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剧团领导与我谈话，劝我不要走，许诺让我当这个剧团的业务科长，“那就有个正科级干部的待遇了”，“你还是很有能力的，到文化局当个干事有什么意思，还是在剧团干吧。”云云。我心想，别说干个业务科长，就是把你的团长位子让给我，我也没有兴趣干了，剧团成了这种模样，那还能干吗？忘了扣发工资那档子事情了？义无返归，头也不回，走他娘的。桃花会在等着我呢。
二 桃花盛开的地方
一
1984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
兰州市决定举办首届桃花会。
距离兰州市区西北方向十几公里，是著名的桃乡安宁区。这里，曾经有着成千上万亩桃林，出产品质优良的鲜桃。过去，兰州人有踏青赏桃花的习俗。解放以前这种习俗很盛，解放以后也一直保持着到桃花林“浪一浪”的风俗，春和景明去安宁踏青，是兰州人的首选。只是十年“文革动乱”造成了这种美好传统习俗的中断。1984年，就有人提出恢复这个活动，搞一次桃花会，让这个城市死气沉沉的文化氛围有所改变。
政府出面组织活动，那真是一呼百应，一路绿灯。
于是，安宁十里桃林灼灼其华。人们的游兴比往年要高涨得多。
为了给桃花会添彩助兴，文化局特意邀请了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来兰演出，为桃花会锦上添花，营造节会氛围。
这一年的清明节期间，桃花会和蒋大为成为兰州人的主要话题。在这名副其实的桃花盛开的地方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真可谓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歌声共生辉。
为了达到满意的演出效果，文化局将市属剧团的乐队混编在一起，以歌舞团的交响乐队为主体，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建制齐全的双管交响乐团，为蒋大为的演唱伴奏。蒋大为先生提前好几天就来到了兰州，与乐团进行了合成排练。那时候，歌星走穴的情况刚刚出现，歌唱家们都很认真负责，不像如今七点半下了飞机，八点就敢登台演出，弄个伴奏带往扩音机里一插，张口就来，却常常是糊弄观众的“假唱”。那年，我的任务就是跟着马科长负责安排蒋大为先生的排练演出活动和日常的生活起居。那时候，蒋大为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啊，牡丹》两首歌曲轰动全国，受到欢迎的狂热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我虽然跟着他跑前跑后，却由于当时性格比较腼腆而不愿意多说话，加上那时候，我对蒋大为先生简直视若神明，安排好一切后就躲在一边，顶多添添水，倒倒茶，掀掀门帘开开门，哪里有我说话的份儿呢。我从不敢抛头露面抢人家的风头。我至今也十分讨厌那种不知深浅，不懂规矩，在一些不该出面的场合却张牙舞爪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个角色的“料片子”。这就让不少领导同志觉得我很懂规矩，留下了好的影响，为我后来的进步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桃花会开幕那天，成百上千的车辆向仁寿山下开去，成千上万的游人向十里桃园涌来。不仅蒋大为没有料到，就是组织这次活动的所有的人们也都没有想到，这天早上，在通往桃花会的道路上，严重的道路堵塞随处可见。蒋大为从宾馆出发后，刚刚到达七里河大桥上，就被混乱的交通状况给堵在了路上。时任文化局长的田本君先生亲自陪同，乘坐的车辆也只能一寸一寸往前挪，迟迟到不了演出现场，尽管前面有警车开道，也无济于事。
那天一大早，我和马科长先行一步，早早就到了演出场地督战，看看舞台上的地毯是否铺得平整，瞧瞧后台打扫得是否整洁干净，音响设备有没有问题，演员的饮水问题是否得到落到实处。一切就绪，就坐在后台等候蒋大为到来。
人们太崇拜明星了。在那个被称为“大沙坑”的广场上，很快就聚集起了数万名观众，闻讯赶来的人们像一股股水流，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个“人海”涌来。开演的时间还没到，观众却已经摩肩接踵，前胸贴着后背，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往舞台前涌动。人人都翘首企盼一睹这位歌唱家的风采。临时布设成的演出广场上秩序混乱不堪，难以控制。当时，我站在舞台上望着这人山人海也是异常紧张。虽然我们常常下乡演出，对这样大片大片的人头之海也早已经司空见惯，可是今天这样的情形却是少见。
当蒋大为终于冲破重重险阻，到达离后台不远的休息室的时候，广场上不少的观众已经被挤得坚持不住了。舞台前的人群密度之高，前所未有，决不亚于公共汽车高峰时的人群拥挤程度。当时，我就站在台口，亲手将一个被挤得脸色煞白的小姑娘拉上舞台，送她从后台离开了演出现场。蒋大为太有魅力了，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陆续到来的人群仍然像水流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来。
