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文学理论说，苦难的童年记忆往往可以成为作家们的写作题材，同时也是个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我不以为然，我宁可没有这种记忆，更不认为这是什么宝贵的精神财富。难道，芸芸众生老百姓受苦受难是好玩的事情吗？《悲惨世界》的确是世界文学名著，而“悲惨世界”肯定是童年的不幸和人类的耻辱。
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悲惨世界”更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期盼这种耻辱永远不要重现。但同时我也认为，“消灭座山雕”就足够了，永远放弃“血债要用血来偿”的理念和誓言吧，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倘若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地搞下去，那还有个完吗？
四 乱世英雄起四方
一
1970年，大唱重新填词的十首革命歌曲的活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忽然就兴起了大唱革命样板戏的热潮，广播里，十首革命歌曲渐渐销声匿迹了，除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语录歌”之外，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样板戏的旋律。广播里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播出的现代京剧的旋律深深烙印在所有中国人的脑子里，成了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音乐。
曾经被管制在牛棚里接受改造的人们，对样板戏的音乐旋律形成了条件反射。十多年后样板戏重出江湖，被当作红色经典再次粉墨登场的时候，有不少人撰文，对样板戏的重新上演提出强烈的质疑。对于他们来说，听到样板戏旋律的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希特勒的坦克部队开着扩音器，一边播放着瓦格纳的交响乐，一边在犹太人居住区大开杀戒的感觉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美军在越南的黑鹰直升机驾驶员也喜欢放着瓦格纳的交响曲发射火箭，据说，犹太人和越南人一听到瓦格纳的交响乐就头疼。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也说，他一听到样板戏的旋律就心惊肉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
样板戏对于有着不同遭遇的人们也就有着不同的意义。
对于我来说，样板戏的年代简直就是与我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密不可分的一个时期，而这段经历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到现在我也难以认定，无法准确评价。毕竟，我从16岁到26岁的十年里，从事的工作就是表演样板戏和后来出现的几个现代戏。这十年的经历，毫无疑问给我的一生带来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我现在坐在文联副主席的这把椅子上这个事实，很难说不是由于学演样板戏的经历造成的。青少年时期唱样板戏，就像定下了一个调门，我这一生不能不就着这个调门唱人生的这出大戏了。
中国有句老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想我是入错了行。从我小时候的种种爱好的迹象来看，我喜欢过木匠，铁匠，电工，绘画，可以说是心灵手巧，无师自通，似乎做一个攻克技术难题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个手艺人更合适一点，谁知造化弄人，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文人不像文人，官员不像官员，专家不像专家的人民团体文化组织的头头脑脑负责人，万金油似的那儿都可以抹一下，抹到哪里都有一股子强烈的味道，这种味道在许多别的人看来，就是一种样板戏的味道，就是一种曾经当过演员的味道，使用也好，提拔也好，总离不开文化艺术这个圈子。现在不少人都认为我是兰州文艺界的顶级大腕资深专家，却没有人给我一个专业技术职称，既不是一级演员，也不是一级编剧，更不是一级作家，一级美术师，什么也不是，工作需要你，你就是万金油式的干部。那么，万金油是怎样炼成的呢。我想，这盒万金油就是从我跨入样板戏学习班那一年开始提炼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文革开始之前，毛泽东就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舞台十分不满，有许多的批示和讲话，训斥文艺界的做法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是死人统治舞台。文革开始后又痛斥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毛泽东特别地希望戏剧能够反映现实的生活，在延安时期是如此，到了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依然如此。虽然他老人家欣赏的是马连良，谭富英，闲暇时喜欢哼哼两句《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却特别地希望在舞台上看到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作品。