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日落，转眼到了二月二十日。
这天上午八点，最高总司令部在国际法庭大礼堂召开战犯罪证调查集体汇报会。与会者除了麦克阿瑟、萨塞兰、基南和韦伯外，还有各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以及各国驻国际法庭的法律代表团团长、全体法官和工作人员。汇报会由萨塞兰主持。
萨塞兰说：“正义与和平，是两个神圣的词语。破坏它的人，往往不惜牺牲一切；要维护它，同样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战时的战场拼杀如此，这时的东京审判也如此。”
萨塞兰接着说：“五百多名法律专家和三百多名工作人员，肩负着维护正义与和平的重任，为了掌握战犯的确凿证据，使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承受住多么难以想象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爆发出多么难以想象的精神力量！”
他感情真挚，语调深沉：“近四天内，就有中国的首席审判官向哲浚等二十三位先生，连续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在地！”
他说的二十三位昏倒者，除向哲浚以外，还有中国的助理法官王师尧、助理检察官李子贤、助理审判官喻明德和打字员张淑玲，美国的首席检察官根斯、助理法官威尔安兹和日语翻译威迪斯克，苏联的首席审判官托里亚诺夫和助理法官卡尔诺耶夫斯基，新西兰的首席检察官奎西安，菲律宾的首席检察官罗伯茨和助理法官阿里奇，澳大利亚的首席法官阿尼特尼、助理法官乌利雅和日语翻译威廉斯特，加拿大助理法官卡里尼和诺曼，英国首席法官卡尔和助理审判官里德，荷兰首席检察官穆尔德尔，印度的英语翻译布拉吉，法国的助理审判官阿鲁威斯。
如果查阅一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秘书处编印的《工作简报》，其中的喻明德、卡尔诺耶夫斯基、奎西安和阿里奇已是第二次昏倒，王师尧、诺曼和里德已是第三次昏倒了。
萨塞兰继续说：“这二十三位先生经过东京大医院的治疗，其中有十九位先生已经基本康复。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要他们休息几天，可是，他们怎么也不听劝阻，一离开医院又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实在令人感动和钦佩！”
他喝了口茶，又说：“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有王师尧、奎西安、罗伯茨和威尔安兹四位先生。昨天晚上，我与商震、艾西特、阿基诺、索普四位将军，以及基南和韦伯先生，第二次去医院看望他们时，也许是奎西安先生已是花甲之年，身体又比较羸弱，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麦克阿瑟插言说：“为了更好地肩负起历史重任，恳望全体法官先生和担负翻译、档案等工作的其他先生，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每天有八小时的睡眠。诸位先生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动了美国的杜鲁门大总统、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韩国的李承晚总统，他们得知国际法庭有这么多的先生因工作劳累而昏倒的消息之后，先后致电最高总司令部，决定赠送一批人参给法官先生和工作人员滋补身体。噢！还有朝鲜共产党领袖金日成先生也致电最高总司令部，同样赠送一批人参给诸位。他的馈赠纯属对日本法西斯的同仇敌忾，不存在其他任何政治因素。因此，我欣然接受金日成首相的馈赠。我已经代表最高总司令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会场里响起了一阵感激的热烈的掌声。
麦克阿瑟说到这里，基南的助理布雷布纳悄悄来到主席台告诉基南：“刚才，医院的临床医生八木哲子女士打电话给我，说在医院治疗的四位法官要求提前出院。我说，难道奎西安先生也出院？他不是还处于昏迷状态吗？哲子女士回答说，是的，奎西安先生也要求出院，他才苏醒过来。”
布雷布纳报告的情况，麦克阿瑟也听得很清楚，他抢在基南前面说：“不行，不行！请布雷布纳先生给那位临床医生打电话，在医院的四位先生都不能提前出院，奎西安先生更不用说。”
“好！就按照最高总司令的意见办。”基南说。
过了一会，布雷布纳又来到主席台向麦克阿瑟和基南报告：“哲子女士告诉我，四位先生已经离开医院，现正在回国际法庭的途中。”
麦克阿瑟和基南都摇摇头，都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
四个人提前出院，是王师尧引起的。
昨天下午，梅汝璈去医院看望王师尧时，神志刚刚恢复的王师尧要求出院，梅汝璈不同意，见几番劝不成，不得不说：“我比你大二岁，堪称你的兄长，应该听我的话，安心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因此，王师尧首先考虑的是回国际法庭的车辆问题。乘坐公共汽车要转几次车，而且十分拥挤，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的确受不了，本来，中国法律代表团有两辆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但担心被梅汝璈发觉不同意派车，他就给他的四川万县同乡、商震的轿车司机胡立恒打电话，谎说他们的车辆都外出了，要胡立恒开车接他回国际法庭。与王师尧同住一间病房的罗伯茨，听说有车来接王师尧，也决定提前出院。接着，两人来到威尔安兹和奎西安同住的病房，一是向威尔安兹告别，二是看望奎西安。这时，奎西安刚刚苏醒过来。于是，两人也要求出院。临床医生八木哲子不同意，见劝阻不住，马上给国际法庭秘书处打电话报告。待她打完电话回来，四个人已驱车走了。
