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我却稀里糊涂地使用“闪电战术”,在朝阳门外三间房村娶了个农村姑娘,并在黄村一街租了周广金家的一间小披屋住了下来。
我在前面说过,自从我当上了“二劳改”,看了“舅爷”和“舅奶奶”们扛着“枷”长征的惨样儿,吓得早就下定了决心,不离开劳改农场,我是绝不结婚的。关于我为什么没离开劳改农场就结婚,为什么早不结晚不结偏偏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娶媳妇儿,这里卖一个关子,暂且不说,打算另写一部书详细描述。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与我结婚有关的另一个“二劳改”的婚姻故事。
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的食堂管理员叫马义扬,三十多岁,也是个右派,原来是个体育教师,身体好,人也好。二中队还有个“老就”叫朱焕基,他们两人的姓名谐音是“马易羊,猪换鸡”,正好是天然的一副对子。——这是插曲,与本文故事无关。
我结婚以后,到我家中走动得最勤的就是马义扬。他无求于我,只是出于朋友关系,处处关心我的生活。我仓促成家,租的黄村一街一间六平方米的农民房小披屋,除了临时买的一副铺板,连张桌子板凳都没有。为此,他经常给我送些家什来,什么水桶、扁担,以及米面、芝麻酱等等。有的是借给我的,有的是要我付钱的。他这个食堂管理员,账目绝对清楚,绝不会拿公家的东西送礼。有时候送点儿熟肉来,也不是食堂里的东西,而是到黄村小酒馆儿里买来的。
我老婆有两个妹妹,大的一个19岁,叫小红,小的一个才16,叫老丫头。北方农村的习惯,老丫头指的是最小的女儿,也就是“老疙瘩丫头”的意思。
老丫头长得傻大黑粗,没心没肺,基本上还是个孩子。小红行五,是我的“五妹”。她长得胖乎乎的,脸型并不美,但是心眼儿好,嗓子也不错,是公社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独唱演员。两个姨妹对我都特别好,比对她们自己的亲哥哥还亲热。家里生怕我这个穷女婿饿瘦了他们家闺女,隔长不短儿地总打发两个妹妹给我送粮食或者吃的来。
妹妹们常来常往的,总有碰见我朋友的时候。马义扬是最常来的朋友,所以慢慢儿的两个妹妹跟马义扬也混熟了。马义扬老夸五妹好,说她是个“心里美”(心里美是一种绿皮
红心的萝卜,北京人习惯于当水果吃,街上就有卖,吆喝的是“萝卜赛梨唻”)。五妹呢,也老说马义扬好,常说:“像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就跟她说:“自古监狱里关的就是最好的和最坏的两种人。你姐夫我难道是个坏人吗?”马义扬被划为右派,根本就不是他的错。他一个体育教员,既不参加政治讨论会,也没贴过大字报,把他划为右派,纯粹是为了凑那百分之五的数儿的。
我已经看出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好感,就跟老婆商量,是不是可以加点儿火力,把他们两个也捏咕到一起。我老婆对马义扬的印象也很好,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两个分头做工作。我去找马义扬,他口口声声说小红不错。我老婆问小红,她也说不出马义扬有什么不好来。既然双方都满意,事情不是很好办吗?但是这种事情,别人是不能包办的,总得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当面谈谈才对。
我们特地安排了一个时间,把他们两个都请到家里来,吃过了饭,都归置完了,我们夫妻两个找了个借口,到同住一院儿的张永贤夫妇房间里聊闲天儿去了,有意把他们两个留在房间里好说说话儿。没想到的是,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回到房间里来,他们两个原来是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一个坐在桌子旁边低头抽烟,一个坐在床沿玩弄辫稍儿,谁也没说话儿。
事后分别问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看样子,这个环境不是谈恋爱的地方。于是我们又安排了一次让他们会面的机会。一个休息日,我和妻都回到三间房老丈人家,我通知马义扬上午9点到北海公园门口等,然后拿出照相机来,借口马义扬向我借照相机,让五妹给他送到北海公园大门口去。五妹倒是没有推诿,把照相机装进书包,骑上车就走了。从三间房到北海公园前门,少说也有40里路,骑车得一个多小时,估计他们在公园里走走聊聊照照相,中午再吃顿饭,这一天时间就打发了。没想到10点刚过,五妹一脑袋热汗地回来了。问她是否没见到马义扬,她说见到了。问她怎么这样早就回来,她说:“你不是叫我送照相机去吗?我把照相机交给他,完成了任务,不回来还赖在那儿干吗呀?”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能说什么呢?古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他们两个“前世无缘”,任凭我们怎么捏咕,也没有用,只好就这样算了。
以上这一段是个“引子”,说的是“无缘”的例子,下面说的是“有缘”的故事。
我的房东大哥周广金,虽然家在农村,他自己可是特殊钢厂的工人,只有厂休的日子才回家来住一夜。平常日子,家里只有房东大嫂和她婆婆及几个孩子。房东大嫂姓王,是黄村北边不远的高米店村人。这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我家来个客人,总要问是不是缺菜缺面,少什么就到她家拿去。马义扬是我家的常客,房东大嫂见他长得仪表堂堂,性格温和,待人诚恳,也对他很有好感。一天,她问我马义扬有媳妇儿没有,我说还打着光棍儿呢。她说:“你去告诉他,要是不嫌农村姑娘,我给他张罗一个。”
我把这话传到了马义扬那儿,他还有点儿不相信。我说房东大嫂可是诚心诚意的,决不是开玩笑,不管好歹,你点个头,先看看姑娘人品长相再说。他表示同意。
大嫂得到了我的回话,跟我约定:大哥星期三厂休,星期二下午回来,请马义扬星期二下午到他家吃晚饭,让我作陪。我又给马义扬传话,让他买两瓶酒带去,不要空手。
到了星期二下午下班,马义扬找了个借口,没进食堂卖饭,而是跟我到了房东家。这时候我们看见厨房里有个二十一二岁的姑娘在帮大嫂切菜,我们心知就是这个姑娘了,一面坐下来跟大哥喝酒聊天儿,一面不时飞眼去看那姑娘,可惜看不大清楚。那姑娘也偶然地往这边看,大嫂子炒好了菜,就由她端了上来。这时候才发现她长得细皮嫩肉的,相貌很不错,衣着打扮都很朴素,特别是那大大方方的举止神弁,绝不像是农村姑娘的样子。
深秋天气日子短,吃完了晚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公安局规定“二劳改”们不许参加运动,称为“回避政策”,而代之以“正面教育”,也就是读报、讨论、检查、批判,周一至周五晚上7至9点,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谁也不许缺席。因此我就起身告辞,赶到中队学习去了。
夜里9点多钟,我从中队回家,路过一座小桥,月色朦胧中,见桥边的水泥栏杆上坐着一对儿男女,两人相依相偎,十分亲热的样子。看那个头儿和轮廓,男的很像是马义扬。不过心想马义扬是个比较腼腆的人,跟那姑娘还是第一次见面,总不大可能就这样大方地在马路边儿搂成一堆儿吧?因此也就没怎么在意,匆匆地过去了。
到家没见到那姑娘,也没见到马义扬,一问大嫂,她说:天挺黑的,我不放心,让小马送她回家去了。我问什么时候走的,她说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我这才认定桥栏杆上坐的不会是马义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