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样板戏学习班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改称青年京剧团。看来我们这批孩子这一辈子是吃定戏曲这碗饭了。但几个戏演下来，虽然有了点经验却仍然是技艺平平，不值一提。上级很想把这些孩子培养成革命文艺事业的接班人，就做出了把一部分演员送出去培训的决定，选择了天津戏曲学校和云南省京剧团两个地方。天津戏校自不必细说，那本来就是培养戏曲演员的学校。云南省京剧团由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先生的挑大梁，而誉满海内外。到外地去参加培训，是我们这批演员每个人的愿望。但是，那时候的一切事情都由组织上决定，个人几乎没有发表意见和提出要求的可能，谁也不敢贸然提出什么非份的要求。在酝酿选派名单时，领导上确乎是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派出去的人员名单的合理性，又要考虑留下的演员的军心稳定。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蠢蠢欲动，希望自己被选上，名单却迟迟确定不下来。
政工组的赵干事是个复员军人，分管演员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我那时候已经是演员队的负责人了，老赵便与我关系很密切，有什么事情都要和我商量研究，所谓抓骨干。那天下午，剧团几位领导人在开会，大家都知道是在研究名单，都在盼着结果。开完会之后，老赵在走廊里遇到我，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要作好思想准备。不料，我却错误地理解了他的忠告，以为选派的名单里没有我。革委会马主任见到我，也问了一句岳逢春有什么想法。由于老赵那句话误导了我，我就有些失望，但是为了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我就说，马主任您放心，我不会有活思想的，要是让我留下，我一定带好队伍。马主任听了一愣神，却也没再说什么。结果，正式宣布参加云南培训名单时，果真没有我。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我表示了那么一个态度，组织上便决定让我带着留下的人员到农场去参加劳动。十几个同学去了云南，四五个同学去了天津，能走的都走了，演员队走了几乎三分之一。留下的同学大约还有一多半人，就统统到张家寺五七干校后面的文化系统农场参加劳动去了。
许多年以后，我已经不干演员这一行了，在一个宴会的场合与马主任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说起了这件事。我问他，那年为什么没让我也到云南去培训，马主任居然也还记得此事，就对我说，原来是准备让你带队去云南的，没想到你表了那么一个态，正好组织上陷于两难境地，就顺水推舟让你去了农场。同时，为了搞平衡，就把江紫也留下陪你，你们一起去农场，这样，别人就没有话说。到农场一个月后，看起来大家的思想状况还比较稳定，才让江紫也去了云南。如果当时你也走了，那队伍就散了。
虽然那次我没有去云南，业务上没有得到更好的培养训练，领导上却清楚地看到了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这年年底我21岁时，就培养吸收我加入了党组织，我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吃亏是福。有时候，有些事情真是难以预料。与学会几段唱腔，掌握一点戏剧技巧相比，就我个人后来从事的职业和发展前途而言，加入党组织，无疑是更重要的事情。
二
到农场后，我把演员队管理得井井有条。榜样的力量让留下的同学们都没有话说，江紫都没有去天津戏校进修，岳逢春都没有去云南学习，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就好好在农场劳动。但是练功一天也不能放松，都要与送出去学习的同学们一争高下，看看在这几个月里谁的基本功长进得快。于是，大家一大早就起床练功，在麦场上踢腿下腰翻跟头，到山头上去喊嗓子，然后吃了早饭就到地里去干农活。记得那是麦收季节，磨好了镰刀就下地。那年夏天，天气很热。有一次在地里收麦子，我居然被晒得晕了过去。有意思的是杀了一条狗。亦茗和建祥他们捉住了一条野狗，三下五除二就把那条野狗给吊了起来，然后一壶凉水就给灌死了，剥了皮把狗肉送到伙房。毛师傅做了一大盆红烧狗肉，下午就开了洋荤打了牙祭。为了佐餐这香喷喷的狗肉，亦茗他们还专门跑了一趟张家寺提回几瓶果子酒。谁知这狗肉好吃，善后却难办。第二天早上，亦茗和建祥慌慌张张跑来，说有人找来了，大概是狗的主人，问我怎么办。我是队长，当然要出面摆平这件事情。稍一思忖便有了主意。就让建祥带那人进来。
我坐在宿舍的大通铺上，看着那人进门。结果，我几句话就把那人给吓跑了。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
那人说，找狗来了。
我说，你姓什么。
那人说，姓张——其实我早就忘记他姓什么了，在这部书稿中，姑且让他姓张吧。
我说，你家什么成份。
那人立刻矮了半截。嗫嚅着说，找不见就算了。说完转身就走了。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青年京剧团这座威虎山是你一个老地主能随便闯的吗？
