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隍庙里这样过了十多天，却不知道上层正在酝酿一个重大的决策。在上层，市革委会政治部经过研究，认为学习几段样板戏折子戏选段或者唱几段经典唱段不足以表现兰州市提高和普及样板戏的热情和决心，要搞就搞它一出完整的样板戏，这就决定把这批孩子们送到外地去培训。他们认为，当时兰州的几个专业文艺团体都是地方戏曲剧团，没有能力教孩子们正宗的京剧。省京剧团在当时已经受到“文革”运动的冲击，也没有能力教这批孩子排演样板戏。何况，他们认为老的戏曲团体有“封资修”的传统，把孩子们交给他们就带坏了，必须找一个政治上过硬，艺术上有高水平的戏剧团体来教这批孩子们学习演出样板戏《红灯记》。上层的人们挑选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决定把我们送到宁夏银川去。在银川，有一个水平极高的京剧团，简称“宁京”，原来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所属的京剧团，朝鲜战争时期整团开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归国后集体专业改编为中国京剧院四团，后来又全体开拔到宁夏支援大西北的文化建设。这个剧团是一个理想的剧团，把孩子们交给“宁京”培训比较放心。但是我们却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只知道听老师的话，要到外地去学习了。
回到家里，我向父亲讲了这件事。父亲沉吟了许久没有说话。在我到学习班报名的那几天里，父亲就和母亲有过商量，说是这娃娃要去学唱戏，这中学就上不成了。但是上学以后还要下乡插队，不如先去了再说，就同意我去了学习班。现在，又要到外地去。父亲似乎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情，一时间下不了决心。而我却一脑子的跟头在满天飞舞。
小时候，其实也不小了，也就是“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们街上的一个混混儿无缘无故就打我一个耳光。我那时候跟着保健院的一个医生学拳术，练了一套小洪拳，打架的时候却用不上，就想着要练好一身的武艺来雪耻报仇。在城隍庙里见到了有着硬功夫的老师，想到自己将来也可以有一身的真功夫好武艺，不再受人欺侮，就特别地希望不要离开这里，加上十几天的集体生活，我和大家已经结下了友谊，就更不想离开这个集体了。十几年后，我已经练出了一身的武功，在街上遇到了曾经打我耳光的那位老兄守着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当时我有一种冲动，血涌肺腑，很想上去揍他一顿，但我看见他已经满脸的沧桑，一身的颓废，说垂垂老矣说得过分了，但他发如乱草，愁眉苦脸，破衣烂衫，穷困潦倒的样子让人不免产生几分怜悯，我一转念就放弃了“雪耻报仇”的决心。看起来，他也早就忘记了那一个耳光，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我是谁了。韩信功成名就之后没有报复让他忍受胯下之辱的那位哥们，还派了这哥们一个差事。我放弃“报仇”的冲动，便体会到了那种“大人不计小人过”“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感觉和心情。
那年，父亲经过反复的考虑，终于同意我到银川去了。大概他老人家当时想到的是，家里生活极其困难，连睡觉的地方都紧张到几乎无法安排，弟妹们都渐渐长大了，我要是能够出去，就可以减轻一些家里的生活压力。几十年后，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引起我强烈的共鸣。那一家子人的住房情况和我们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张大民自己盖的那间小屋子里长着一棵树，我家里自己修建的屋子墙壁里也砌进了一棵椿树，惊人的相似让我目瞪口呆、心弦振颤。在那个年代，平民老百姓自己搜罗一点砖瓦，和泥砌墙盖间仅能容身的小房子的事情，太普遍了。那个小兄弟张大国在家里憋得难受，我深有同感。我当时特别地不愿意在家里待着，一有机会就到同学家里去混吃混喝混着住，夜不归宿是家常便饭。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离家出走，当然求之不得。
然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脚踏进样板戏学习班，这就是参加工作了。
离开兰州的前几天，管理员发给我们每人五元钱。我的天啊，怎么给了这么多钱，一给就是五张一块的。却也不懂得问问这是什么性质的钱，为什么发给我们这些钱。天上掉馅儿饼，张开嘴就是了，管理员给你钱，伸出手接着就是了，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和问题。
