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不是巩俐，当然就没有巩俐那样的运气和福气了。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些艺术家与我们在一起的岁月里，谁都不敢拿出真本事来教学生。姬先生和周易先生都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学体系有研究，但是，周先生就是因为给我们上过几节“体验”和“想象”课而弄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最后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兰州。这些艺术家们后来都陆续离开兰州远走高飞了，使得我们这些刚刚入门，艺龄不过十来年，虽然学会了也上演了七八出现代戏和一些传统折子戏，但在京剧表演艺术的造诣方面却仍然半生不熟的青年演员失去了技艺高超的老师，也就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条件。戏曲表演这门艺术讲究“师承”，靠的是“传承”，而构成师徒关系的基本条件就是“口传心授”，老师亲自面授技艺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不像其他学问可以从书本中学习，若是走“自学成才”的道路，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京剧演员，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老师走了，没有人“传授”你了，那你还有什么可“继承”的呢，也就真是“不成”了。我们那个青年京剧团后来果然就被撤消解散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早已将当年为齐老师办的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大约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市委宣传部担任文教处长，随兰州某剧团去北京参加一个演出观摩活动，剧团方面邀请了首都文艺界二十多位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评戏”，齐先生正好也应邀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先生见到我时，竟有点千恩万谢的样子，握着我的手很长时间都不松开，对我当年盖章子打电话的那个举动感激得很，令我诚惶诚恐，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现在，我已经想不起齐先生当时说了些什么话，我也不能够在这里为齐先生“创作”几句“台词”以增加这篇文章的生动性和现场感。但是，那一刻，我真的从齐先生谦恭的体态与谦和的面部表情中读懂了“感激”这个概念的内涵，确确实实看见了什么叫做“真诚的谢意”，先生那慈爱、和善、谦逊的眼神在我内心深处铭刻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但那时候我一心一意只想当好一个党政干部，对自己当演员从事京剧表演艺术已经不再感兴趣了，也就不大关心那些很具体的关于戏曲振兴与《将相和》《赤桑镇》的事情了，所以，那次座谈会上师生二人匆匆一面之后，与齐先生便再无联系。有关齐先生离开兰州之后的情况，也都是无意中的道听途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特别的关注。
年轻时，不懂得珍惜，年过半百，我才领悟到过去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珍贵。
此刻，想起三十年前在农场劳动时，齐先生教我平躺在麦垛上，将一本砖头似的英文词典放在我的小腹上，调动丹田之气，运用腹肌呼吸，练习发声方法的情景，仿佛昨日之事；想起那年冬天去天津学习《芦花淀》，齐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到“狗不理”餐馆去吃灌汤包子，品尝茅台酒的豪情霸气，不由得感慨良久。那时候，“狗不理”特供顾客散打的茅台酒使用瓷酒壶端上桌，一壶盛二两酒，一两才卖九毛钱，却不能多买。吃一斤包子，只能按计划搭配卖给你一壶酒。要在“狗不理”餐馆里买瓶整装的茅台酒，那是想都别想。但齐先生却有办法从后堂厨房里弄出来了好几壶。
后堂一位胖大厨师用托盘端着酒壶送上桌的时候，对齐先生毕恭毕敬的神情让我们几个学生都觉得很有面子。想必，这胖大厨师一定是齐先生声腔艺术的铁杆“粉丝”，说不定当年还在“齐府”烧过火，洗过菜，掌过厨，在“英租界”领略过齐家老太爷的风度，见识过齐家“润霖”小姐的风采，亲耳听过“齐小姐”那响遏行云，声震屋瓦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哇——啊——”，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茅台酒，酒足饭饱出门的时候，都有点晕晕乎乎了。
十四 狂飙一曲从天落
一