现在，王师尧等人已来到会场。奎西安扶着拐杖，由王师尧和威尔安兹搀扶着走进来的。麦克阿瑟、萨塞兰、基南和韦伯马上走下主席台迎上去，纷纷劝他们马上回医院。
麦克阿瑟深情地握着奎西安的手：“奎西安先生更不能出院，你才苏醒过来，最高总司令部和国际法庭，以及同仁们得对你的健康负责！”
奎西安显得很激动：“如果最高总司令和全体同仁知道我是怎样苏醒的，就不会劝我回医院，肯定不会的。”
大家出于关注和好奇，全神贯注地等待他说出事情的原委。
奎西安说：“我苏醒前好像在做梦，自己正悠闲自得地在一个环境十分幽静、风景如画的地方散步。我清楚地记得，散步时正拄着我手中的这根拐杖。忽然间一个左额角被炮弹片击成鹅蛋般大的洞、伤口鲜血直冒、满脸血污的将军走过来，厉声对我喝道：‘你身为新西兰驻国际法庭的法律代表团团长和首席检察官，工作那么繁重，还有闲情逸趣在这里游山玩水，过神仙般的清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我们新西兰有十五万五千人丧生，你难道忘了！’他说罢倒下去了，而且死了。我大吃一惊！仔细辨认，这人就是在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新西兰国防军第五集团军总参谋长巴哈帕将军！他受伤从前线抬到野战医院抢救时我在场。半个小时之后，他因伤势严重而殉国了！我躺在病榻上一惊，就苏醒过来了。新西兰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做出的牺牲，我永远忘不了啊！”
麦克阿瑟与基南搀扶着奎西安走上主席台，让他坐在中国法律代表团团长梅汝璈左边的一个空座位上，然后返回自己的座位上坐下。麦克阿瑟语调激昂地对大家说：
“刚才奎西安先生说的不是梦，更不是梦呓之言，而是一个正直的、坚定的、有良知的法律专家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的心灵宣言！这就是出席今天会议的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的精神所在，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高尚精神，战犯罪证调查中的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但是，我诚恳地希望先生们接受我由衷的劝告，为了正义与和平的维护，我们必须劳逸结合，以利长期作战！”
在场的八百多与会者是那样激动，是那样血液沸腾，仿佛自己正神奇地与同仁们凝聚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接着，萨塞兰说：“参加这次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和指导的，还有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的两位官员，即坐在主席台第二排左边第一个座位上的英国法律专家麦斯伦先生，第二个座位上的美国法律专家彼克尼先生。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待麦斯伦和彼克尼先生起身鞠躬致谢后，萨塞兰又说：“下面，由基南先生汇报近一个多月以来的战犯罪证调查情况。”
基南起身向台上台下各一鞠躬，开始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
他说：“经过一个月零两天的日本战犯罪证调查，深感工作的艰巨。我们的工作难度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航空总监部曾于一九四二年一月联合颁布命令，严禁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战的日本军人，把日军残酷杀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居民与战俘的种种罪行泄露出来，违者以军法论处，轻则处以二十年以上徒刑，重则处以极刑。日本法西斯说话作数。比如，有两个日军士兵，在各得到一千日元的诱惑下，将日军在中国山东文登县陈家村制造的惨案泄露给日本反战同盟主编的《反战报》记者，而被日军第五舰队司令部下令处死。”
陈家村惨案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这天，驻在威海刘公岛上的一支三百多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闯进陈家村，不仅抢走了全村的牲畜和粮食，烧毁了全村的一千一百多间房屋，而且将二百三十八名男女老幼集中在一起用机枪射死！
基南说：“我刚才说的那位《反战报》记者，是田久忠一郎先生。一个月前，他将《反战报》刊登的揭露日军暴行的一百五十六篇通讯报道的剪报送给我们，并要求参加国际法庭的战犯罪证调查。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左起第八就是田久忠一郎先生，我们再一次对他表示感谢和欢迎！”
年纪三十出头的田久，扶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在热烈的掌声中起身，向台上台下各一鞠躬。