怀里揣着这笔巨款，我和好朋友亦茗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到大街上去溜达，每人都花了一块两毛七买了一条刚刚流行开来的蓝色塑料床单，又买了一些大白兔奶糖，大概是两毛钱买了七八个，含在嘴里细细品尝这甜蜜的滋味，又吃了一个八分钱的面包，喝了一瓶一毛二的汽水，这个痛快过瘾啊，这个甜蜜满足啊，这个穷人翻身得解放啊，这个翻身农奴把歌唱啊，这在当时已经是特别奢侈极其豪华的大款消费高级享受了。居然敢吃面包喝汽水，还敢自己花钱买大白兔奶油糖，并且一出手就是两毛钱八个，手头也真够富裕阔绰的了。
在那个下着毛毛细雨的秋天的夜里，街上的路灯七零八落，光线昏暗，晦涩不明，马路上雨水哗哗流淌，“三合公”团结公司糖业烟酒门市部的营业员正在打烊上门板，我和亦茗徘徊徜徉在流淌着雨水的酒泉路上，朦胧中预感到，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附录随笔：隍庙情思
我小时候，正赶上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有了童年的记忆。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到隍庙去看露天电影，依稀记得那电影是戏曲片《窦娥冤》，山西晋剧，父亲是山西人，自然看得如醉如痴。那时候我还小，对影片本身没有什么感觉，五六岁的小孩子的确也看不懂这感天动地的窦娥之冤，只是对“看电影”这个活动有兴趣。在“看电影”这样的活动中常常可以得到一些零食，比如一串糖葫芦，一碗羊杂碎，几串烤羊肉之类，可以解解馋，“三年困难时期”真的把人饿惨了。银幕上，窦娥的父亲在晃动他的纱帽翅，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就走丢了。电影散了场，我找不到父亲，急得哇哇大哭。有好心人就把我领到一个灯火辉煌的所在，站在高台子上等着大人来认领这个丢失了的小孩。耳边锣鼓家什震天地响，把我的哭声吓了回去，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呆若木鸡地站立了一会儿，才看清楚了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和一张张东张西望的脸，这个地方的人真多呀，可是父亲在哪里呢。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个灯火辉煌的所在就是隍庙的戏台，那天大概是个什么节日，不但放电影而且有剧团在戏台上演出。我在戏台上等着父亲来认领，成为我在舞台上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尽管我后来无数次地登台亮相参加了上千场的演出活动，那一次的登台亮相却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从此，我与隍庙结下不解之缘。
“文革”初期，我已经是十二三岁的淘气少年了，参加了一个旗号为“红色长征团少年师”的造反组织，整天跟着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到处游行示威贴标语撒传单，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小孩子懂得什么“左派”“右派”“保皇派”，权当游戏玩闹罢了。一来二去就随着队伍进驻了隍庙。那天夜里，我们一群孩子在隍庙的第一大殿里叠传单，是冬天，就在大殿的中间烧了一堆火取暖。现在想起来当时大殿里阴森森的好不怕人，那时候的我们却若无其事，在大殿里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害怕。昏黄的灯下，一群孩子在煞有介事地叠传单，觉得自己“闹革命”的活儿神圣得不得了。大殿里的神像都被捣毁了，神龛基座都还在，青砖红柱衬着城隍老爷和小鬼判官们的泥胎残躯一片狼藉。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古建筑都被当作“四旧”给“不破不立”了，古建筑里的设施统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所以有了“浩劫”这样一个词汇。隍庙作为“宣扬阴曹地府封建传统观念”的场所，首当其冲遭到“浩劫”也就不必惊诧了。烧火的东西随手就地取材，牌匾经书板凳腿，抓到什么就扔进了火堆。松木板裹着绸缎做封面的藏经一点就着，火苗子蹿得老高，紫檀木的神像劈不烂，就整个地丢进火堆，这东西特别地耐烧，烧透了红彤彤地就像刚刚出炉的钢锭，现在我一看到钢厂钢锭出炉的影视镜头，就想起了火堆里的紫檀木神像，后悔当年不懂得紫檀木的珍贵，要是当年保存一尊紫檀神像，现在无疑是宝贝了。“佛头著粪”“焚琴煮鹤”那是说谁呢？那一年，无知而无情的火焰烧毁了多少好东西啊。夜深了，就打瞌睡，歪在火堆边睡着了。梦里觉得大腿钻心地疼，仿佛是城隍庙里的牛头马面用钢叉刺我，就惊醒了。