1977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年，国家政治形势发展的轨迹悄悄发生着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解冻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遥远的首都北京和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里，在我们这个偏僻落后信息闭塞很不敏感的西部内地城市里，是很难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变化的。国家的总体形势在好转，我们这个剧团却如《红搂梦》里说的那样，架子虽然还撑着，内囊却已经上来了。具体的表现就是，青年演员们普遍陷入一种思想上的茫然状态，不知道自己学艺的道路该怎么走。大家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学艺七八年了，却真的没有学到什么真本事，就连《断桥》、《三岔口》这样的最基础的文戏武戏都得从头学起。传统戏的“髯口”“水袖”“大靠”“厚底”靴子更是连摸都没有摸过。用杨子荣的做派去扮演许仙，把江水英的身段移植给白素贞，那戏能演成什么样子？江紫最初在《三岔口》里扮演“任堂惠”，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整个一个“杨子荣”加“陆长海”。保全在《断桥》里扮演的“许仙”绝对是“参谋长”的翻版，张萱扮上“小青”，怎么看都有“小常宝”的影子。举着水旗门旗的“龙套”们简直笑成了一团。样板戏里好歹有个“小匪甲”“喝粥人”的角色称呼，这“头旗二旗”“二龙出水”“一字长蛇”“站立两厢”还用得着学吗。二十四五岁的年龄也正好都进入了人生青春期，性的压抑苦闷带来的烦躁情绪和对前途无望的渺茫感觉混合在一起，一股躁动不安烦躁不已的情绪便在剧团里悄悄蔓延。
经过了七八年的磨合，教员和学生们都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各自的“帮派体系”。当然，这种“帮派体系”与政治上的“体系归属”和黑社会的“团伙帮派”绝不可同日而语，也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只不过是感情联系上的一些亲疏和师生之间关系的远近薄厚。但是，由于实际上存在着这种远近亲疏的“帮派”和“体系”，在分配角色选演员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亲近与疏远的选择。于是，“普遍培养”的呼声就渐渐高涨，搞得剧团领导无所适从，虽然不断地开会学习“统一思想”也无济于事。孩子们都长大了，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倾向，过去一抓就灵的“整顿作风”这一招不大灵光了。但是，走什么路子学什么戏，我们这些青年人还是不可能自己作自己的主，艺术道路的选择，还得听老师的。有一些教员主张排练传统戏，即当时我们所说的“老戏”，让这些青年演员们从头学起，“回炉”锻造补上传统戏这一课。另一些教员们主张继续走样板戏的路子，重点搞好现代戏的创作发展。剧团领导在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最后，却将两边的意见都采纳了。愿意搞传统戏的教员可以选择自己得意的学生教他们几出折子戏，愿意搞现代戏的就选择剧本排练吧。不料，教员们却是两种意见都不放弃，主张搞传统戏的也抓现代戏；主张现代戏的也热衷于传统戏。左手抓着《断桥》白素贞不放，右手又让白素贞弄它一个《审椅子》。右手指导着《三岔口》，左手又鼓捣个《运马路上》《战海浪》。这剧团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才好。演员们分散得七零八落都在“找辙”，靠上一位老师就有戏演，师傅不待见你就没你什么事。教员们从此将勾心斗角的事情弄得公开化，简直是乌烟瘴气。我也就在这乌烟瘴气中被冷落了。上面说的这些戏里的角色都没有我的份，想学学《三岔口》演演“任堂惠”也不可能，一是求情下话张不开口，二是江紫早在那里神采飞扬了，不到两个月他已经熟练掌握所有技巧，大武生大角儿英姿勃勃神采飞扬，你却一落千丈不可能追上了。
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突然在某一天降临，搞得我无所适从，无限惆怅，无比郁闷，难言地空虚，极度的失落，心里头空荡荡的没着没落却如同九猫打架、五鼠闹心。那些日子里，我仿佛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并且不停地向下坠落，坠落，坠落，四周一片漆黑，哪怕有根稻草树杈也让人有个抓挠，你却抓不住任何东西无依无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时候居然拿着个笔记本在引大入秦工地的山头上画起了速写。
二
那个月，我们到乡下去演出，巡回到引大入秦水利工地上，演出了一些小节目之后就休息了。我满肚子郁闷，浑身躁动不安，就跑到山上没人的地方去散散心，坐在山头上思前想后，心乱如麻，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就掏出笔记本画起了速写。画着画着，突然想到，不是可以考大学吗？有消息说大学恢复了招生，统一公开考试。倘若考上了，不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吗？一打听，才知道剧团里有这个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就向领导表达了这个愿望，提出了报名考大学的要求。
领导倒也痛快，给所有想考大学的演职员工们都开出了报名介绍信。
去考吧，祖国四化建设需要大学生。
走出考场才明白领导上何以如此痛快。
答完了试卷才知道这并不容易。
