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宣传部文教处这一亩三分地没什么了不起，却是一个重要科室。它的主要职责和工作任务是联系“宣教口”的日常业务工作。科教文卫体，要联系12个部门，各部门下属上百个单位，哪一个方面都要熟悉。别的处室不管的许多事情，最后都交到这里来办理。加上当时文教处几个干部的工作能力都比较强，也就出现了“能者多劳”的局面。
在1995年的工作记录中，我们就办了不少的事情。比如，协调市博物馆和八办纪念馆接待当时刚刚起步，后来红遍全国的重庆《红岩魂》展览；组织教育系统爱国主义的演讲比赛；组织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演唱会；协调兰洽会开幕式筹备；帮助电视台拍摄的《邓宝山将军》剧组筹措经费；组织评选第三届金城文艺奖。等等，等等，几乎是一年忙到了头。
这年冬天，我在第三届金城文艺奖颁奖大会之后的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却不知道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市公安局刑警队长刘晓东被两个歹徒用冲锋枪射杀，全城震惊。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络绎不绝。作为文教处长，我敏感地想到，这是一个十分有戏的电视剧题材，立即向部里领导提出拍摄建议。到公安局协调拍摄事宜。这就组织作者创作剧本，编剧一个星期拿出初稿。很快，就完成了摄制任务。不料，在审查了样片之后，接到上级通知，片子因为题材敏感事件重大，不宜公开播放。等于是“枪毙”了。但我从中却积累了协调电视剧拍摄的许多经验，对后来我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而这部片子的导演兼摄像郑鸥也积累了经验，十多年后，在央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八路军》等许多剧目中担任摄像师，圆了拍摄故事片的梦想。
六
1995年到1997年这三年，我踏踏实实地在部里工作着，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记不得处理了有多少件，根本无法一一列举，一个小“科级”的“大处长”，任你做多少事情，也是不可能“载入史册”的。那几年，工作之余，我也陆陆续续读了不少书，比如《中国可以说不》《曾国藩》《第三帝国的兴亡》“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余秋雨的《文明的碎片》系列文化散文等等，等等，估计也有个百十来本。我似乎也更加成熟一点了。
我在几乎天天要写的日记里不无满足地写到：
这张宽大的办公桌属于我已经六年了，在每个城市，这张桌子只有一个，它标志着一个职位，像这样的职位，每个城市也只能有一个，我在这个职位上也已经做了六年了。
每天，当我打开房门，拂去桌上的浮尘，沏上一杯茶，点燃一支香烟，拿起笔，或者写点什么，或在文件传阅栏里画上一道勾时，心里总有一点儿满足或者不满足的感觉油然而生。满足感是我觉得自己奋斗的还不错，因为我踏入社会的起点很低，“戏子”——这是通常被归入“下九流”的，由“下九流”而平稳顺利地进入上层社会，完全是我由正道奋斗而使然。每一步，都扎扎实实地印上了奋斗的汗渍和泪水，甚至血迹。不满足感则来自与他人的对比，有不少朋友，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了我的前面。与他们相比，我落后了。我总觉得，以我的资质，能力，品行，为人，总不比有些人差，而有些“小人”却似乎十分得志。每当坐在这张桌子前，经常会这样想来想去。
窗外，是川流不息的黄河；河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流；窗下，停满了各种品牌的轿车；大门口，执勤的哨兵在换岗。在我第一次要进入这个大门送一份材料时，曾经被哨兵阻拦，要我出示证件，而那个证件并不具备进入这个大门的效力，只好去传达室门房去登记，在登记时，看门老头的趾高气扬态度很是伤了我的自尊。那次，我没有进这个大门，把材料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
多少年之后，这里几乎所有的武警哨兵都知道我是这个大楼里的主人之一了，进门时从容不迫的姿态，学是学不像的，只能来自多年的机关生活。这很有趣，当年阻拦我的哨兵早已经复原，我也丝毫想不起他的模样，而那个门房老头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我却由当年探头探脑地怀着神秘兮兮的心情来送一份材料的一个傻小子而变为看着同样探头探脑地推门询问某某部门在哪里的另一些傻小子的机关干部了。因而，我对这样的傻小子总是和颜悦色地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我懂得他们进了这幢大楼时的那种紧张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当年，我进入这幢大楼时，也是这样生怕弄错了什么事情地感到神秘兮兮。
当初，也不过是十多年前，我仰望着坐在这张办公桌前的主人，几乎可以用奉若神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现在，我们仍然有着朋友般的交情，当我在这张桌子前坐了六年后，这里的一切神秘都不再神秘，我反而成了知道一切神秘都是怎样产生的，或者说是制造神秘的人了。我执笔起草的一些语言的组合，变成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学习的“文件”；我即兴而言也被恭维为“指示”；我参加一些活动，比如看看画展，出席某个座谈会议，有时在座位前也有了名签，居然也“代表一个方面”，或者居然“代表市委”——主持会议者常常这样介绍，并以我的出席和到场“感到荣幸”，这真使得我诚恐诚惶。