其实从五十年代开始，文艺界就尝试着用戏曲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到1964年全国现代戏调演观摩大会，出现了好几个后来被改编为样板戏的现代戏剧，比如，沪剧《芦荡火种》后来被移植为京剧并且改名为《沙家浜》，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被改成了京剧《红灯记》。毛泽东特别喜欢这种革命主题的创作作品，并且亲自观看这些剧目，有时候看得高兴了还上台接见演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革开始后，江青这婆娘抓住了这一点，插手抓样板戏的排练修改，却把过去演出的作品都给封杀了。渐渐地，全国的剧团都不敢演出自己创作的作品了，动辄得咎的极左文艺政策使得人人噤若寒蝉，所有的戏剧电影都被打成了毒草禁止上演，于是大家都在学习演出移植样板戏，就出现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状况。大约是毛泽东对此有感觉，觉得不大合适，就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我至今认为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全国只有八个剧目可以演出，舞台却一片萧条的状况不满意的一种情绪流露。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毛主席说话从来不打官腔，也很少用什么书面的理论语言，常常讲着故事做个比喻开着玩笑说说历史典故就把大事给办了，毛主席的诗词里敢用“不须放屁”这样的词儿，其他人敢吗。但是，弦外之音却要听话的人自己去琢磨。江青这个老娘儿们真是有心计，抓住“要普及要提高”这句话大做文章，加强了对样板戏的统一调度，利用样板戏大做政治文章，全国的文艺界就成了她的势力范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各地的京剧团纷纷排演样板戏，地方戏曲团体则移植样板戏，以示对样板戏的拥护和对毛泽东的忠诚。
那时候，毛泽东的话语被尊为最高指示，要求传达不过夜。“要普及要提高”这两句话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已经记不得了，但是，1970年的夏天，兰州市组织了这么一个样板戏学习班，我就被抽调到这个学习班里来了。
二
1970年夏天，“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这句最高指示的影响被推向顶峰，文艺界无不奉为圣旨，全国掀起的学习演出热潮如火如荼，几乎所有的地方剧团都学演移植《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几出戏。业余文艺爱好者就直接学演这些戏剧的片段，戏剧界叫做折子戏。业余宣传队里，有舞蹈基础的业余演员们就学演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里的片段，实力较强的就整出的跳，造就了许多的舞蹈家，后来不少曾经名噪一时的舞蹈家都是跳着喜儿和白毛女起步的。想象一下，那时候若有人在太空俯瞰地球，同一时间里这块雄鸡版图上大概有几万个喜儿在扎红头绳，几万个铁梅在高举红灯，就连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也在学演《白毛女》。真是空前绝后。
我们学校的宣传队实力很强，不仅合唱节目在当时的文艺活动中屡屡得到奖励，常常评为第一，就是舞蹈也屡屡独占鳌头，林燕燕、陈莉莉、张可强这些后来兰州舞蹈界的大腕都是当时我们学校宣传队的成员。林燕燕扮演的是《白毛女》里的白毛女，陈莉莉扮演的是喜儿，张可强化了装就是杨白劳。后来样板戏学习班成立，他们都被抽调到样板戏学习班舞蹈队做了演员，依然扮演这些角色。几十年后他们都成了著名的舞蹈家和舞蹈教育家。
在学校的时候，我没有捞着上台表演样板戏的机会，主要是唱歌了。有一回在文化宫演出，喊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句口号之后，嗓子就哑了。丁兆清先生让我喝了几口他带着的用“胖大海”泡的茶水，这“胖大海”是一种润嗓子的草药，音乐界都知道，而我那时候却不懂得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但喝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嗓子很快就恢复了，坚持着把那一场演出进行完了。却没有料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嗓子又疼又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更别说唱歌了。丁先生一瞧，就明白了，这孩子“倒仓了”，也就是到了青春期变声了，就嘱咐我多喝水，少说话，好好睡觉。过了一些日子，嗓子似乎好了一点，勉强能唱几句了，但是，一唱嗓子就疼，搞得人一点脾气都没有，原来还能唱几段样板戏里的唱段，什么临行喝妈一碗酒，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之类的“里个隆”，现在不行了，嗓子不给劲，唱不了啦。这大约是1970年秋天的事情。我后来十分纳闷，我的青春期是如此的漫长，从1970年一直到1980年整整十年，我的嗓子一直是半音半哑的，说台词尚可，就是拔不上高音去，样板戏的那些唱段几乎全部都会唱，但是，没有办法按照原调演唱，一唱到高音就劈叉，让人惨不忍听。后来我离开了剧团，嗓子却好了，联欢会上我常常就着卡拉OK来一段“打虎上山”，或者“今日痛饮庆功酒”，往往也响遏行云，声镇四座，常常极其热烈的掌声就送了过来。但是，在我唱戏的那些岁月里却没有本钱，所以，没有能够成为“大角儿”，只能来个二路角色。所谓“本钱”，京剧行里把嗓子称为“本钱”，没有好嗓子就叫做没有本钱，好嗓子就称为本钱好。而变声，就比喻为把本钱从这个仓库里转移到另一个仓库里去，所以叫做“倒仓”，也就是把仓库倒腾一下的意思，这是我后来才搞明白的常识，但是在1970年的秋天，我对这些常识一无所知。
