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员的工作除了在中队大门口看门、出收工敲钟、清点统计每天的出工人数和病号人数之外，还管环境卫生、登记来访家属、分发信件报纸等等。与我同时值班的专职值班员程志雄，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据他自己说，他在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成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成员，派驻外贸部，公开身份是图书数据室外文数据员。他出身资产阶级，平时生活有些散漫，爱跳舞、打牌，还喜欢喝两盅，看上去是个不修边幅又不求上进的人，因此也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的“道行”不济，虽然不是英雄，却难过“美人”这一关，竟与哪位首长的夫人有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这种事情，在现在并不触及刑法，只是个人的品德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很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他这样的身份，不论外贸部还是调查部，都不能容忍。但考虑到他曾经有过的“贡献”，加上为了保护女方的“名节”，这事儿没有张扬，他被开除党籍之外，还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然后悄悄儿送到公安局来，不按干部而按职工的身份分配工作，每月工资36.5元。于是他就到了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当起专职的值班员来了。
我到值班室以后，跟他成了莫逆之交，两人无话不谈。他很同情右派们的遭遇和处境，许多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不斤斤计较，还经常帮人小忙。例如右派们有不希望让队长看到的信件，只要悄悄儿交给我，再由我悄悄儿交给他，他就会把信件带到城里去代为发出。
我所能够提供给史镇华的，就是帮他往上海发信：当然是转托程志雄帮他发。
1963年秋，我的两年半教养期到期，成了“二劳改”，不过总算有了探亲假。1964年2月春节期间，我请了15天探亲假回上海看望父母，同时也帮助家在上海但还没有解除教养的难友们办一些事情，如带走家信、带来食物用品等等。
史镇华也托我替他办事儿，交给我一封写给“小月亮”的信，同时嘱托：如实介绍劳改农场以及他的情况，能够解释的加以解释；了解女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安慰的尽力加以安慰。
我到了上海，按地址找到了“小月亮”的家：在人民公园的西边，电视发射塔的东边，南京西路的南面。还真巧，正赶上她在家里。“小月亮”的脸型长得很美，瓜子脸，大眼睛，小嘴巴，但是脸色憔悴，尽管还不到30岁，却已经失去了姑娘的红润与光泽。不难想象，倒退六七年，她肯定是个娇滴滴的美人胚子。
当时的上海人住房都比较紧张，“小月亮”与父母兄弟同住，一个人有一间一床一桌仅能回旋的斗室，就很不简单了。“小月亮”看了我带去的信，先向我挤挤眼，接着说：“老张借给我的那本书，不在我手上，在我一个朋友那里。不过离我家很近。你要是急着用，我现在就带你去拿。”
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就装出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说是等着用，不然也不会找上门来了。她立刻揣起信，围上围巾，穿上大衣，与我一起走了出来。
到了大街上，她这才向我道歉说：她与史镇华至今仍有书信来往的事情，她家里人都不知道。尽管当初他们俩相爱的时候家里人并不反对，但是自从史镇华被划为右派以后，特别是被送进教养所又过了若干年以后，家里就人人反对了。随着时间的延长，反对的温度逐渐升高，至今六七年过去，史镇华还没有出来的希望，反对的温度也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父母反对，主要是从女儿的青春年华考虑，要她另找对象，早点儿结婚，以免耽误了择偶的最佳时机。反对得最激烈的弟弟，则是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姐姐都快三十岁了还不出嫁。姐姐房间腾不出来，弟弟也就无法结婚。利害相关，也难怪弟弟着急。为了避免争吵，图一个耳根清静，她在父母和弟弟面前都说早就和史镇华断了关系，而且已经有了另外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家里知道我是给史镇华投书递柬的“信使”，即便不当着我的面给她难堪，等我走后也少不了会有一场口舌的。幸亏我一进门没有说出史镇华三个字，头一关总算蒙混过去了。她说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我细谈，明天上午她要到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如果我有时间，希望在上午八点以前到医院门口等她。在候诊的时间，可以和她谈谈农场的情况。等她看完病，再到外面去接着谈她的近况。
她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好在我回家只是探亲，除了为难友们办一些杂事儿，没有别的事情，就这样约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第四医院门口等她。她在八点以前到达，挂了号，我们一起到候诊室等待喊号就诊。我问她有什么病，她说所有内脏几乎没有一处是好的，心、肺、肝、胆、胃都有问题，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一个人心情不愉快，最容易得内科病。像她这样，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如此巨大，又没个知心的人可以排解，忧虑成疾是很自然的事情，能够坚持上班不倒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我抓紧时间跟他说了史镇华的情况：把所有还在教养、尚未摘帽的右派集中到团河农场来，根据传说和推测，是中央有可能要重新起用这些有能力有用处的人。估计再过一年，大家都会彻底“解放”的。我鼓励她再坚持一年，一定能够看到希望和胜利。
等到她看完了病，我们一起到人民公园去转悠，当然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说完了农场和史镇华的近况，她就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原来的妻子也是上海人。1952年，我从部队转业回上海，分配在江湾的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一个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女同志，名字叫做“怡”。她比我大5岁，我总是叫她“怡姐姐”。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而我则长得老气横秋，看起来却好像比我还小似的。当时正有五六个主任、干事之类的人在追求她。我呢，有个女朋友叫做“萍”的，在嘉兴当小学校长，是我初中同学。我和“怡姐姐”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她的男朋友来信，常给我看。我的女朋友来信，我也给她看，还常常彼此商量怎样回信好。但是就在我和萍的关系发展到最最热烈的时刻，萍却忽然从福建漳州给我写来一封信，宣布她已经结婚了，连通信地址也不留。遭此突然变卦，我感觉自己“被人耍了”，心情很不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回家。她见我情绪低落，约我星期天到她家去散散心。我说每到星期天她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可不愿意去凑这样的热闹。她叫我一早就到她家，躲开那些登门求爱者，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在外面玩儿：上午逛公园，中午下饭馆儿，下午看电影，尽一日之欢。
