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他们出去检查书刊市场，我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就听见走廊里脚步急促，小白推门而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汇报遇到了麻烦，说是他们在铁路局市场与工商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小杜掏出高压电击器，三拳两脚将一个工商管理员放翻在地，管理员已经送往医院，摩托车却被人家给扣住了，现在他们正在工商所的院子里与其他工商干部僵持着。我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到现场。首先到医院看望被打的那位工商管理员，看到他脸色苍白，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血迹，就赶紧替人家交了医药费，其实也不过两块多钱，按比例是我当时工资的二十分之一，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十多元，交了钱领了点药品，就安慰他好好休息。然后赶往工商所的院子找到所长谈判。那位所长倒也通情达理，没有与我强词夺理再继续分辨什么，只是不让我开走摩托车。说，明天他向他们的局长汇报后，等局长发了话再说。我也没办法，我又不能来真格的，虽说文化治安队这几个兄弟都有一身的武功，不怕打架，却也不能再动武抢回那两辆摩托，工商所的大门紧锁，我们也不能砸了人家的锁子撬了人家的门。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再想办法。这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先打电话向自己的局长汇报了情况，然后打电话给工商局长反映情况。那时候，“扫黄打非”风头正健，文化、公安、工商、广电等几家有管理权限的部门负责人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集中整顿文化市场的方案。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就设在文化局社会文化科，所以那些方案几乎都由我来执笔起草并在联席会议上宣读讲解，在这个圈子里还有点份量。当年对“扫黄打非”的态度涉及到政治立场问题。对这种牵扯到两家关系的纠纷，弄不好就会演变成如何对待“扫黄打非”工作的政治问题，工商局长也不敢马虎，说，了解情况之后给我答复。
我在办公室等得心急火燎。
夜里12点多，他们终于开着摩托回来了，这事情就算了结了。
二十年后，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场合遇到工商局一位领导干部，正好坐在同一张桌子。在一起喝酒时，他就当作笑话说起这件事情。不过，在整个事件的描述中，占上风的是工商部门。却不料当年的当事人就坐在他的上首。许多年过去了，我一时也认不出他是何人，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恍然大悟，便哈哈大笑，说，知道我是谁吗，记得当年的岳科长？
他回过神来一下子就醒悟了，急忙伸过手来向我表示亲热。
当年的所长和科长今天都今非昔比，各自都已升了官职，负责着某一个方面的事情了，当年的误会便成笑谈。世界真的很小，山不转水转，说不定什么时候，人们就会再次相见，所以，善待一切人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宽宏大量一定不会错。
七
那几年，文化治安队在兰州城里叱咤风云声名远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居然就弄得警察在休息时间去歌厅里潇洒一回也不得安稳，有的干警一听说文化治安队来检查了，当时就退避三舍起身走人，真是不愿意发生误会惹出麻烦。“刘济刚是这些坏们的后台”大老板，这是我带着队伍检查舞厅时亲耳听到的窃窃私语，那谁还敢惹文化治安队这些“坏”们呀。一样都穿着警察的橄榄绿，我这帮弟兄，穿得是威风凛凛趾高气扬，不知深浅。而真警察却怕那身老虎皮给自己惹麻烦。文化治安队进舞厅检查秩序，他们出面帮忙吧，不合适；不出面吧，也很尴尬，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久，公安部为了维护警察形象，解决当时满街都是橄榄绿却与公安八杆子打不着的状况，消除群众老百姓误将“二警察”“三警察”胡作非为当成正规警察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设计了警号标牌和臂章，真警察都有这两个标志，那假警察就不好再模仿了。想不到我这帮弟兄神通广大，居然都有办法不知从何处弄一个警察臂章滥竽充数，但警号就不大好弄了，那编着阿拉伯数字的警号标牌，每个警察只有一个，送了人自己就没得戴了。可是这不带警号的文化治安队居然比那佩带着警号的公安还要牛逼三分。在文化市场管理方面，当年的文化治安队，确实有特权。
八
我的这帮弟兄们过足了穿着警服飙车的瘾这还不够，居然要化妆侦察打入“敌人”内部，过一把破案子的瘾。
