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自杀的人相当多。我因为见得多，有些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但是有一个人的自杀，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永远难忘。这个人叫敖乃松。
1962年夏秋之交，被送进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被集中到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共有四百多人。有关部门在农场北头的“三余庄”新组建一个教养中队，叫做二大队七中队。
这些右派分子们在各劳教单位劳动，个个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谭天荣；有几个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就要埋葬了，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如吴弘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都已经到了‘鬼门关’前面了，可是阎罗王不肯收，只好回来！”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劳改农场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当时只有犯人大队、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大队和少年职工大队。把这些右派分子们送到这个没有教养队的劳改农场来继续教养，当然是一种宽大与恩惠。
“三余庄”集中了几百名右派，是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农业单位。但是管理干警们的文化水平大都很低，与被教育的右派们绝不成比例。特别是右派们满嘴的“外国典故”，管理干警们连听也没听见过。开头一些日子，由于管教干警们都知道这些右派分子不久都将重返岗位，执行的是“管理从松”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改善生活上，一心只希望这些骨瘦如柴的“活骷髅”们尽快恢复体力，好身强力壮地从公安局大门走出去。
右派们的“业余活动”有三多：看书的多，写作的多，高谈阔论的多。右派们的行李，铺盖不大，书箱却很重，这是与别的劳改犯们最明显的区别。每逢星期假日，“三余庄庄员”们有的手捧大部头书，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许多人看的还是原文版；有的人写诗歌、小说、论文或翻译外文著作；有的人则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胡侃神聊，天文、地理、数学、历史无不涉及。对这些“文化活动”，管教干部们并不制止，因为既不妨碍改造，也不惹是生非，再说，干部们即便想过问，也没那水平不是?
一进入“文化大革命”，情况大变：首先是原来的那批管教干部因为对“阶级敌人”太仁慈而被“革命派”轰走了，换了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却又自命不凡的“铁拳头”们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是“铁拳头”们采取分化瓦解、“以右制右”政策，把右派们分为“积极分子”、“反改造分子”和“中间分子”三大类，口号是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并打击一小撮“反改造分子”。所部署的第一个回合，就是抄检右派分子们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书，然后结合高谈阔论的内容，揪出几个典型人物来，进行批判。
这个“小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敖乃松。
三余庄“业余写作”的人很多，有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全书的，有研究古汉语和方言的，有写诗的，也有写小说的，还有个自命不凡的“狂人”则在写《续国家与革命》。多数人的写作属于“全公开”性质，并不保密，谁爱看就看；只有敖乃松写的东西，虽然不是绝对保密，但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给别人看的。“积极分子”们汇报上去，于是队部“盯”上了他，要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世上没有不通风的篱笆。队部的这些部署，自然有“积极分子”们悄悄儿告诉他的“知己朋友”，消息终于透露出来，于是手头有些外文书或翻译小说的人，为避免“说不清楚”，都偷偷儿把书藏了起来。有位难友就连夜把他的四本《悲惨世界》用塑料布包上，埋到了地里。可是敖乃松偏偏不信这个，尽管他也听说队部有这样的措施计划，却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正大光明的，无可厚非，不但不想藏起来，还我行我素，继续写作不辍。
有一天，就在大家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队部留下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各宿舍翻箱倒柜，来了个彻底的大搜查，敖乃松写的东西，终于让队部搜走了。
大家收工回来，发现被褥被掀乱，包袱被解散，箱子被撬开，除“毛选”外的书本以及写有字迹的笔记、簿籍之类，大都不翼而飞，尽管心里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有敖乃松，他一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被搜走，就跑到队部去要求发还。这种做法，不啻与虎谋皮，劳改队中，哪有这种可能?于是当天晚上，敖乃松就悄悄儿上吊自杀了。
幸亏被半夜里起来解手的人发现，救了下来，从此队部派人日夜看着他，敖乃松不但求死不得，还要接受批判：一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书写反动小说”，二批“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
那么，敖乃松究竟写的是什么，值得他用生命为之作牺牲、愿与所写的东西同归于尽呢?
