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早晨，唐山发生大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不过50公里，全场砸死了五百多人。而我所在的于家岭分场西村，却只轻伤了两个人，没一个砸死的。大地震之后，农场奉命封锁一切消息，所有人员一律不许外出，连信也不许寄。丹尼尔为了免除家人挂念，全然不顾农场的规定，半夜里蹬上自行车悄悄儿走了。从清河农场到北京，足有二百多里路，而且有四五十里是农村的土路，加上沿途封锁，何况他又是一脸“老外”相，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闯过层层封锁，平安到达北京的。
走之前，他知道我曾经黑夜里骑车回过一次北京，所以找我详细了解沿途的情况和走法。此外，他还跟几个要好的朋友都通了气儿，我们都匆匆忙忙地给家里写信报平安，让他带到北京去发。当时时间紧，谁也无法多写字，我给家里写的“平安家信”，只是“我还活着，没有受伤”八个字。
当时我正在偷偷儿地写我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丹尼尔和他的夫人都是我那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他的几个孩子，则是我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1985年正式出版改名《岷江三爪龙》）的第一批读者。
1978年，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正在谈判之中，丹尼尔就成了美方指名要求遣返的两个美国公民之一。经过几度交涉，中方在不否认他是中国公民的前提下，答应他们全家以赴美探亲的名义离开中国。
丹尼尔接到农场干部通知到北京办手续，当时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只知道要他回家一趟。他在北京把手续都办好以后，自己没回农场，却让胖墩儿回来处理东西：把他所有的衣物全部分赠给与他关系不错的难友们留作纪念。我得到的是一条美国军用薄呢毛毯。我知道，这还是他父亲的遗物，应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他走之后两个多月，我听说跟他最好的朋友汤宗哲已经收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不久，我也看了这封写给所有老朋友的“通函”，就写了一封简单的问候信，托小汤附寄转给他。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是寄到浙江缙云县我老婆那里转的。信的内容如下：
吴先生：
首先让我代表全家人向您祝贺您的新的开始。您让小汤转来的信已经收到，并知道您的近况。我们很为您获得新生而高兴，希望您在选择好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您的才能，为祖国争光。不管您的小说什么时候出世，我们都在等待和盼望着。
您现在可能在北京住下了。等安顿下来，总该把您的夫人及可爱的女儿接到北京来观光一下喽。听到许多朋友都有了新的安置，心中觉得很愉快，觉得国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感谢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可惜我们不能在北京相见了。虽隔千万里，只有用书信传达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全家都还好。虽然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但未安置完毕。等安置好一定写信给您。祝您快乐！
友 林校书
许凤智
79.3.23.
信的开头祝贺我有了“新的开始”，以及讲了为何把信寄到浙江去转而不直接寄到农场的原因，他说除了怕农场会扣押外国来信之外（我的许多外国来信都被农场扣押，直到唐山大地震农场传达室倒塌，才被翻出一大扎来，这件事情丹尼尔是知道的），还有个阴差阳错的故事。
1979年初，我的原单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派了两个干部到清河农场来给我“第一次落实政策”，宣布我是“错划”的右派，给我恢复名誉并恢复行政21级的工资级别，但却不把我调回原单位，而是要求清河农场执行。为此原本在国务院当机要通讯员、外号叫“焦大炮”的中队长焦如棕气势汹汹地跟那两个干部吵了一架，大意是说：“吴越是你们错划的，不是我们错划的。我们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执行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是你们错划的干部，你们自己收回去，我们管不着。我们无法安置他的工作，也不会给他发行政21级的工资。”那两个干部答应把农场的意见带回去向领导反映。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着原单位的“好消息”，所以在短信中告诉丹尼尔我有可能回北京工作。事实上我是到了1979年年底“第二次落实政策”，才正式宣布由原单位负责安置的。但由于国家语委是个紧缩单位，编制只有50个人，而当时在职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百，所以他们只好派人到我老家去联系，想把我安置在浙江。后来还是通过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同志（他原来和我同住一个院子，如今已经故去）的介绍，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郑公盾同志调我去该社科学文艺编辑室当编辑——这是后话。
