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所描写的“如翚斯飞”、“作庙翼翼”都令人感到当时的建筑工程技术及其装饰艺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迈进到我国的工程技术和美学思想相结合的审美境界。但是推动我国建筑业发展的阶段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各国诸侯争霸，政治氛围相对松弛，各国诸侯养“士”之风盛行。在这一社会环境下，不仅经济、文化缓慢发展，并且在建筑领域中也出现了追求工程技术和装饰艺术“美伦美奂”的可喜热潮。这是时代的需求，是人们渴望生活美的多元化愿望的伸长。史书上有记载：“美哉室，其谁有此乎”（《左传》），又“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十年不成”（《墨子·非禾》），“春秋三季筑台”（《左传·庄公三十一年》），都反映了人们对于环境美的渴求。秦始皇统一六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在这一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形势下，东周列国各自独有的文化逐渐受到冲击而后消失，融汇到大一统的民族多元化的整体中，使得整个社会形势呈现着文化的大融合、大统一的可喜局面。这种形势也促使了建筑物向新的方向发展。经过考古发掘出的秦代的都城遗址，虽然南半部已被渭水淹没，可是北半部的都城遗址层次分明，回廊通道，殿堂楼阁，散落有致，历历在目；汉代都城长安城宫殿建筑遗址占了全城面积的大部分，突出地显示了城市为帝王贵族服务的特点。未央宫方位北高南低、以南为尊的特点，就是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其建筑物方位上的体现；魏晋南北朝的都城，皇宫居于中，官衙设于外，纵横对称，高低有别，主次分明，开创了我国古代都市建筑设计和兴建的新局面。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四大帝国（另有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之一。都城长安，雄宏华丽的皇宫建筑居于中，为全城建筑之冠，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这雄宏壮丽的气势充分体现了至高无上皇权统治的尊严，为世界都城建筑所罕见。当时都城长安城规整的街坊布局，工商业的繁荣昌盛，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国际友人的接踵而至，使它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同时也是中西交通的枢纽之都。元大都的建筑具有少数民族的时代精神气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的皇宫建筑仍是北高南低，面南为尊，从天安门（正南门）、午门（紫禁城内正南门）、大和门、三大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紫禁城正门），一直到地安门（皇城北门），从南到北形成一条中轴线。这一建筑格局鲜明地突出了皇权无上高贵的尊严。不仅如此，顺着这一条中轴线向南延伸，使正南的正阳门和外城的永定门以及皇城以北的钟鼓二楼彼此相连，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漫长的中轴线。这样，周围低矮的民间四合院与雄伟壮丽的皇宫建筑物形成鲜明的对比。
祠堂是我国古典建筑组成部分之一。它仍然遵循了宫殿、寺观建筑的基本模式。这一建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以姓氏为基础，是拜祀祖先、议事、传授家训、教育世代子孙的场所。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便出现祖庙。殷商时期宗祠遗址现已发现，历经周秦汉魏隋唐，发展到宋代，祠堂之名才正式出现。但因深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的制约，一般的同姓宗族是不许构筑祠堂建筑的。在此情况下百姓只得在家中设堂祭祀祖先。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0年）才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这一趋向与宫殿、寺观建筑认同的格局的确立，反映了当地建筑工程技术和装饰艺术的水平，成为我国研究乡土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例如山西榆次常家祠堂、太原市清徐县大常村刘家祠堂等。
古人选择建筑基址，不仅要具备依山临水的优美自然环境，还要具备避风朝阳、气候温和、有良田沃野、能就地取材、省工省料等自然条件，同时需要交通方便以利与外界联系。周文王为西周都城的选址，秦始皇兴建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作为屏障，东晋时的王导指牛首山双峰以为阙，隋炀帝以伊阙为宫前双阙，及明代的十三陵和清代的东陵、西陵等，都是利用雄浑气势的自然地形，以满足主宰者们的心理需求。这一人工改造与自然地形相结合的建筑空间环境是我国传统建筑思想理论的独特之处，同时也为世界建筑史谱写了灿烂光辉的一页。
我国古典建筑物的类型，无论是议政布会的宫殿，还是僧道诵经修炼的寺观、民间安居的舍宅和祭祀祖先的祠堂，由于“以人为本”、崇尚自然，再加上木质材料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古典建筑既不是高耸云霄、指向上苍、神秘迷茫的，又不是孤立无依的；而是人和神的相融共存，无论佛寺、道观，还是祭祀祖先的场所，都是人和神相融共存。这种人和神的和谐相融的建筑体系，是我们多民族国家信仰多元化、不避敬畏、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之一。