据我分析，这条狗的主人的阶级成分一定很高，不是地主也得是富农。要知道，这是1975年，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绷得很紧。一顶地主帽子就像一个紧箍儿，镇压得许多人从来都不敢放胆说话。明明是我们毫无道理地杀了人家的狗，吃了人家的狗肉，与土匪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人家找上门来讲理索赔，合情合理，我问了一句阶级成份，就把一个无辜的人吓跑了。你瞧瞧，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大约，这位老先生曾经领教过“红卫兵”的厉害。面对这么一群学生模样的戏娃子愣头青，本来就心里没底，而这个领头的又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咄咄逼人的口气像是审犯人，这难道不是“红卫兵”又回来了！一个老地主，除了忍声吞气落荒而逃，还能有什么选择呢。真是作孽。
后来，建祥说，那老地主出去后看见山坡上晾着的狗皮，哆哆嗦嗦地卷起那张皮子，一言不发地悄悄走了。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大家这才放了心。
三
虽然我没有去云南学习，在戏剧业务上失去了一次深造的机会，但是命运往往在冥冥之中作出一些令人想不到的安排，这种安排常常会改变你命运的发展轨迹。在农场，虽然努力地要表现好一些，做好管理好队伍、练好功夫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心底里却多少有些失望，人家都去了天津戏校和云南京剧团深造，在业务上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回来后一定就都成了业务尖子，自己想必是跟不上了，必须另辟蹊径，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来。这就幻想着组织上——革委会能不能推荐自己做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去大学读读书，毕业回来后做一些场记记录，文字写作之类的工作。文革期间，虽然大学已经废除了考试招生的办法，但是，每年都有一些人被推荐上大学。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的那种事情。这一年，剧团有位同学被推荐去参加测试，但是因为文化程度的确太差了，便没有被录取。这事情触动了我，于是我就找一些书来读，做做准备，一旦有机会，就想去大学读书。正像我在前边那篇《思绪纷纭滕王阁》的随笔里写的那样，虽然没有去云南，但是命运使我结识了在农场养猪的国学宿儒陈朗先生。我们几个喜欢读点书的青年人常常到猪圈旁边的那座小屋子里去听先生说文解字，虽然并没有正式地开什么课程，但是，闲聊之中便有学问。更重要的是，这种漫谈式的授业解惑培养起了一个年轻人的读书兴趣和学习热情。从那时候起，我读书的兴趣和热情似乎更加强烈了。凡是能够拿到手的书籍，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东西，都读得兴趣盎然。有些精彩的句子和段落还能背诵下来，记得最初背诵的是云南滇池大观楼孙髯翁的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云云。
我还模仿着《朝霞》杂志上歌颂文革“样板团”的小说《特别观众》写出了一篇小说，歌颂江紫同学刻苦练功，全神贯注演好样板戏的故事。记得其中有一句话是“最爱长海血巾裹标灯”。糟糕的是用红色墨水笔写在稿纸上的，这真是一个不祥的隐喻，我后来学习写作，领导讲话新闻通讯散文诗歌解说词什么文体都能掌握，就是不敢写小说，不会说假话编故事，也许就是这个用红墨水写稿子的开头给搞坏了，一开始写小说就亮了红灯。所谓“长海血巾裹灯标”说的是在《磐石湾》这出戏里，主人公民兵连长陆长海为给我军海军舰艇发信号，用鲜血染红的绷带裹在航标灯上指示目标的这段情节。江紫同学在扮演这个角色表演这段戏时，载歌载舞的名演员风范大角儿派头那真是神气十足、光彩照人，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于是在学着写那篇小说时，情不自禁地就写下了这么一句。那篇小说后来当然不了了之了。
命运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我那年没能够去云南和天津学戏，却在读书和写作的道路上迈开了步子，这无疑为我后来生活道路的改变和重新选择业务特长的发展方向埋下了伏笔。
现在，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什么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什么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吧？
十二 九月泪水到十月惊雷
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那天下午四点，大家集合在排练厅里收听重要广播。哀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事不好。这一年，我们对这乐曲太熟悉了。先是一月份周总理逝世，哀乐响彻神州大地，接着是朱德委员长去世，又是一片雪白的花圈。今天，当这熟悉的哀乐再一次响起的时候，那一瞬间，人人都明白出了什么大事。排练厅里顿时响起一片哭声，有人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伤心得几乎死过去。人人都以为天就要塌下来了。
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剧团的锣鼓家什一律不准有任何响动，胡琴唢呐也束之高阁，全都埋头苦干做纸花扎花圈，争先恐后地布置灵堂，准备开追悼会。人人都戴着黑纱，那黑纱上还水印了“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字样。我们几个骨干演员还到邮局去给党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悼念和对党的忠诚。