敖乃松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与“同窗”们也不大来往，每天收工回家，就低头写作，不问别事。由于敖乃松写的小说从来不给人家看，大家也都不知道小说的内容。直到他的稿子被搜走，由队长、指导员加上右派中的“积极分子”们经过阅读分析，肯定是“反动小说”之后，才决定对他进行批判。多数人也只是从“批判家”们的发言中，方才得知他在写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而他的答辩，则只有“这都是事实，不信可以去调查”这一句话。所谓“批判”，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真会去外调证实，于是在“积极分子”们过足了“批判瘾”之后，敖乃松的“反改造”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1968年冬天，团河农场原址改办“五七干校”，全体人员包括干警、犯人、就业人员、教养人员、少年职工统统搬迁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去。右派教养队被编进了三分场。
三分场有一个葡萄园、一个桃园、一个苹果园。1969年夏秋，敖乃松被分派去看守桃园。有个叫刘乃元的，被分派去看守葡萄园。刘乃元解放前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曾在上海英文报纸《中美晚报》当过记者，解放后在新华社外文部当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桃园和葡萄园相距不远，两人经常互相“拜访”，品尝彼此所看守的“佳品”。敖乃松爱好音乐，善唱歌，会作曲；刘乃元也爱好音乐，还会拉拉小提琴，加上他们两个都爱写作，有这样几个“共同点”，他们的关系逐渐近了起来，终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通过多次点点滴滴的交谈，刘乃元对他的身世以及所谓“书写反动小说”的来龙去脉，才逐渐地有所了解。
敖乃松是我国著名摄影家敖恩洪老先生的长子。敖恩洪老先生是《中国画报》的摄影记者，共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敖乃松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学，对古典诗词造诣颇深，更爱好音乐。
1955年，敖乃松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即将分配工作，毕业体检的时候，忽然发现患有肺结核，而且已经是中期。他父亲年纪大了，母亲又有病长年卧床，平时还要靠他父亲照顾，如今他也病了，母亲既无法照顾他，更不能增加父亲的负担，商量的结果，只好申请暂缓分配，让他回到常州的外婆家去休养治疗。
他外婆家在常州乡下，有一所老式的木结构房子，虽然不是很好，却宽敞而舒适，他小时候就在这里住过。常州是个美丽而富庶的鱼米之乡，他外婆家的屋后是一条小河，常有帆影在窗前慢慢儿移过，河水清澈，游鱼可数；屋子旁边种着几棵桃李果树，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养病的好去处。老外婆虽然年事已高，但很健康，也很勤劳，养了几只鸡，蛋是天天有得吃的，还常常给他炖鸡汤喝，加上小外甥善于捕鱼，经常有鲜美的活鲫鱼汤喝，可以说生活过得很舒服。那年月，肺结核已经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一面有雷米封、斝.斄.斢.之类的特效药，一面有老外婆的悉心照料，他的身体终于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疗养生活，无非是早晚到户外去散散步，白天在家里看看书，偶然也和姨表兄妹们聊聊天儿，日子并不难打发。
在他住房的前面，是一条通往乡村小学去的路，每天早中晚，他都能够看见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从他窗前嘻嘻哈哈、跳跳蹦蹦地走过。小学生嘛，一般只有八九岁、十几岁，但是他在这群孩子中间，却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明显地要比别的孩子高出一个头，真有点儿“鹤立鸡群”的样子。说她是小学生，年龄似乎偏大了点儿，说她是老师，年龄似乎又太小，何况她与同伴们走在一起，从神弁言语中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样子来。她嗓门儿大，嗓音儿甜，隔着窗户看去，长得还相当美。由于她情况特殊，敖乃松不免多注意她一些，时间一长，他不用看，单听声音，就可以判断这个姑娘是不是在这群孩子中间。
有一次他正靠着窗子凝神观望这个姑娘，外婆正好进房来，他就问外婆：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和这群拖鼻涕的娃娃在一起上学呢?外婆告诉他说：这个姑娘叫蕾蕾，今年十六岁了，她爸爸是敖乃松外婆的侄子，这样算起来，她跟敖家也带点儿亲，可以算是乃松的小表妹。在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有病，家里要靠她这个“长女”支撑门户，只好让她弟弟一个人上学，这样一耽误，就耽误了好几年。如今母亲的病好了，这才继续上学，结果姐姐比弟弟的班级低，功课还赶不上。她父亲听说乃松回来养病，正想求他帮助辅导蕾蕾的功课呢。
这样可爱的姑娘，敖乃松当然很愿意辅导她，当时就答应了。第二天，外婆把蕾蕾带来“拜师”，还定好了每天什么时候来，都辅导哪些功课。外婆笑着说：“你能帮她把功课赶上去，你就功德无量啦！不过你也得注意，不要累着了自己哟！”
聪明的蕾蕾，从外婆的一句“不要累着了自己”，就猜到了乃松有病。从此，她常常给乃松带鸡蛋和新鲜蔬菜来。乃松知道她家境不好，靠积攒几个鸡蛋卖了给姐弟二人交学费，就婉言谢绝了。于是她就让弟弟下河去摸鱼，做好了，送来给乃松补养身体。