三
道教植根于我国境土，是我们民族的宗教，由我国古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崇拜现象汇积而成。它的主流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它崇尚自然，追求长生不死，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医药、化学、养生、气功、民俗和民族关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到儒家和佛家思想的互补和影响，但是仍然有它自身的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论说，并不全盘接受其他的宗教思想。道教的老子思想反对滞板形摹的雕饰之美，认为“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它的信奉者重视天工，追求自然之美的化境。它认为“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渴望超脱现实，抒发飘逸超脱的思想情趣和大胆神奇形怪的幻想，及出人意料的巧妙构思和浪漫主义的情操。道教认为“有生最灵，莫过于人”。我国第一部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认为：“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家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中国道教史》）作者通过对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论述，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历代人民渴求控制自然、主宰世界的理想愿望的伸长。道教认为养生、炼丹、得道成仙的理想环境是名山幽谷、山环水绕、古木葱郁的胜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手握权秉的当权者们的扶植，文人士大夫们的参与，道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道教的宫观建筑遍布大江南北。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宫观楼台和亭阁轩榭，在自然山水的依托下，显得雅静舒适，超尘脱俗。四川的青城山、湖北的武当山、山西的北武当山，五岳中的东岳庙、西岳庙、南岳庙、北岳庙，浙江大条山中峰下的洞霄宫，江西龙虎山中的大青宫，江西新建县西山中的万寿宫和山西芮城的永乐宫等，都是道教信徒们倾慕的名山幽谷，其宫观建筑都是独具艺术特色的。
道教建筑与我们华夏民族供奉拜祭原始神祇的“灵台”和“灵沼”有一定的渊源关联。“灵台”是先民们用土堆积而成的高台，“灵沼”聚水，水有灵性。先民认为“灵台之上，灵灵之水是通神的媒介”。所以《诗经》中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的记载。相传最早的道教建筑物建造于陕西省的终南山中。所以，《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中说：“楼观者……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为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可见早先的楼观建筑是供道教徒们用以“观星望气”之所在。在以后的演变中逐渐给它冠以浓厚的宗教色彩。
尽管帝王宫殿拥有雄浑豪华、金铺玉饰、重檐轩榭、雕梁画栋、严格对称的建筑格局，但已不能满足权贵者们的生活欲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爱美心理的不断强化，人们的接近自然、崇尚自然，模仿自然界的山水、花卉、林木等的欲望日盛一日。因而引发人们在空间环境中随形造景、景随步移的生活渴求。于是园林造景的艺术匠师们，便以借助感觉、借景、以虚借实，虚实相间等造景手法，巧妙地在湖畔、台地等处构建了令人情趣盎然的亭台轩榭之类的建筑物，尤其是由于文人士大夫们的参与，把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引入其中，再揉进了莺燕鸟蝶的欢歌戏舞，这样的园林让观赏者心旷神怡，留连忘返。譬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东都洛阳为杨氏设计的园林造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唐英参与苏州拙政园的设计施工，抒发了园林山水与建筑艺术和谐相融的风韵。尽管有小桥流水，山光帆影，曲径通幽，迂回曲折，但也始终离不开平面铺展这一我们民族一贯遵循的基本线索，无论北京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还是江南小巧玲珑的私家园囿，绝不是渲染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它仍然是描绘着人间世俗生活的意绪和情趣，以及心理的爱美需求。
总之，我国这一建筑体系是我们民族的科技成果和装饰彩绘艺术的结晶及理性精神的舒展。它深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支配和影响。其建筑理论和美学思想为世界建筑史谱写了灿烂瑰丽的篇章。是社会演进的积淀，人类文化铭刻的丰碑。
3、我国古建筑物彩绘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