我如约而去，也按计划执行了我们的游程。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她忽然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如果我不是比你大这么多，那该有多好！”我立刻作出了反应：“只要两心愉悦，大几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们俩没有经过恋爱阶段，直接就切入到“婚娶”这个主题上来了。
但是她始终顾虑重重，怕亲友笑话。1954年我奉调北京，她才下了决心嫁给我。她来到北京与我结婚之后，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1957年9月反右高潮中，她回上海生了一个女儿，外公给她起名叫吴永。我划右派以后，她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与我水火不相容，不得不与我离婚。后来她下放到江苏省海门县一个中学教英语。这次我回上海来探亲，也曾冒冒失失地闯到她家里去看望过她。可惜她在海门，不过倒是见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当然不知道我是她爸，我也没有说穿。孩子的外公出于礼貌没有驱逐我，还给了我一张孩子的照片，所以我很自觉地只坐了十来分钟就告辞了。我说得很坦然，她听了却眼角涌出了泪水，很为我的妻离子散伤心。
我趁机又说：我的老丈人解放前是上海海关帮办（即第二把手），我的前妻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比我大五岁，所以老丈人本来就反对女儿嫁给我这个只有高中一年级学历的“土包子”，现在当然更加痛恨我毁了他女儿的一生。但是我很想再见孩子她妈一面，只是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写信是不行的。她家里有电话，但是老丈人知道我回来以后，一定会严加防范。我打电话去，只要一听是我，肯定不会让女儿来接的。我请她帮我把电话接通，老丈人听见是女人的声音，应该不会起疑心。
她立刻答应照办，当时就到公用电话亭去帮我把电话接通，让我与前妻说上了话，而且定了时间地点与我见了面，各诉离情。这事与“小月亮”无关，是题外话，这里不多说了。
我给“小月亮”带去了希望，她果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又坚持了一年。到了1964年5月24日，史镇华等定期三年的人全体不予以解除教养，也不摘除右派帽子，重返岗位的幻想彻底破灭。1965年2月我再次返沪探亲的时候，史镇华要我带给“小月亮”的话，已经不再是希望她继续等待，而是劝她放弃等待，早日为自己寻找一个“良好的归宿”。
尽管这样的话过于残酷，难于出口，但是我受人之托，还是照办了。“小月亮”神色黯然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感情前提下，她既然不能与史镇华如愿结合，本来不应该再考虑结婚问题的；但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又不忍心让弟弟无法成家。所以考虑再三，她已经决定出嫁。反正与对方不是由感情而结合，只要对方条件不是太差，待她也还可以，随便找一个男人就可以嫁出去。我听了虽然满不是滋味儿，但也只能长叹一声，表示无可奈何。
尽管她自己的婚事磨难重重，可对我的婚事却依旧表示关心，再一次打电话把我的前妻约出来与我面谈。当然，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复婚的可能根本不存在，见面的目的，只不过互道一声珍重而已。
自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后，公安局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是日见其严。到了1966年，先是宣布取消就业人员的探亲假，接着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一个接着一个降临到右派们的头上。三余庄定期三年而到期没有解除教养的人，包括史镇华在内，不久也统统撤离三余庄，与我再没有联系。
直到1990年，才有消息传来说：史镇华先是被遣返回宁波老家交群众监督改造，“小月亮”也不得已而违心出嫁。1980年落实政策以后，史镇华到一所大学任教。“小月亮”也毅然决然地和她那个并无感情的丈夫离婚，与史镇华重组家庭。一桩本来非常幸福美满的爱情，因为莫须有的政治原因，棒打鸳鸯，生生地把他俩拆开，变成了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剧。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折磨，悲欢离合，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这时候美丽的“小月亮”，已经是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妪。虽有晚来的爱情，实在也难以熨平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1997年，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史镇华因为患有鼻癌，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他们两口子只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活，平时生活就很拮据，一旦身罹重病，当然无力购买滋补食品。为此有人发起对他资助，我也汇出了200元钱，聊充薄仪。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他的病经过手术以后，已基本好转，没有危险了。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真是高兴。他们的晚年总算“如愿”了，如果再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老天爷不免也太狠心、太残酷了吧。
可是天不假年，2000年初，一个三余庄时代的老“同窗”高作纯先生来我家串门儿，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史镇华的癌症复发，很有可能难逃这一劫了。老高说这话的时候，红了眼圈儿，我的心中也涌上阵阵酸楚。三余庄的“老庄员”，能够挣扎着活下来的，也一天比一天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