负责维护秩序的公安局长王少侠登上舞台，指令工作人员喊话，维持会场秩序，试图控制这混乱不堪的群众场面。但是，面对这种毫无秩序的混乱场面，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喊话，那是无济于事的，疏导群众更是办不到的。谁都体会到了“无能为力”这个词汇的含义。于是，田本君局长做出决定，市属剧团的节目马上开演，让观众安静下来。但是，这一场演出，蒋大为先生不再露面为好，让歌舞团青年演员苏孝林顶替蒋大为登台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一决策，当即得到在场的市上领导的赞同。否则，蒋大为的露面，很可能加剧观众争先恐后的心理状态，继续相互拥挤，从而造成拥挤踩踏伤亡的人身事故，那就不可收拾了。宁可委屈歌唱家，也不能出事故。这决策很对。于是，这位著名的歌唱家被护送着，从另外一条道路离开了演出场地。
三
第二天，在未发布消息的情况下，蒋大为忽然出现在“大沙坑”舞台上。上万名运气好的观众看到了他的演出。人们这才发现，原来这个歌唱家个头不算高，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他的歌，唱得实在是太好了，在现场听他演唱，那可比听广播过瘾多了。后来的几天里，应广大群众要求，除了在“大沙坑”演唱之外，蒋大为还应邀到“河北三厂”，也就是长风机器厂、万里机电厂、新兰仪表厂三个国家重点军工企业的礼堂里演出了几场。作为艺术科干事，我负责陪同他到演出场地去。演完了，就用接送田局长上下班的那辆北京212吉普车送蒋先生回宾馆。那时候，文化局只有这么一辆汽车，老熊师傅掌握方向盘。
蒋大为那年来桃花会，没挣到什么钱。每演一场，都是按照演员误餐补助的规定标准，双倍发给一场的劳务费，就算是特殊照顾了。蒋先生那次总共领了大约也就是几十元钱的劳务费。只是在兰州的食宿费用和往返的机票，由兰州方面承担，陪同前来的蒋大为夫人，也照此办理，但是，她不领取劳务费。就这，还有人想不通，带着夫人白吃白住七八天，报销了机票，还要拿补助费，差不多是他两个月的工资，这合适吗。却没有人可以预料到，几年之后，走穴演员的出场费却是成千上万地往钱包里装了。现在（2007年），一个小丑的出场费已经是20万了。时代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恍若隔世。
四
这一幕，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作为当年的艺术科干事，我亲眼目睹并经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我对群众在观看文艺节目时表现出来的对明星的狂热崇拜和亢奋状态倒也没有做过深思，只是觉得演出没有组织好而颇感遗憾，仅此而已。今天，当我写作这部文稿的时候，我明白了许多。1984年，虽然不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过去，但是，当时的兰州，的确还很闭塞，在蒋大为首次来兰之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歌唱家和演艺明星来过这里。1984年的兰州文艺界，尚未完全从“文革”造成的巨大伤痛中走出来，他们正在重整队伍，医治“文革”造成的创伤，他们还拿不出很像样的艺术作品来满足群众。即便是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几乎与蒋大为不相上下的市歌舞团男高音演员苏孝林，也是在桃花会上一举成名，以后才逐渐为观众所熟悉，所认可的。经过“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和文艺萧条，那时候的兰州人的确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也很缺乏组织大型节会活动的常识和经验。组织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居然连个工作证和车辆通行证都没有设计发放。那还不乱得一塌糊涂！但是，那时候，连公安局长都想不到这些，那么，又有谁能够想得到呢。
1984年年底，我到文化局艺术科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好像没有经过多么困难的角色转换过程，很快就适应了机关工作。每天就跟着马科长跑跑颠颠地办文办事，打打电话，搞搞文件，作些上传下达，下情上传的工作，没事就读书做作业，也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心情极好。一是田局长和马科长对我非常器重、十分关照，那是真心实意地好。二是1983年8月我娶了媳妇，婚姻美满生活幸福。妻子是一位漂亮的“警花”。惹得模仿华主席讲话的小师弟老疙瘩用兰州话说，“师哥呀，你是杀后杀后，锅底里有肉”。1984年夏天儿子出生，一个七斤六两的大胖小子，真招人疼爱。这个大胖小子二十年后还真有出息，居然国家公费派遣到美国纽约大学深造去了。——关于妻子和儿子，我想有可能的话应该为他们单独写本书，这部书稿中就不更多地叙述他们的事情了，且按下不表。——那些年，虽然每天忙得不亦乐乎，骑个自行车跑来跑去办公事，办私事，总也办不完，可是从来没有感觉到所谓的“忙”，也不觉得有什么苦啊累的，反而觉得这一片天地真是广阔。天天与过去敬若神明的局领导说话不算，还隔三岔五地与市上的“大领导”见面。近距离地听他们说话，回答他们的问题，替他们写讲话稿子，跟着他们到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视察工作，甚至，一起在小便池边抖动。久而久之，居然习以为常了。