1989年，“扫黄打非”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文化治安队连续搞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就在文化部和中央“扫黄办”挂上了号。春夏之交的时候，就要我们总结经验写出经验交流材料报文化部。我很快就搞好了这件事情，四月份就将文字材料报给了文化部。五月中旬，我和梁新副局长去西安参加西安戏剧艺术节，就接到文化部通知，决定让我亲自去部里汇报并去北京修改材料，以便参加全国性文化市场管理和“扫黄打非”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在西安，飞机票都买好了，准备5月23日飞北京。但是，急转直下的政治形势和越来越乱的社会秩序令人堪忧。梁新副局长到底老道，说这么乱，就别去了，退了机票回兰州吧。我当时还有些想不通。后来才感激万分。在那个节骨眼上进京，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话题依然很敏感，就不多说了。回到兰州，却办了一件大事。
文化治安队的出色表现，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称赞和肯定，舆论界也来凑热闹。省公安厅和甘肃电视台就策划要给我们拍一部电视专题片，反映兰州“扫黄打非”的工作成果。
公安厅一位宣传干部和电视台政法记者王哥开着一辆北京吉普带着一架摄像机就找到了我，草草研究了拍摄的大体思路之后，就一天到晚跟着我们取镜头。
我到底是干过演员的，上夜大学的时候幻想当剧团的编剧，也曾经折腾过电视剧本的写作，虽然没写成几个完整的剧本，但是多少懂了点行，就在笔记本上搞了个提纲，按照提纲安排文化治安队每天的行动。
这就拍摄了一个多星期。该摄入镜头的事情都拍摄了。
可是看过素材片子后我一想，这里面没有缴获淫秽录像带的情节，专题片的故事不好看不说，还缺少一个应该反映的角度和内容。我就叫来小雪研究这个问题。他从文化治安队筹备的时候起就是队里的领头人，因为治安队的建制和编制没有正式批下来，他就是具体负责人，我作为科长，就是他的上级领导，他直接听我指挥，对外，我以文化治安队上级领导的身份全面负责，小雪以队长身份开展工作，正常情况下出去检查市场都是他具体负责，重要事项都是我亲自带队。
我就给小雪布置了搞几盘淫秽录像带的任务。
小雪不愧是大法官的儿子，从小就在公安政法大院里生活，见多识广，法院公安局的不少法官侦察员都是他的莫逆之交，近朱者赤的他确实有办法。说派个人装扮成购买录像带的顾客，找一家出租录像带的铺子，等双方交货时抓他个现行，搞它个人赃俱获，电视台记者随行同时抢镜头，有一架摄像机对着货主，对犯罪分子也是个震慑。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可行，就让他去安排。
可是，打入“犯罪团伙”内部的这个侦察员不好安排，文化治安队就那么十几个人，两年多了整天与市场经营者打交道，经营者差不多都知道了谁是文化治安队的队员，派谁去都是熟面孔不免露馅儿。考虑再三，也定不下人选来。恰巧，刚刚从西固文化馆借调来的小舒听到计划后，主动请缨要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小舒是通过梁局长的关系进来的，在来治安队上班之前曾经找梁新副局长提出到社文科来帮忙的请求。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时居然也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期期艾艾弄得我都有点莫名其妙。小舒眼神不大好，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想必梁局长对小舒不够条件到治安队来工作也是清楚的。我当时对他的视力有点不满意，差点拒绝了梁新局长。但转念一想觉得既然局长都发了话，我当然就不能不懂规矩没有眼色，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反正是临时借调的，以后怎么办再说吧。小舒家住在城关区，每天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固区去上班，确实过于辛苦，能够有个借口不去西固，当然求之不得。那个阶段我抽调县区文化馆的干部来社文科临时帮助做一些阶段性的工作是常事儿，我打电话给西固文化馆馆长说了一声，小舒就成了治安队的人。他在治安队期间工作表现很好，分配什么任务都积极主动去完成。这一回，他主动请缨，那副黑框眼镜简直就是天生的化妆，文质彬彬期期艾艾的太像一个急于看淫秽带子的小资知识分子了。
这真是天助我也。
我和小雪一起给小舒布置了任务，小舒一听就明白了。
小雪对录像带出租店很熟悉，就选择了位于火车东站附近一个叫做天平街的小街巷里的一家铺子，让小舒去钓鱼。判断这家铺子一定在倒腾淫秽带子，其实那时候，音像出租的铺子几乎家家都在倒腾这能挣钱的玩艺儿，估计这家十拿九稳一定有问题。
