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三十周年在北京的那几十天里，文化部派出一辆刚刚进口的崭新的日本大巴士拉着我们到处观光，那日本字的“自动扉”给人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1979年9月和10月的日子里，它是那样的阔气醒目，霸气十足，舍我其谁。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日本汽车刚刚进口中国，全北京城也找不出几辆如此豪华阔气的日本大巴士。坐在这样一辆从未见过的巴士里，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自抬身价，得意忘形，笑傲江湖了。而我们，也是那样地年轻并且充满了青春活力与不尽的幻想。这虚无缥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幻想水中花镜中月，真的让我们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
倒是带队的文化局长不那么乐观，说了一句“北京的馍馍好吃得很”就筹划着拔营撤兵打道回府，因为进京的一切费用都由他的账本子上支出。一个多月下来，虽然花的是市里特批的专项经费，老人家的钱包也已经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巴不得赶紧回家平衡账目。
荣誉当不得饭吃，风头当不得衣服穿，何况风头已经出得够足的了，得奖的荣誉料它也跑不掉。那就见好就收，赶快打道回府吧。
十几年后，我去文化部公干，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自动扉”已经报废，灰头土脸锈迹斑斑地停放在沙滩北街那所大院的一个犄角旮旯里，轮胎瘪了，油漆脱落了，车窗玻璃也残缺不全了，风吹雨淋日晒几乎将它变成了一堆废铁，如同一个被废弃的破纸箱子，寂寞落魄随随便便地扔在大院那个角落里，令我心弦震颤，思绪翻卷，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简直不是个滋味。想不到，我们剧团的命运与这辆豪华巴士的结局如此相似。
呜呼，青春。哀哉，万岁。
十六 我要读书
一
1979年10月中旬，秋风扫落叶的季节来到了。
结束了在首都的辉煌灿烂，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北京，返回了兰州。
一下火车，就感到了一种难言的荒凉与落寞，心头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怅惘与失落。
那时候的兰州城，仍然是灰头土脸地不像一个大城市。刚刚从花团锦簇壮丽辉煌的北京返回，就更是觉得兰州的土气被放大了一百倍。跟北京相比，这里真是天上地下凡间仙界两回事儿了。
萧瑟的秋风刮起阵阵沙尘，落叶满地，破塑料袋子碎纸片满天飞扬。仰头看看老天爷，好像也不死不活阴沉沉地毫无生气。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在北京的那几天，我曾经写信给一位朋友，炫耀我们在首都享受的高级待遇和见闻，他回信却给我泼了一盆凉水，说别忘了，你们还是要回来的。这下子真的回来了，梦醒之后该怎么办呢。何谓天壤之别，何谓梦幻破灭，何谓一落千丈，在那一刻，我忽然就明白了。
休息了几天，做了几场汇报演出，这部戏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后来听说是获了奖，却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了。我们，却在深秋季节又到乡下演出去了。
二
这次去的是白银区，虽然就在白银城区的剧场里演出，却没有经费住旅社和宾馆了。少爷小姐阔财主般地逛了一趟北京城，花光了所有的经费，文化局一时之间再也拿不出钱来让我们花天酒地了。于是就住在剧场里。女生住在后台化妆间，男生就在舞台两侧打地铺，好不容易借来几块床板，得先让舞美队的老师傅们睡。这男生女生混杂在后台一起住宿的格局让老百姓产生了误解，这帮戏娃子也太不讲究了，铺床睡觉也不分个男女，可见多么下流龌龊，真是恬不知耻，却没有人体谅剧团没钱的难处。连带着票房的情况也很不理想。
我就在舞台灯光池子里把灯光箱子拼凑起来支成一张铺，打开铺盖卷凑和睡吧。夜里不慎着了凉，犯了气管炎，咳嗽不止恨不能把肺给吐出来。那种巨大的寂寞惆怅和失落感又一次涌上我的心头，憋得人喘不上气来。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剧团就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了。虽然后来又勉强支撑了十来年，强弩之末地弄了几个新编古装戏，比如《三打陶三春》以及《火烧红莲寺》《宏碧缘》等等，并且请来了云南省京剧团关肃霜先生合作演出了《铁弓缘》等一些剧目，但也无济于事。这个剧团在《南天柱》的辉煌之后实际上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想要再一次硬朗起来，真是难上加难了。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书店开始卖一些重新出版的书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书就买。