三 热血挽歌
一
在这部书稿前面的一些段落里，作者对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青年京剧团下过一个结论，这就是，在排演了鼎盛辉煌，风光无限的《南天柱》之后，这个剧团看上去前途无量，但在实际上，却已经走到了尽头。这话说得虽然不错，但那只是一个逻辑推理上的结论。事实上，剧团在解体之前，也曾经付出许多努力，作过不少尝试，试图寻找出路，力求扭转局面，确实也出现了又一次的崛起，创造了第二次的辉煌。但是，最终却仍然未能如愿以偿地走上一条永葆艺术青春的康庄大道，这真是让人感到无比的遗憾，不能不令人发出长久的慨叹。
在我看来，剧团的这第二次崛起和又一个辉煌，便是现代京剧《热血》的排演。但是，毋庸讳言，这也成为剧团作为表演艺术团体的最后一搏。正是在这最后一搏之后，青年京剧团才最终销声匿迹，彻底与存在告别了。
在这里，使用“销声匿迹，不复存在”这样的概念和叙述语言，不免令人产生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幸灾乐祸的感觉。但是，我的本意绝不至于如此不堪。我的青春时代在这里蹉跎了岁月，我的人生险些被埋葬在这里，我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我与那些亲密无间的师兄弟们的关系之密切，几乎比亲兄弟还要亲，我怎么可能幸灾乐祸呢。我只是遗憾，那么一群聪明的孩子，他们也不乏出色的演员天赋和潜在的艺术素质表演才能，但是，登上了“样板戏”这辆战车，就被糟蹋掉了。当年的这批中小学生，哪一个不是头脑清楚，相貌俊俏，思维敏捷，聪明伶俐，成绩优秀，前途无量的人才呢。如果不是遇到文革动乱，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想必不可能自愿选择戏曲演员这个职业而到戏班子里来混碗饭吃，他们一定都会选择继续求学的人生道路。可以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倘若去从事其他任何职业，都一定会比做京剧演员做得更好。可惜，那时候已经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无事可干，也无路可走。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做“知青”的命运，大家稀里糊涂地闯到剧团来演什么“样板戏”，后来又随波逐流地做了所谓的“戏娃子”，许多人的青春无可奈何地最终都被耽误了。我们别无选择地要用一生的代价去体会命运开的这个大玩笑，真真让人扼腕叹息。
我说他们从事任何职业一定都比当演员干得更好，并非是“想当然”，事实确实如此。
你看，当剧团这所堪称破庙的新房子呼啦啦将要倾覆的时候，跑得快的，跑了出去。没跑出去的，就被埋在里边了。跑出去的，大多数人都重新得到了一份不错的新职业，都有着不俗的甚至堪称出色的表现。在后来的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大多数人都成了骨干力量。比如说，有不少人转业到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当处长的，当主任的，当所长的，当组长的，当消协会长的。虽然这些头衔并不能说明什么更多的问题，但起码说明了他们干得确实是不错。
理性地分析这个剧团的短暂生命，这个特殊的团体确实存在先天不足，后天“缺奶”的严重缺陷，怎能不遭遇一个夭折的命运呢。这话，说的有些远了，还是收回笔锋，继续说青年京剧团的那最后一搏。
二
戏剧创作，是当年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工作水平高低的一把重要标尺。在电视传媒和大众娱乐形式尚不发达的二十年前，抓戏，是当时的文艺工作领导人推动和促进文艺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尤其是在甘肃这样一个“出戏的地方”，兰州作为省会城市，抓出一些好戏来，更是领导人密切关注的事情，并且形成了传统，这传统到今天也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当时，抓出一部新的好戏来，对促进兰州文艺事业的发展，也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4年年底，从北京来了一位干部，名叫王道义，听说从团中央调来，担任兰州市的新市长。那真是有大手笔。在城市管理上先是动员全市老百姓搜集碎砖头，义务劳动把全城的背街小巷居民院落全都铺上了砖，叫做“黄土不见天”。2004年国庆55周年时，首都《经济日报》特意开设专栏，向全国各行各业55位具有代表性的成功人士约稿发表国庆感言，我荣幸地成为其中之一接到了约稿信，便从“让兰州城黄土不见天”的这个理念中找到了写作契机和构思角度，写下《抖落一身尘土走进崭新天地》这篇文章。限于报纸篇幅，《经济日报》摘录刊登了其中一部分文字，《甘肃日报》和《兰州日报》则全文刊登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