语文政治历史倒也略知一二，却把个《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论述题作文给写成了一篇半通不通的折子戏剧本，现在想起来都令人汗颜，惭愧得后悔莫及。地理数学那可就离题万里不知所云了。数学试卷居然没有一道题能看懂。走出考场听其他考生们念叨什么“撒因”“靠撒因”，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因为，那年的招生规则是只要有一门功课见零分就不录取，我知道我的数学卷子一定是零分，因为，在那张卷子上我没有写一个公式，没答一道题。小学四年级学完四则运算之后，除了在中学半通不通地学了几天“几何”课，做过几道已知求证证明的几何习题之外，后来的十多年里，再也没有摸过一次数学课本，真是不知数学试题有几何。在考试前，也不懂找人辅导辅导功课，其实根本就不清楚考大学是怎么回事，就连考大学的卷子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居然就那样莽莽撞撞地赤膊上阵了。那还不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不弄个全军覆没丢人现眼你不知道考大学的利害。剧团领导心里明白，料定你们也考不上，所以才那么痛快地给你们开出了介绍信，这一下该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了吧。
然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那一年，我们这个圈子里，没有一位考上的。虽然没考上，却知道了考大学是怎么回事，那就明年再来吧。
三
就在我幻想着考上大学卷铺盖走人的那些日子里，剧团却派出去一部分演职人员到北京把《蝶恋花》的新戏给学了回来。你不是要考大学吗，那你就去考吧，想演戏，对不起了，你不安心工作，先晾着你，所以，在这个戏里，我当然就没什么角色好演了。派了我个“坡生”乙组却从来没有演过。临时有人上不了场，就把我拉上去救救场充充数。有时候脸上画得乌七八糟，沾上一绺胡须戴一顶瓜皮帽扮个土豪劣绅拄个拐棍念一两句台词也就算完了。或者油头粉面、西装笔挺地扮个《民国日报》的记者端着架道具照相机对杨开慧说什么“本报有闻必录，请问杨先生有何话讲”也就算了。有时候也扮个送行的乡亲们，混在人群里随波逐流地与杨开慧《古道别》，一步一步跟着走圆场，舞台上巴掌大的一点地方居然有走了十几里路的感觉，难舍难分的规定情境感人之极，不免感动了自己热泪盈眶就撒下几滴真诚的眼泪，我想我是进戏了。《蝶恋花》这出戏编写得确实是好，能把一个群众演员都给感动得哭鼻子，真是不简单。卸了妆之后却觉得自己十分可笑。这真真假假神神鬼鬼的算是怎么回事情，丽芳扮演杨开慧神采飞扬与我何干。再上场就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进戏，旁观者的眼光看出一些扮演乡亲们的同学似乎也在应付差事，有的人故意慢半拍偏不走在舞台音乐表演节奏里，我也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不再投入激情，死眉瞪眼面无表情地跟着亦步亦趋，原来登台演出激情澎湃的精神享受，现在却成了一种折磨人的苦差事。花不恋蝶蝶恋花只是一厢情愿，演员扮演角色登台演出讲究的是感情真挚，激情“投入”，一旦“不投入”，不真挚，没有激情，一切也就完了。
时不利兮骓不逝，虞姬虞姬奈若何。落花流水春去也，山雨欲来风满楼。
从此，我离演戏的这个圈子越来越远了。许多时间里是在应付拉大幕搬布景打打追光这一类的杂活。这舞台上，算是没有我的什么前途和出息了。
四
《蝶恋花》是描写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烈士生前事迹的一部新编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原创，李维康是主角扮演杨开慧。我们团里是丽芳扮演这个角色。丽芳虽说也是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却一直也没有捞到什么戏可演。在《红灯记》里只是扮演个“卖粥大嫂”，在《智取威虎山里》扮演个卫生员，《磐石湾》里虽说也是个主要配角“巧莲”，却也没有多少可以大放光彩的“戏份儿”。虽然也学过李铁梅小常宝，倒也俊俏漂亮，却和我一样都是所谓乙组演员，不是什么大角儿，到现在，终于崭露头角，一鸣惊人了。
那年，丽芳年方三八二十四岁，刚刚长成了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体态苗条，身材适中，扮相俊俏，嗓子也算练出来了，说赛过李炳淑不让李维康是夸张了一些，但说一波三折委婉动听有滋有味却也不是谬奖，这就把个“杨开慧”演绎得光彩照人。这出戏一连演出了一百多场，轰动了兰州城。剧中表现杨开慧牺牲后魂归月宫，“寂寞嫦娥舒广袖”“吴刚捧出桂花酒”那场尾声上演时，场子里简直要沸腾了。嫦娥姐姐舞动八尺多长的大水袖，十来个俊俏的大姑娘女演员扮成月宫仙女，穿着月宫里神仙妹妹的宫装载歌载舞，多少年了兰州人都没见过这种满台佳丽、婀娜多姿、载歌载舞的场面，许多人眼睛都看直了。也亏了郭培老师慧眼识人，一直锲而不舍地培养教导丽芳，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扬眉吐气，在团里的地位急剧上升。那年月，谁掌握了排戏的导演权，谁就在实际上掌握了这个剧团的命脉。学生，会自然而然围拢在你的身边。领导也要客客气气让你三分。《蝶恋花》的巨大成功，让郭培老师信心倍增。过了些日子，就又弄了一出《三打陶三春》，仍然是丽芳主演，丽芳的刀马旦功夫练得几近炉火纯青，“出手”踢得天花乱坠，五色缤纷，赢得满堂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