有一次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在公交车上见到两个戴着北大校徽的女学生在聊天，一口京腔令我很感兴趣，不料人家发现旁边有人在偷听，当即改用英语交谈，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这事情很是刺激了我，我就想在读书学习中寄托精神寻找出路，思谋着继续尝试考大学。所以，这次来白银区演出空闲时间，好多人都在打扑克下象棋，我就带上几本书，背着一个军用水壶，装满一壶水，揣上几个馒头夹点咸菜，跑到公园里去读书。常常是裹着棉大衣坐在一个树窝子里，一读就是一整天，从《郑伯克段于鄢》开始读起，把个《古文观止》和新出版的在北京刚买的《历代文选》对照着读，还要努力背诵下来“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庄公寤生……”终于读了个滚瓜烂熟，在文言文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大约从此发轫，我的兴趣关注点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主要的精力都投入了读书。我记得是1980年夏天，省图书馆处理了一批下架图书，打五折，也就是定价一块钱的书只卖五毛钱，但那时候，书的定价几乎都不到一块钱，也就是说，打折之后三两毛钱就可以买一本。那些日子里我天天到图书馆的对外阅览室去占一个座位读书做笔记，跟一位图书管理员渐渐熟悉起来，记得他姓兰，与我年龄差不多，没事也说说闲话就建立了友谊。知道这个消息后，由他介绍作“保人”，一头扎进图书馆的书库。挑选了整整两天，挑出了一大堆好书。记得有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尔金的一生》和高氏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位俄国“斯基”的著作，还有《失乐园》《巨人传》《忏悔录》《堂吉诃德》《铁流》《毁灭》《波斯人信札》《鲁迅日记》《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也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的文集、《歌颂列宁的戏剧三部曲》等等在文学史上一定要提到的著作。看着哪一本都舍不得放弃，于是，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花了一个月工资四十多块钱，卖下了这一批共84本下架旧书。这些书和祖父送给我的那十几本书，就成为我的第一批私人藏书。从此开始，我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差不多每年都要买百十来本书，并且模仿鲁迅先生，在日记本末尾记录“书账”。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私人藏书已经有三千六百多册了。现在，在我寓所的客厅和我的办公室里，分别都摆着一组六米多宽，两米六高的书柜，我的这些藏书，就码放在其中。家里，放着两千多册，办公室放着一千多册。这些书，是前后两排码放的。稍稍一想，您就能够计算出来这些书的体积和数量。有位朋友说这是“坐拥书城”，令我很高兴。毫不夸张地说，这每一册书我都读过，起码是草草翻阅过，或者随意浏览过。有的书还三番五次地反复读。比如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就通读过六遍，堪称半个纳粹史专家。《鹿鼎记》也读过好几回，对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非常熟悉。其他的就不可能一一列举了，否则这篇作文就变成出版社的图书征订目录了。五十多年来，我差不多做到了“读书有万卷”了，但还不敢说读书“破”万卷，所以我现在写文章仍然下笔“没”有神，做事业依然一事无成。说着说着，这又说跑题了。
三
《南天柱》的辉煌结束了，这就到了1980年。此时，青年京剧团面临的局面是：老戏，不会演；新戏，没人看。该怎么办呢。一些人就张罗着要把这个京剧团改编成话剧团，居然就弄出了一部话剧《姑娘，跟我走》。那时候，挽救失足青少年的题材很是吃香。以刘心武先生的小说《班主任》为滥觞，各地出现了不少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创作母体却都脱不开《班主任》的主题思想。《姑娘，跟我走》就是这样一部话剧，却没有刘心武先生思想的深刻。剧中描写的是一个姑娘走上所谓邪路，被一位老革命的马列主义老婆婆挽救的事情，仍然是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在戏里，不惜笔墨嘲讽当时流行的喇叭裤，蛤蟆镜，大鬓角，嘲讽手提录音机大跳迪斯科的时髦青年。女主角做的那些抽烟喝酒小偷小摸与男孩子打情骂俏吊膀子的坏事，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犯罪，却煞有介事地要“救救她”。姑娘看起来是个坏女孩，可大家津津乐道的却是她的服装设计领导了新潮流。演老旦的慧燕扮演女主角，平时看起来，她相貌平平常常体形也说不上出众，一旦“扮上”，长长的假睫毛弄得一双眼睛风姿绰约神采奕奕，红色的尼纶T恤白色喇叭裤塑造出了女孩子迷人的体形，高跟鞋肉丝袜子性感十足风情万种风流倜傥搞得人都要晕菜了。但是忘了这出戏从哪里学来的，导演，却是一位在团里从来没事情干的话剧老艺术家。虽然我已经没兴趣再掺和演出活动，却在这部戏里被分配扮演了一个中学教师的角色。尽管我体会到了一种能够深入角色内心世界，与角色合为一体的独特的精神享受，但我的注意力却重新集中在复习功课考大学的追求上了。甚至在舞台上剧情发展的时候，我也在看书，将书本夹在道具里，坐在一场戏里的“庭审现场”充当“人民陪审员”，没有动作没有台词没有表演，假装看判决材料，却在看书复习功课。一心想着读书考大学。但是，历史已经走到了1980年。