1980年，我还收到过丹尼尔寄来的一封“通函”，也就是内容相同的复印件，寄给他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朋友，报导他们一家到达美国以后的简况。大意是说他到了美国以后，开头住在他哥哥、姐姐家里，三个孩子都上了当地的中小学。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没有学过英语，孩子们既没有特地上英语补习班，也没有降一两个年级，而是接着中国的学历跟班读书。为此他规定在家里谁也不许说汉语。头一个学期三个孩子功课都跟不上，第二个学期就都跟上去了。胖墩儿尽管学得比孩子们慢些，但是日常生活用语基本上也都学会了。不久丹尼尔接受一家报馆的聘请，当了记者，专程到台湾去采访过一次。胖墩儿则在一家水果公司当临时工，干的是检查水果的工作，也就是开箱子、钉箱子的体力活儿，每小时工资美金8元，比她丈夫当年在农场一个月的工资（36.5元）几乎高一倍。丹尼尔的母亲已经年过60，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尽管她没在美国干过一天工作，但仍享受每月500美金的养老金，完全够她自己一个人用的了。他们全家在印第安纳州威廉堡郊区租了一座房子，虽然是平房，但有大小十几间房间和两个卫生间，还有两个车库，夫妻二人每人买了一辆小车子。随信寄来了四张照片，除了一家五口的“全家福”之外（没他母亲），还有他们在客厅、大门口和车子旁边的照片。
为了写这一节文章，我本想把这封信的原件翻出来照抄，但由于我搬了一次家，把东西都放乱了，一时找不到，这里不但无法引用他信里的原文，连那几张照片也无法插入了。
1996年，胖墩儿来中国探亲，通过朋友的联络，终于由汤宗哲的夫人小詹（她与丹尼尔原来同住一个院子，是由丹尼尔介绍给小汤的）陪同，到我家来拜访我。我让老伴儿做了几个菜，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通过交谈，方才得知他们到了美国以后的一些新情况。
第一，她已经改名为Floral Kelly。在英语中，Floral是“花卉”的意思。看起来，就是她的外号“小翠花儿”的英译。
第二，得知他们一家六口到达香港的那一天，尽管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老百姓，当时全家人还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但是美国驻香港领事居然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并安排他们在香港游玩参观了将近一个月。凡是香港著名的地方，包括海洋公园在内，几乎都去看过。
第三，丹尼尔一家定居美国之初，因为他是个“中国通”，曾经以雇员的身份给几家报纸当记者，并专门到台湾采访。后来考虑到自己既缺乏学历（他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也缺乏真才实学，尽管他已经四十来岁，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仍下决心上了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后来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至于胖墩儿自己，早期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干些体力活儿，在水果公司检查水果质量，每周干五天，每天干六个小时。她很快就越过了语言障碍，现在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家公司当雇员，当然不再是开箱子钉箱子了。只是她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相当于从北京到保定，每天要在高速公路上耗费四五个小时。有一次驾车不慎出了车祸，车子报废，人也进了医院。幸亏车和人都有保险，所以车子换成了新的，人也康复出院。如今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而且都已经结婚。她拿出照片来给我看，小静已经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标准美国青年，当然再也不叫“小静”了。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他们在家里一律不许说汉语。其结果是：不到一年，孩子们的英语都过关了，在班上的名次也逐渐提高。两个女儿汉语还没忘记，儿子小静却把汉语忘得一干二净。
胖墩儿临走的时候，我送她《括苍山恩仇记》和《岷江三爪龙》各一部。她曾经答应回美国以后给我寄丹尼尔写的书来。不知道是她没寄还是寄而没到，不但书没有寄来，从此以后，竟连信也没收到过。
胖墩儿是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女性中最令我佩服的两个女性之一（另一个就是“小月亮”，详见下节）。她对爱情忠贞，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代价，去换取两心融洽、虽苦犹甜的贫困生活，特别是心甘情愿地跟丹尼尔一起在劳改农场苦度光阴，太难能可贵了。老天爷不辜负她的选择，终于给了她一个完满的结局。我衷心地祝福她在大洋彼岸生活幸福，一天比一天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