基南说：“根据田久先生提供的日军罪证，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又下令逮捕了三百五十八名战犯。下面，继续说我们的困难，来自三个方面的第二、第三两个方面。第二，日本政府和在前方作战的日军指挥机，关在投降前夕销毁了大批罪证。第三，同盟军在大反攻时，对日本本土和日军前线驻地的空袭中，无意中炸毁了大量的日本侵略者的犯罪证据。由于日本战犯人数多，战犯罪证调查难度大，势必推迟国际法庭的开庭时间和闭庭时间，但是，困难吓不倒我们。为了使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国际法庭的同仁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都具有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彻底革命精神，务必使每个战犯的审判建立在罪证充分而确凿的基础之上。”
麦克阿瑟带头鼓掌，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
基南接着说：“现在汇报调查工作的具体进行情况。”
他说：国际法庭于一个月前成立三个临时工作部。第一部工作人员为一百三十人，由美国首席检察官希亚、中国首席审判官向哲浚为正副部长，负责搜集、查阅和借阅各驻日军事代表团带来的资料。第二部工作人员为三百五十人，由苏联首席检察官格伦斯基、加拿大首席法官诺兰任正副部长，下设若干调查小组，分别赴中国、印度、缅甸、东南亚各受害国家，以及太平洋各主要岛屿进行调查。以上两个部将查阅的资料、调查的证据，都用中、英、法、俄、日五种文字，既按问题又按人名进行分类整理，并分别将原件、检举书和旁证附在后面备查。第三部为综合部，工作人员为四十人，由中国首席检察官梅汝璈、法国首席法官欧涅特为正副部长，负责将第一、第二部掌握的证据，同样按问题、按人名进行综合分类，每天向基南和韦伯做次汇报，遇到特殊情况和重大问题，随时进行报告。
基南继续说：“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受害者涉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情况复杂问题多，战犯也多，这三个临时工作部至少还得存在两个月，这还是因为同仁们既分工又合作、互通情况和忘我工作的结果。总之，我们力争五月初正式开庭审讯。当然，开庭并不是战犯罪证调查的结束，而是意味着调查的继续和深入。”
他说：“我暂时说到这里，下面由格伦斯基先生汇报第二部的工作情况。”
格伦斯基年近五十，是苏联司法部高级顾问，曾参加纽伦堡德国战犯审判条例的制订，以后又作为苏联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的高级顾问，参加纽伦堡早期的审判工作。斯大林派他出任苏联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时，曾向杜鲁门提议由格伦斯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由于杜鲁门坚持要由基南担任这一职务只好作罢。斯大林与杜鲁门通电话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进驻日本的四十六万军队和几千名政工人员是美国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又是美国人，你们可不要把国际审判搞成美国审判啊！”杜鲁门回答说：“让时间去下结论。”
现在，格伦斯基从主席台第三排座位上来到第一排座位，挨着基南坐下来。因他身材高大魁梧，伸手把扩音器往上拉了拉，然后说：“按照国际法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第二部组成四十个调查小组，每个小组由八至九人组成。考虑赴中国的调查任务比较繁重，我随其中的十八个调查小组去中国调查了三十一天。诺兰先生带八个小组去南太平洋地区调查。其余的十四个小组分别赴印度、缅甸、安南和东南亚有关国家和地区调查，他们调查的时间分别为三十天、二十八天、二十七天、二十六天不等。总之，大家认为工作可以结束了才返回东京。同仁们来自十一个国家，彼此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各不相同，曾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由于大家相互体贴和关照，加之每个小组都有所在国的朋友参加，为大家提供了许多方便，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说：“经过三百五十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加之上述受害国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对日军部分犯罪严重的士兵，以及支队长以上军官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基本上调查清楚了的有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其中士兵一百一十五人，支队长一百四十人，旅团长五百五十八人，师团长八百四十七人，军司令官二百九十六人，方面军总司令以上的军官三十九人。同时涉及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十四年以来的历届首相、陆军相、海军相和天皇。这里说基本上调查清楚，仅限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受害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我们的认识水平。这一千八百九十五人中，有八百五十六人已被定为战犯逮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其余的一千零三十九人也应该定为战犯予以逮捕。只有将他们逮捕后一个个进行审问，或者叫预审，才能进一步将他们的犯罪行为弄个水落石出。自然，经过审问和战犯的相互揭发，将有一批人不能定罪而释放。但是，如同捕鱼，只有把网撒开才能把大鱼捕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