三
那年的夏天，学校开始分配学生工作了。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0年，整整四年时间，所有的工厂几乎都没有正式地招收过学徒工，厂子里的学徒工已经断档了。1965年进厂当了三年学徒的工人都成了师傅，没有新的学徒打杂做下手，大概工人师傅们有了意见和牢骚，国家可能也意识到劳动力断档会出问题。工厂没有做工的人恐怕不行。所以，这年夏天，兰州市的一些工厂恢复了招收学徒工的政策。但是，年龄有要求，那就是只有出生在1954年5月31日之前的初中毕业生可以参加工作，分配到工厂去做学徒，而我恰恰出生在10月份，还差半岁，不够条件，就不能参加分配，被告知可能继续上高中，也可能下乡去插队。
7月的那些日子里，同学们一批批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尽管今天看来，那些工作都是一些并不理想的工厂学徒工的活儿，要知道，我的大部分中学同学现在几乎都是提前下岗办理了“内退”手续的退休工人了，他们的厂子没有一个效益好的，也许当年不错，但现在几乎都倒闭了。
那一个月里，我是如此难言地羡慕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有的同学一去就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23.68元，穿着刚刚发的劳动布做的工作服到学校来耀武扬威，解决在学校时结下的“梁子”，带着工厂里的头、扳手、改锥、锉刀就在学校门口打一架，或者就请好朋友铁哥们下馆子撮一顿，也不过是红烧肉大米饭再打上二两128的散酒来一盒光荣牌的香烟。
好像是到了暑假的时候，学校又不上课了，得不到分配的消息，就在家里呆着，等候着开学上高中。有一段时间百无聊赖，半懂不懂地读一本影印线装木版印刷的《聊斋志异》，不断出现的繁体字和艰涩的文言文几乎不知所云，隐隐约约懂得点意思，似乎深不可测却培养了我的古文语感。
那是8月的一天，已经好几天没有到学校去了，在家里百无聊赖地睡大觉。有人带话来，让我到学校去一趟。到校以后才发现学校宣传队的好几个同学都来了，大家互相打听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消息灵通的报告说，要到文化宫去参加一个考试，省上举办了样板戏学习班，市上也要办一个，要从各个学校选一些人，组织一个样板戏学习班排演样板戏片段，再上东方红广场主席台露一手。大家闹哄了一阵儿，丁兆清先生和尹玲凤老师来了，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明天上午九点钟到工人文化宫去集合，参加选拔。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收拾收拾就出发了。现在看起来，工人文化宫离我家不是很远，可那时候却因为没有车可坐，觉得十分遥远，又没有自行车可骑，只能走着去，沿着铁道一直向西，到了马家坡拐上公路，穿过解放门，过了雷坛河，就瞧见了文化宫高大的建筑，心里似乎十分地急切，怕误了时间。远远地瞧见丁先生站在文化宫的台阶上，胖乎乎的身子一起一伏喘着气在张望，瞧见我喊了一声到这里来，我就走进了文化宫的前厅。一瞧，满大厅都是人，都是像我一样的中学生，不少人都瞧着面熟，大多都是在过去的合唱活动中见到过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们。有不少人都是各个学校的知名人士，所谓名人。比如“蕃瓜”“蛾蛾子”“疙瘩子”“大鸭子”“尕鸭子”“小炉匠”“冬瓜地”“裤带”“尖鼻子”“大眼贼”等等都来了，这些江湖上的名人个个聪明伶俐，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文艺特长突出，却不知为了什么有这样一些不知所谓的绰号。
大家一群一群地交头接耳，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围在一起，成为一个圈子。各个学校的带队老师招呼着自己的学生。尹老师把我们招呼在一起，告诉说，大家不要紧张，活动活动，开开声。于是，学生们就伸胳膊踢腿，熟练着学到的舞蹈动作，有的就咪咪咪妈妈妈地喊开了嗓子练起了声。瞧见别的学校还有画了妆穿着演出服装拿着刀枪的，多是八路军、红军的造型。还有几个李铁梅、喜儿、白毛女之类的造型也在晃来晃去。我记不清我是什么造型了，反正那天没有化妆，也没有穿演出服装，就是平时的模样儿，像这样的模样不知道能不能被选上，心里还有点打鼓。丁先生鼓励说，不要紧张，就像平时参加演出那样就可以了。
后来才知道了内情，那天去参加选拔的学生们，早就有名单在考官的手里了。丁先生早就知道了结果，今天的选拔不过是个过场罢了。考官们是兰州市文工团的几位老师，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走进大厅旁边的首长休息室，一圈沙发上坐满了人，其中一位念名字，念到谁，谁就到沙发中间空地上的地毯上表演节目，表演的都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选段“我家的表叔”“临行喝妈一碗酒”，或者跳一段舞蹈，舞蹈也千篇一律的《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草原英雄小姐妹》。完了就有个老师用尺子量一下身高，让劈个叉什么的。
记不清我那天是怎样经过这个考试程序的了，但是满大厅的学生等待考试的那个场面却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首长休息室里的绿色地毯和沙发上的一圈人腿像一个梦里的记忆，常常在脑海中恍恍惚惚地盘旋。
从这天起，我走上了一条虽然不是绝无仅有，却也并不多见的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