毛主席逝世后，各地的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委书记曾经掀起了一股给中央发电报表态的热潮，有那见风使舵却辨不清方向的就直接把电报打给了“江青同志”，成为后来清查“写效忠信”的对象。一旦查出来电报是打给“江青同志”的，那就撤职罢官一撸到底。把电报打给党中央的则没什么事情，所幸我们的电报只是打给党中央的，倘若一念之差犯了糊涂写上“江青同志”的名字，那可就惨了。在后来的几次整党运动中，很可能会遇上大麻烦。
二
文化系统的追悼大会是在兰州剧院召开的。那天，文化系统的一千多职工肃立在剧场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步播放的首都追悼大会的实况。华主席念悼词时那浓重的晋南乡音后来成了演员们模仿和调侃的台词，小师弟老疙瘩模仿华国锋将“地方军、野战军”读成了“笛荒均，夜沾君”，仿真的程度简直可以为华主席配音，也是个乐子。追悼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就不断有人抽泣，结束时自然又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哭声。有一位师妹发出撕心裂肺的号啕，如丧考妣，最后居然昏厥，搞得会场一片混乱。剧团医务室的赵大夫不择手段地紧着掐这姐儿的“人中”穴位，总算给救了过来。但是，我当时就明白这姐儿是在“做秀”，“做秀”这个词汇也是后来才有的说法，当时，也就知道她表演得过火了。那时，这姐儿一心想入党，表现得很积极，很是打扫了一阵子楼道厕所，却因为把握不住火候一直也没能如愿。改革开放后这姐儿脸色大变，慷慨激昂，不管不顾，出格的话说得让人以为她想加入国民党，表现出的那种深仇大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后来，这姐儿终于扔下老公孩子跟一个外国人跑到洪都拉斯、意大利之类的地方去了。这姐儿在舞台上其实不大会表演，在生活中却常常要表演一番，做秀居然做到毛主席的灵堂上去了，倒也真可谓是石破天惊、登峰造极了。可见“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这对联是有些道理的。如果你在生活中做人做得很失败，那么，你在舞台上有什么出色的表现那就真是天才了。
三
虽然那时候我们不过是一群戏娃子，实际上处于社会底层，但对政治的关心却一点也不滞后。可是，那个年代，有谁不关心政治呢，又有谁能够不关心政治呢，又有谁敢于不关心政治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往往要来关心你。你无论如何是躲不掉的。周总理逝世后，作为团支部书记，我领着大家扎纸花做花圈，然后冒着大雪列队，徒步行走好几公里，到烈士陵园去开展悼念活动，那种真诚的感情是不带一点虚假的。可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们不也是鹦鹉学舌地读那些大批判文章吗，读文章的时候也是义愤填膺义正辞严的。那时候的中国人，真的很难。“四五运动”爆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读得人人心惊肉跳。这回，毛主席也走了，一下子天塌地陷，日月无光，举国悲痛，如临末日，绝望透顶。看起来，中国这就算完了，那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好在有个“英明领袖华主席”顶天立地，并且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九月的泪水似乎还没有擦干，十月的惊雷就震撼了大地。“四人帮”被打倒后，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呼新的时代到来，于是我们也兴高采烈地上街游行扭秧歌，放鞭炮，撒传单，呼口号。剧团舞美队真是有人才，连夜就扎出了两条彩龙。我舞着龙头上街，剧团的锣鼓家什敲得节奏铿锵，震天动地。几十个年轻健壮的京剧演员舞条彩龙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两条彩龙上下翻飞，秧歌扭得花枝招展。龙飞凤舞的舞龙技巧那真是无师自通，自然天成。一身武功的小伙子们天天舞枪弄棒，跌扑翻滚，能把两条龙舞得活灵活现令人赞叹，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十年后，我到文化局工作，当了群众文化处长，负责组织兰州地区的社火进城表演活动，乡下来的农民兄弟舞龙舞狮表演队把几条彩龙舞得软不拉塌扭成一团，步履踉跄，气喘吁吁，让我看着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们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技术不错，我却不以为然，这玩意儿，我早就玩过了。可是这也不能苛求他们，能舞起来就不错了。
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我们这批孩子们的命运。虽然，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改变是在以后十几年中渐渐显现出来的，每个人生活道路的发展轨迹也不尽相同，但是，那一声惊雷炸响，就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后来的命运发展和生活道路。然而，那时候，我们这群人当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声惊雷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