小舒这就前去侦察。小舒也是胆大，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就去了。很快就返回来汇报，说有了线索，已经说好买二十盘，每盘三十块钱。现金交易，下午就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事情能办了，可这600元现金上哪里去找呢。现在说起来，600元钱确实算不了一个大数目，但是那时候每人不过挣六七十元钱，要一下子掏出600元来，不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于是，小雪说，大家凑，于是大家就都掏腰包，你三十他五十地凑够了“赃款”。
我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小雪是行动现场指挥。我讲了行动总的要求，小雪分配了各自的具体任务。我一声令下，出发，行动开始。
我和小雪乘电视台王记者和公安厅宣传干事开来的那辆吉普车，头前开路，驶入那家铺子斜对面的一个单位的院子，正好可以透过车窗看见那家铺子的门窗。吉普车开进那个院子时，看院子的一位老汉过来想说什么，此时我已经进入角色，体验到了警察办案的那种感觉，我神色稳重，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执行任务，别问了。从车窗里看见我穿着一身橄榄绿警服，老人家就很知趣地闪开了。
小舒骑自行车独身一人前往音像店，两辆摩托拉着其他人隐蔽在远处，通过手持报话机传递指令和信息。——你们还有报话机？——有读者就会在此处起疑心，这不成了侦探小说了。在1989年，公安局也刚刚才配备了报话机，你们居然也有报话机？是的，我们有6台。
文化治安队在那一阶段的工作方式，全都是模仿公安局刑警队和治安科的做法。这得益于小雪对公安工作和警察生活的熟悉，在具体操作上，小雪真是有一套的。为了保障指挥工作联络方面的要求，小雪通过公安局的关系，再次以文化治安队名义申请了无线电管制频率，从公安局采购单上划拨给文化治安队6台手持报话机和一部电台总台收发报机，上房揭瓦地将天线安装到了文化局那座三层小楼的楼顶，将总台机器设备安放在小雪办公室，俨然一个作战指挥部。总台的呼号是零号，我的报话机编号是1号，小雪是2号，其他的依次类推。当然，采购报话机和摩托车警服以及电警棍和手枪型的高压电击器这些警用装备，文化局是付了钱的。公安局是有原则的，这些警用警械设备可以作价调拨给我们，但是，手铐和武器却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们。手枪一类的火器我们当然弄不到，但是手铐却有好几副。小杜，小韩，老松，小黄的腰里都明晃晃地插着一副手铐，像个便衣警察似的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怎么搞来的。其实对小雪来说，从公安局弄出几副手铐玩玩确实小菜一碟。
我们乘车先到达现场，不一会儿，小舒骑着自行车到达铺子，斜眼瞅见吉普车已经停在那里，心中踏实了许多，战友就在身边，不会有问题的。他这就提个破旧的人造革黑色手提包进了音像出租店。小雪通过报话机联络摩托车上的人，都已经到位。这就等待行动的最佳时机。
此时我就和记者王哥坐在吉普车后座上抽着香烟等候着，小雪坐在前面副驾驶的座位上密切地注视着铺子的动静。那一刻真的很紧张。毕竟，我们不是警察，而只是文化局的行政干部而已，而我的这支队伍的真实的法律身份和社会角色不过是一帮转行的演员。虽然穿着一身橄榄绿警服，我还有个自己制作的扣着文化局钢印的文化治安队科长的证件，套了一个墨绿色的公安局工作证塑料封皮，预备着遇到事情可以抵挡一二三，虽然那个证件封皮上有一个警徽，但是，的确是个“大一钻”。
那一阵子我虽然有点忐忑不安，但是，真还有一位警察坐在这里，但他是个宣传干部，实际上也不允许他行使刑警职权，所以他也就是跟着拍片子，其他事情顺其自然并不插手，可有他这个真警察在现场，不免就给我壮了胆。
这就看见小舒撩开出租店的门帘子走了出来，向我们这边一仰头。
小雪一看小舒得手了，冲着报话机就喊“抓，抓，抓！”却不是侦察员的规范用语，想必那一刻他也有些紧张。
小雪一个蹦子就蹿了出去，王记者扛着摄像机也就蹿下了车，我随后也急忙下了车，向铺子奔去。
隐蔽在远处的两辆摩托打开警笛就冲了过来，街上行人纷纷驻足观望，议论纷纷。一看就知道是公安局警察阿瑟儿在办案子，倒也没有人敢凑热闹上前围观。
几个队员冲进铺子，小杜掏出手铐就将老板给铐在椅子背上。小雪问老板，钱呢。老板指指抽屉。拉开抽屉一看，里面放着那几百块钱。小雪将那几百块钱收好。说，搜。小杜，小韩拉把椅子就上了顶棚，一米八的大个子真是身大力不亏，捷足先登，结果真的搜出20盘录像带来。大功告成。
王记者扛着摄像机轻轻松松地就录下了这一幕。
在这次行动中，我在现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观察四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把握着大局，并没有亲自动手干点什么。
看着差不多了，我问小雪，可以了吗？
小雪说，行了。我说，撤。小雪说，人我带回去审问，岳科长你和王记者找个地方看看录像带上有没有东西。
这我可真是没有想到，万一录像带上什么也没有，不就砸了锅吗。这个小雪，法官的儿子可真是没有白当，瞧这证据意识。王记者大概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东西，就对宣传干事说，去公安厅，你那里有录相机，我知道。
于是，小雪亲自驾驶他常常开的那辆车押着店老板发动了摩托，两辆摩托一前一后鸣着警笛闪着警灯就开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