母亲刚刚为我做的那条时髦的蓝条绒裤子被火烤焦了一片，烧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窟窿。急忙跳起来扑救，却为时已晚。怕母亲责打，好几天都混在隍庙，不敢回家，倒忘了是怎样解决吃住问题的。小孩子跟着一些青年人和大人们闹“造反”“破四旧”，城隍老爷倒是个菩萨心肠，原谅了淘气的小孩子，只是烧你的裤子一个窟窿，算是小小的惩戒一下，倒也没有酿成大祸。
初中毕业，正赶上“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的“最高指示”发表。掌握这座城市领导权的“市革委会”就办了一个“革命样板戏学习班”，从各个中学挑选了一批有文艺特长的孩子们学演“样板戏”。我那时嗓子好、形象好、身材个头也挺好，是我们学校宣传队的骨干，唱歌、跳舞、表演、朗诵都有一套，可谓是“风度翩翩，英俊少年”，就被挑上了。没想到这“学习班”就开办在隍庙里。那时候不叫隍庙了，叫第一工人俱乐部。故地重游，“胡汉三我又回来了”，而隍庙面目依旧，只是三个大殿里的神龛基座早已荡然无存，残留的神像泥胎也不见了踪影，空荡荡的大殿正好成了我们练功排戏的所在，两边的厢房就成了集体宿舍。白天还好，满院子都是踢腿、下腰、翻跟头的青少年演员在练功夫，京剧队的京胡吱吱嘎嘎音调高亢，舞蹈队伴奏芭蕾舞的钢琴叮叮咚咚响成一片，倒也热热闹闹。到了晚上，大院里可怜的几盏昏黄的灯影影绰绰，若明若暗的院子里树叶沙沙，冷风飕飕，院子里满墙的大字报被风刮得哗哗作响，去一趟大院深处的厕所简直就是进了一次鬼门关，过了一回奈何桥，这时候才觉得这大院阴森可怕。那时候流传着什么“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和“一张带血的钞票”的手抄本故事，天天夜里睡下之后就有人讲这类故事。讲故事的人高深莫测，神秘兮兮，大家的思维就进入另一个世界。忽然就有人恶作剧拉灭了电灯，宿舍里黑洞洞地伸手不见五指，四下里弥漫着森森鬼气，吓得人钻进被窝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天花板上伸出一只手来握着“一张带血的钞票”。也有胆子大的，就想吓唬住在隔壁的同学，就钻进天花板想把隔壁山墙捣出一个洞，然后在夜里把“一张带血的钞票”丢进隔壁的房间，想必会出现“汤浇蚁穴，火燎蜂房”的效果。但是那山墙异常结实，无法拆毁而终于作罢。到现在，那间房屋的天花板里肯定还留有我们当年“作案”的痕迹，只是那房间已经成为收藏和交易古玩字画的“博古轩”，那老板不知道他的屋子里曾经飘荡着聊斋故事罢了。那个“革命样板戏学习班”的京剧队和舞蹈队后来分别改编为市青年京剧团和市歌舞团，一直在隍庙的大殿里练功排戏，一晃就是十几年，我们那批学生的青春岁月几乎都消逝在这大院里了。那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主管部门和几个剧团也都住在这个大院里，整天吹拉弹唱做戏吊嗓翻跟头打把式，城隍老爷虽然没了泥胎神像倒也并不寂寞。
1984年冬天，一场大火在隍庙烧着了。这场大火烧毁了隍庙戏台和两边的厢房，虽然没有死伤一个人，却搞得住在隍庙里的剧团无处可去。从火里抢救出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棉被衣物堆了一院子，艺人们无不痛心疾首，欲哭无泪，面对烧得一塌糊涂的戏台厢房、残垣断壁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政府紧急划拨了秀川新村新造的住宅楼房，安置了无家可归的艺人们，上百户文艺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单元楼，成为这个城市文艺界第一批住进单元楼房的拆迁户。我那时候已经到文化局机关工作，跟着老科长参加了火灾事故的调查工作，并且执笔起草了文化局关于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电线老化引起短路打火点燃了这场大火，但也有人认为是使用电器不当引起了火灾。其实那时候有什么家用电器呢，不过是偷偷使用电炉子罢了，当然，这只是推测，今天写来不作数的。我却为小时候在大殿里烧火毁神像却没有酿成大祸而后怕。那场大火的事故责任认定最后不了了之，假如是今天烧起这样一场大火，也许有人要在监牢里度过一段时光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前些年隍庙经过整修面貌焕然一新，雕梁画栋红墙绿瓦又成了一处异常热闹的所在。近几年的春节庙会把个隍庙闹腾得红红火火。古玩字画、青铜玉器、钱币邮票、刻葫芦、笔墨纸砚玲琅满目，太平鼓、大秦腔、耍把势、卖艺献技、风车、泥人、糖葫芦让人眼花缭乱，戏台和厢房也重修一新，厢房大都作了文物古玩、字画、文房四宝、钱币、邮票的交易场所，戏台上经常上演秦腔大戏，每逢节日，游客如云，熙熙攘攘，老百姓又有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