四
1980年，高考制度又一次改革，这一年，报考大学的条件有了新规定，在职职工考大学，原单位不再保留工资福利待遇，学费自理，学校只发一点助学金。靠那一点助学金我可怎么过日子呢，这倒好说，总有办法。更要命的是我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年龄有了限制，报名条件规定在25岁以下，25岁以上，不收。这一年，我已经26岁了。完了，看起来，大学与我无缘了，或者说，我与大学从此绝缘了，我的大学梦终于完全彻底地破灭了。
那段日子里，绝望的情绪搞得人精神都要崩溃了。理想破灭，前途渺茫，长吁短叹，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抚慰，无名火是一股子一股子往外冒。我那几天好像是一个火药桶，见不得半点火星子，失去控制之后居然莫名其妙地冲着一位老师大发雷霆，差一点闯出祸来，至今心有余悸，心弦震颤，后悔莫及。
那一天我拿着个剧团新买的手提话筒觉得很新鲜，对着话筒模仿火车拉汽笛学做口技，没完没了地打鸣嚎丧冒怪声，有位先生听不下去就说了我一句。可她明明说的是“别喊了”，我却错听成“别嚎了”。这一字之差便像是个火星子落进炸药桶，我当时就爆炸了，发了疯一般，不管不顾不计后果地冲着她就破口大骂，骂得先生目瞪口呆、张嘴结舌，从此不再理睬我。看起来是我要骂人占上风，实际上是我的精神支柱崩溃了。在潜意识里，巨大的精神压力早就在等待着一个宣泄的火山爆发口。其实这位先生平日里待我很好，我对她老人家也没有一点点恶意和任何成见，她却恰巧不幸撞在了我的无名火头上。后来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地研究过当警察的妻子带回家里的许多刑事案例材料，这才发现犯罪学研究当中就有“激情犯罪”这个理论说法，当事人不见得是坏人，但失去理智的一瞬间就闯下了不可饶恕的塌天大祸。我那天的大爆炸不过是骂了一通人，倘若当时遇到的是某种更糟糕的规定情景，还不知道会闯出什么难以收场的大祸来。郁闷的青年人的确需要关心爱护和心理辅导。
三十年后，学生在此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歉意——真是对不起了，我的先生，请原谅我吧。
大学，上不成了。前途，没有希望了。人生，就此完蛋球子了。虽然憋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可是，还得“姑娘，跟我走”地上台演那个中学教师。令人高兴的却是近十年来一直在“倒仓”的嗓子却似乎是“倒过来了”，嗓音底气十足，真有点那种含着头腔共鸣胸腔共振的标准的话剧演员的音色了。不再刻苦练武功，每天早上睡懒觉睡到自然醒，没想到这嗓子倒是回来了。而我扮演的那个中学教师的角色，也像是一个预言在告诉我，我的命运系在一位中学教师的几句话上。
十七 我的大学
一
这就到了1980年的夏天。在一年前考取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小师弟李伟回到剧团来玩，胸前佩戴着白底红字的大学校徽，那么一个小小的白色铝片，成为那个年代最令人羡慕的勋章。这枚勋章似的校徽，表示着你的功成名就，展现着你的春风得意马蹄疾，说明你已经是祖国的骄子时代的宠儿前途无量，所有的人都会对你羡慕万分，礼让三先。绝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找个饭碗都困难重重，更不要说什么受人尊敬了。现在的青年人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大学生受人羡慕的程度究竟有多么严重了。
李伟回团来玩，虽然身上不免还保留着几分演员的习气和特性，比如看见海绵垫子插手就是一个踺子小翻，走进楼道就依依啊啊地喊起了嗓子，演员习气虽然变化不大身上却多了几分儒雅之气，就是这几分儒雅之气令我羡慕不已。那时，我们师兄弟当中，还有“三剑客”幻想着继续考大学，那就是，我一个，亦茗一个，林子一个。我们三个人就与李伟聊天闲谈，向他请教复习功课读书考大学的经验和窍门。李伟说，去问问我老爹。就将我们三个人约到了他家去见他父亲——应该说是去他父母的家里，李伟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成家，自然还不能说是“他家”。李伟的父亲当时在我的母校第二十七中学当语文教师，十几年以后做了兰州大学新闻系主任，就是著名的李东文教授。但是，那时候，李先生也仅仅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得意之作大概不是后来的什么新闻学著作，而肯定是他的这个杰作儿子李伟。李伟大学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语言学家黄伯荣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成了博士研究生，结果博士博士后一路读过去，二十年后也成了博士生导师。现在，李伟任教于广东中山大学，也当了中文系主任。中文系主任，这个头衔，那还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