实没有贿赂拉拢干部，倒是干部硬去求他拉拢他。再有，就是他工作干得太多了，对生产队，对社员的贡献太大了。
没有什么典型事例可供野心家们上纲上线，没有可以置队长下台的交代，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当然不会答应了，所以这一次二哥连父亲的福气都没有，父亲没有置队长老丁头下台，仅仅被斗了三个晚上，二哥一关就是三个月，且文的武的都用上了，人格和尊严又一次饱受摧残。
自从二哥劳教回来，二嫂怕他再因为说话惹祸上身，每天在二哥到生产队出工或晚上去生产队参加社员会之前，就会像两千多年前越国人提醒身为败君的勾践不要忘记国耻一样提醒他：喂！带胶布了吗？意思要二哥在人面前嘴像用胶布封住一样什么也不说。每次二哥也都一半玩笑一半正经地回答：带着哪，还敢忘了？所以这一次，二哥背难决不是因嘴惹祸上身，而是诸多因素让他防不胜防。所以这一次，二嫂没有埋怨二哥，而是倾家所有，净做好饭好菜送给二哥吃，做了二哥从精神到胃口的坚强后盾。
综观二哥的一生，成功的时候很多，但伴随成功而来的，往往又是挫折和磨难，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政治因素，当时的政治气候，难有二哥施展能力的土壤；另一个是人际关系，二哥干工作时的那种一根筋，那种不会揣摩下属所想，不会讨下属欢心的性格，往往令下属心怀不满。
二哥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父亲如出一辙，二哥干起什么事来，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拼命三郎的作风有时并不讨人喜欢，何况二哥自己拼命也罢了，糟就糟在他自己拼命时也不让他的下属轻松。二哥在农村当技术员，每到春耕播种，二哥就先试验好种子的发芽率，然后根据发芽率规定捻种的社员一墩捻几颗种子。种大田的苞米大豆时，如果种子的发芽率高，让社员一墩捻几颗种，距离应该是多远一墩，二哥都算得清清楚楚，并计算出这样捻能节省多少多少粮食，社员拔苗时省多少多少力气，如果种子捻得合适，捻得间隔距离相当就能长得如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