的确，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都不再神秘，这里的一切都已经自然而然。我可以很随便地伸出手，从书记和市长的烟盒里随意地取出一支红塔山或大中华香烟来点上，或者在猜拳时不依不饶地给他们灌一杯“丝路春”“五粮液”“茅台”，有时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或者像晚辈一样，给他的脖子做做按摩，当然，一起在小便池前抖动，也是常有的事情。
然而，与他们在一起所做的，更多的是一些被称为“决策”的事情。我常常坐在他们办公室的沙发上，记录着他们的语言，他们说的一些话被我记录下来，整理之后就成了文件。我也不免在整理他们所说的语言时，将自己的思路融汇到文件中，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写进去。有时候，在记录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也插话就某一“决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当这些文字被印成红头文件下发传达后，社会生活的某些地方就会发生变化，就在影响着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甚至命运了。
比如，我起草的《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删去124字，这些文件不是个人的文学写作，在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还不可以说出来）。
这一切，都是当初我没有意识到的。想不到，作为一个“笔杆子”，会有如此作用和份量。
我总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是对的，李白没有点自信和自负，不会产生那些汪洋恣肆的诗歌杰作好文章。既然“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就不能不爱护自己。在今后的起码的二十年中，我应该继续努力工作，努力奋斗。在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同时，我想我能够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个人，是社会的一个分子，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所允许的奋斗与实践，对社会其实是有好处的，倒不完全是为了自己。
四 创造辉煌
一
到1997年，文教处长的板凳我已经坐了快七年了，日常工作可以说早就烂熟于心，重点工作也是胸有成竹，协调工作更是做得驾轻就熟，上下左右走到哪里都有熟人，办什么事情都是一路绿灯、一路顺风，应该说是一个称职的处长了。
宣传部管辖的文教口大部分部门，比如教育卫生体育方面的工作都有一定之规，每个下属单位都如同一架运转正常的机器，比如医院和学校，你基本上插不上手，你若指手画脚可能还要坏事，无端给人家添一些麻烦，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去说三道四。即便去一下，大都也是听听汇报，了解了解情况，掌握掌握动态而已。而文化艺术工作却是年年都不一样，每年都有新的课题需要协调解决。我当处长的那十多年里，党委仍然把意识形态工作当做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紧抓不放，文教处作为党委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一个职能处室，所担负的工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事随人走，我的文化工作的经历和修养，常常有意无意、不知不觉地就引导着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艺术工作方面去了。所以，那些年，我的工作重心很自然地就放在了文化艺术事业的组织协调方面去了。
这一年，香港回归，全中国都在迎接七月一日这个隆重的日子，从国家到各省市，从首都到各地方，都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兰州当然也不例外。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庆祝香港回归各项活动的准备工作，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安排部署，我当然是参加会议的人员之一，不过，我当时的角色只是一个做具体事情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在市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只有各部门负责人可以发表意见，起码都是副部长、副局长级别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说话，我那时只是一个随从“跟包”的角色，在会议上当然没有随便讲话发言的资格。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说了那么多，千言万语、千头万绪，千针万线，千方百计，最后都要落实到我这“一根针眼”里来。我必须将他们讲的事情，全部都写到活动方案里去，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我起草的活动方案的文字当中得到体现。因此，我必须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些什么，深刻地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并且要很详细，很清楚、很准确地记录下来。然后将这些记录整理清楚，或者整理会议纪要下发，或者在起草修改活动总体方案的时候加以系统化、规范化、具体化，使其具有操作性。