一个大学毕业生，辅导一个小学生，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蕾蕾的功课，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同学。这里面，当然也有蕾蕾自己的努力。乃松布置给她的作业，她都按时完成，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而且成绩都不错。他下决心要开发她的智力，利用她的聪明和过人的理解力，把失去的时间都找回来，让她在短时间内达到与她同龄姑娘应该具有的知识水平。
又过了半年，她读小说入了迷，乃松手头再也没有书可以借给她读，不得不经常为她进城去买书了。
一天，蕾蕾看完了《简·爱》，很动情地对乃松说：“我真佩服简·爱，她敢于去爱罗切斯特。”乃松说：“也应该佩服罗切斯特，他敢于接受简·爱的爱。”蕾蕾反问他：“如果你是罗切斯特，你会接受简·爱的爱吗?”乃松说：“我当然会的。如果你是简·爱，你有这样的勇气去爱罗切斯特吗?”蕾蕾没有答复，却扑进了乃松的开里，用热吻回答了他的问题。
一年的时间，蕾蕾的知识长进了，青春焕发了，爱情也在心底悄悄儿萌动了，成熟了。那一年，蕾蕾十七岁，乃松二十二岁。
乃松把他与蕾蕾相爱的事情告诉了外婆，外婆本来就很喜欢蕾蕾，当然表示全力支持。外婆去向蕾蕾的父母提亲，他们受宠若惊，当然是求之不得，一口答应。得到了双方家长的点头，他们就把事情半公开化，下一步，只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就可以把事情合法化了。
1957年初，乃松在常州已经住了整整两年，经常州的医院检查，他的肺结核终于痊愈了。正好这时候他父亲也来信叫他回家，因为他的毕业分配延期了两年，不能再拖了。他决定返回北京，一方面去接受分配工作，一方面也为了争取婚姻的合法化。
蕾蕾送乃松一个亲手做的、绣有乃松小名“海龙”二字的布书包，里面装着卤鸡蛋和烙饼，还有一个姑娘火热而赤诚的心。
敖乃松回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父母如实地汇报自己这一年多来与蕾蕾相爱的经过。母亲是看着蕾蕾长大的，知道她美丽、善良而且勤劳，打她小时候就很喜欢她，既然儿子自己选择了她，并没有什么意见。父亲则认为蕾蕾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双方的文化程度相差太远，要儿子认真考虑。乃松说：文化是后天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何况蕾蕾这样年轻，接受知识的能力极强，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母亲又担心结婚以后户口迁不来。乃松说：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如果政府居然不允许合法夫妻在一起居住，还叫什么人民政府?再说，如果户口实在迁不来，他愿意到常州去工作，哪怕当一个乡村教师。父亲见儿子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反对。当天晚上，乃松就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和极为轻松愉快的笔调给蕾蕾写信，告诉她父母这一关已经顺利通过，他们的婚事，至少在家庭中已经合法化，也可以说是已经正式订婚，最后就等她年满十八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了。
接着乃松又办了两件可心的事情。第一件是到派出所去询问：妻子家在常州农村，是不是允许把户口迁来北京。户籍警的答复是：只要有结婚证和单位证明，国家允许女方把户口迁来。（这是当时的政策，不久就不行了。）第二件是与学校取得联系，由学校出面，把他的工作落实在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当时设在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内，房屋都是清代的古建筑，地方宽敞，环境清幽，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去处。敖乃松肺病痊愈，工作满意，妻子可心，真是三喜临门，踌躇满志，一身轻松。他上班伊始，任务不重，工作不忙，就坐在办公室里一封接着一封给蕾蕾写信，讲他的春风得意，讲他的心情愉快，讲首图的工作环境，讲他们今后共同生活的计划，日子将会过得比蜜还甜。蕾蕾尽管还是第一次写情书，但是出于她纯真的爱，信写得极为生动感人，她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如何为丈夫调理饮食起居，如何抽时间继续努力学习，以便得到工作的机会，她甚至连十年八年之内暂时不要孩子的事情都考虑到了。
但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十级地震”，终于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地发生了。那一年，正是历史上难忘的1957年啊！
尽管敖乃松还是个刚出校门上班才几个月的小青年，但是出于他的赤诚和对党的忠心，就自己的所见所想给领导人提了几条改进工作的意见，结果却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大帽子。
敖乃松先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接着一声霹雳，风云骤变，又从半天云雾中一个跟头折进了十八层地狱。痛定思痛之后，他洋洋洒洒、恳恳切切地给蕾蕾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从此将没有前途，今后连到什么地方去都不得而知。因此，他不能连累她，不能害她一辈子，不能让她这朵还没有开放的花蕾在风暴中折断；千句话并作一句话，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泡影，今生今世，尽管海龙哥还像以前那样深深地爱着她，但是交情只能到此为止，今后海龙哥只能做她的海龙哥，再也不能做她的丈夫了。他鼓励她继续努力学习，求得一个适合于她的工作，然后另找一个适合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