这种“活动方案论证会”的一般开法，都是由一位领导同志主持，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常常是按照我事先草拟的方案稿件，由宣传部一位分管副部长汇报并讲解总体构思，然后各部门负责人发表意见谈看法，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做总结性讲话，一锤定音。当你们对一些事情提出疑问时，我也常常插话做一点说明和解释。
出席会议的人员发言一般都是口语，几乎没有人使用书面语言，而我在整理和起草文件的时候，必须将他们说的话转换成书面语言，用文件格式表述出来。比如，一位领导说：“哪有那么多钱，一共只有200万，你一台戏就要160万。我看各项活动控制在200万之内就不错了。少花钱多办事。”而他的这个意思表达在文字方案上，就只有两句话八个字“精打细算，勤俭节约。”
方案一旦经领导同志签字确定，我就立即将稿件交到市委办公厅去，由文书处印刷文件，然后领回来，下发各部门执行。
既然没有更多说话的份儿，我就只是埋头记录各位领导同志的发言，我的任务就是起草方案，然后协调各部门按照方案展开实施，督促各方面落实会议和文件精神。抽象地说起来，就是“制定方案，督促落实”这样两句话，但做起来，真是千头万绪，千奇百怪，千辛万苦，千难万难，不一而足。打电话，听汇报，了解进度，掌握细节，协调关系，审定实施方案，给领导准备讲话材料，提出指导意见，设计印制分发各种票证，排列名单，分发请柬和活动通知，那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但也井井有条。
1997年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主办的大型晚会有两台：一台节目是文化局组织的《黄河的祝福》。这台晚会气势磅礴，场面宏大，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演出现场充满激情，羊皮筏子都上了台。另一台节目是教育系统组织的《新世纪的太阳》。这台晚会格调清新，充满青春活力，展示了近年来教育系统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中学生管弦乐团在音乐家谢晶先生指挥下，竟然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演奏得有模有样。
那天晚上，庆祝香港回归的大型晚会《新世纪的太阳》在体育馆彩排，演出结束之后，总导演请我代表宣传部讲几句话。过去，给演员们讲话，这是部长的事情，一般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他们那天之所以请我讲话，是由于分管的副部长刚刚调走，我是宣传部唯一到场的人员。我没有准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面对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我很紧张，前言不搭后语不知所云地鼓励了一番。没想到得了一个考语：岳处长材料写得好，口才不行。这令我深刻反思了一番。文章写得好，口才却不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实在是不能接受这个考语，我喊过嗓子，练过嘴皮子，“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出了西门走七步，拾了块鸡皮补皮裤”，“门后头吊着一把刀，刀倒吊在门后头”这些绕口令我说得不假思索，滚瓜烂熟。我平时说话也语言流畅，语音标准，闲谈的时候说的也是天花乱坠，滔滔不绝，不让盖口。而且，我为各级领导同志写讲话稿都写了十几年了，我怎么会口才不行呢？我怎么在这种场合就卷了刀刃呢。我曾经在舞台上混了十几年，辉煌的舞台我登上去成百上千次了，本不该怯场，那天却有些紧张，不知道身在何处了，这真是令人费解。
思来想去，就总结出了几条。第一，自信心不足，过于谦虚了，没有个“处长”的“架口”。第二，对自己还是定位不准，出身演员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心底里有很深的自卑感。第三，我很少在这种场合讲话，过去，一般都是部长讲，我只是随从，缺少在这种场合讲话的实践经验。既然总结了，我就知道问题何在了。不是我不会说，只是不愿说，不想说，不敢说，不能说，说的少了一些而已。后来，我就撒开了。不论任何场合，我都要求自己敢于讲话，敢于发表意见。心理障碍一旦排除，把那张“羞脸”抹下来，那就越说越流利，越讲越清楚，越来越张狂，不再自卑，不再自谦，甚至还玩弄一点讲话技巧，搞一点诙谐幽默。这就得到了新的考语：岳处长讲话真是很精彩，不像市委的处长在讲话，倒像是一篇出口成章的散文。
写出好文章确实是很不简单并非容易的事情，而放开了胆量说它一两个钟头的闲话废话和胡话，甩开腮帮子胡吹冒料侃一通大山，装模作样地发表一番蛊惑人心的演说，这，有什么难的呢。
二
199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这2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央发出通知，要采取各种方式，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来营造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20周年的喜庆氛围。
这一年，从孔繁森的故乡调来一位干部担任市委书记，新书记对各项工作的要求都很高。他来宣传部调研，就提出了纪念活动的策划任务。这任务交到宣传部，自然就交到文教处来了。部长让我先策划一下，搞出一个活动的文字方案来请市委书记审定。
我提笔就写方案。我的工作方式是先干起来再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思考。不断修改稿子，构思就渐渐成熟起来了。这一次，时间紧张了一点，排练新的文艺节目来不及了。我就提出了在剧院召开干部大会，请副地级以上干部在主席台就座，请市委书记发表政治性的纪念讲话，之后，演出交响乐。晚会就题为《创造辉煌》。
书记很满意这个策划思路，当即就批准了活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