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乡一带，热闹隆重可以和过年相比的节日，只有四月十五的藏山古庙会。
有一出戏《八义图》，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忠良之后赵武，被奸臣屠岸贾迫害追杀，有八名义士藏孤救孤，孤儿赵武终于长大成人，平反昭雪的故事。《东周列国志》对这个故事也有记叙，书中讲那孤儿藏身之地名曰“盂山”。在我们盂县，这座山就干脆叫做“藏山”。藏山，是一道僻静险要的山沟，沟深五里，沟口的村庄也以藏山为名。藏山沟深处，绝壁之下建有一座大庙，庙里供着那孤儿赵武，庙名“大王庙”。阴历四月十五，即是历史悠久的藏山庙会日。
藏山在我们村以北。赶庙会时，若走大路，须得走出我们柏泉沟，出沟之后向北沿官道走五里，才到藏山村。穿村而过，进了藏山沟，沿途有着名的藏山八景。我们赶庙会，一般都走山路。翻山越岭，只有五六里路。
庙会这天，山道上行人络绎不绝。庙上则是人山人海，商贩聚集，仕女如云。凉粉油条烧饼糖瓜各式小吃摊星罗棋布。卖鞋卖布卖日用杂货的争相叫卖。
左边骡马市，右边西洋镜，大殿外观赏风景，大殿内瞻仰神像。窄窄的一道山沟简直吵翻了天。庙会，那既是农民交换农产品、采买必需品的场合，也是农民的传统式的旅游活动的处所。
记得小时游藏山庙，觉得庙宇弘敞，塑像高大，泥塑壁画极其生动。大殿内的神像庄严可怖，摄人心魄。进入殿内，不由得敛声屏息，虔诚肃穆。如今回想，庙宇建筑，总是使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那儿神灵高于一切，决没有人的任何尊严和地位。孤儿赵武，本来也是凡人。后人将他供为神仙，人们自己创造的神反过来统治人们。这大约也是中国农民文化特有的一种现象吧！
据说，农民求雨求药，藏山大王极其灵验。因而，大殿内外挂满了匾额。上书“庇护众生”，“有求必应”之类。但我也听说，赤日炎炎，农民连日求雨不至，大家就将神像抬在烈日下，四乡游行。晒，人与神一块晒；渴，人与神一块渴。这样祈雨，叫做“恶祈”。神灵们不体察百姓疾苦，百姓们也会给他们一点颜色来看。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狗急跳墙，猫急上树，人急了眼要反抗。尽管农民的反抗非常可笑。
我在乡间十年，从记事起，每年四月十五都要去逛藏山庙。奶奶给我和宝山每人带两块馍馍，几个煮鸡蛋，当作午餐。零花钱一分也没有，每见有人买油条凉粉，十分羡慕。也有的全家一同游藏山，自己带点豆芽菜，还用半颗鸡蛋白来做酒盅，有吃有喝，显现一种天伦之乐。那情景也令人嫉妒眼红。我只记得有一次，父母亲回来探亲，也去逛庙会。父亲给我和宝山靠山各买了一枝铅笔、一盒蜡笔，母亲给我买吃了凉粉，还花钱让我看了西洋景。那一天，我玩得特别高兴，感到了“幸福”二字的含义。
“文革”之后，古庙被捣毁，传统庙会亦被取缔。前几年，上面又拨款重建藏山庙，县里还组成募捐委员会募集资金。听说庙会不仅恢复，盛况更属空前。
农民有了钱，旅游的兴致无比高涨；花钱也十分大方，来几听啤酒罐头不在话下。身穿港衫牛仔裤，手提录音机的新式农民成群结队。可惜我总也抽不出机会回乡，未曾亲眼见到如今庙会盛况。
自然，求药祈雨一类迷信活动也随之兴盛，有钱的农民也依然是农民吧！
二十四神泉完小
1958年夏天，我初小毕业，暑假之后，进人神泉完小继续读书。
神泉村，离我们村七里，位于柏泉沟口的西北方向，也是一个山村。这山村，是个堡寨，西向是山沟，北边是山冈，东南方位建有堡墙，东南各开一个寨门，拱洞中央的额石上刻有“神泉堡”三字。村北山岗上，建有一座吕祖庙。
元代崇奉道教，这神泉堡曾驻扎军队，吕祖庙应是元代建筑。吕祖庙内有一眼泉水，常年不涸。泉眼凿如碓臼形状，雨季不溢，旱季不浅，随舀随满，是谓“神泉”。
神泉村正当央，另有一所庙院，据说先前供着火神。神泉完小就设在这儿。
庙院正殿是五年级教室；正殿对面是一座石砌的戏台，四周砖石建了墙壁，就是六年级教室了。一个年级大约有五十余名学生，四乡八里十几个庄子的学生跑校前来读书。学生们男多女少，年龄差别很大。我在班上算年龄最小的，男生大的有比我长六岁的，女生还有两个结了婚的。
神泉完小，有一个校长。校长不带课，名叫张生华。矮矮的个子，目光闪烁不定，门牙两侧各镶一只金牙。他的任务主要是给学生们训话，声音很高，面容十分平肃，而且喜欢手舞足蹈。他具体训了什么话，我一点也记不起了，而他又蹦又跳的样子却历历在目。
五年级班主任，名叫赵培龙。是个头发密厚、脖颈发红的年轻人。他喜欢刷牙，这使学生们大为惊叹。但他的口腔里总喷着一股怪味，他又偏偏爱贴近学生讲话。
到六年级，班主任换了一位韩老师。韩老师牙齿极白，还会弹琴，只是脸色较黑，脸颊上布满了黑色青春疤赘。调皮的学生偷偷叫他“韩疤子”。
班任老师之外，有个女老师李秀凤。她教过几次音乐，但她不识谱，一句歌词能唱出七八个调儿来。上了一回图画课，黑板上画了一只六边形，就说是书包。乡下学生没有直尺之类的文具，画那六边形都大为吃力，结果大家几乎都不曾及格。
教历史地理的，是李唐定老师。为了便于区别，校方规定我们叫他唐老师。
唐老师家里是我县的大地主，他是清华大学肄业。日常洋装革履，颇具风度。毛笔字也写得极好，他给我们提的仿影，在我们村受到长者们一致好评，认为可以和锁爷的字相比美。奶奶大伯向来没见过唐老师，也经常交口赞誉。唐老师一只眼睛的眼皮上，长了一块肉瘤，学生们又私下叫他“唐疙瘩”。
取绰号这种不文明行为，可谓由来已久。在学校这种教育人的地方也是屡禁不止。这是孩子们对于管束禁忌的一种反抗呢？还是人类天性中有一种嘲弄同类的恶作剧本能呢？它是很值得我们分析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吧！
每听到我说出“唐疙瘩”这大不敬的名堂，一向疼爱我的奶奶总是非常生气，面孔板得僵硬，半天松弛不开来。小学毕业后，我到太原读书。假期回乡，听奶奶说，唐老师后来被调出神泉完小了。他先被分配到我县北部，到滹沱河一带极偏远的山区去教小学。他害怕那儿的溪流山涧，害怕那儿的独木桥。他骑在独木桥上过河，战战兢兢，魂魄俱丧。到底放弃职业回村种地了。大地主的子弟回村，立即落入贫下中农的专政之下。唐老师又确实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队里专门派他掏茅粪，直搞得满身粪水。
开会时，到场早了要挨训，说他要“偷听机密”；到场晚了也要挨训，说他“故意拖磨”。偏偏他老婆又是一个半瘫痪的病人……奶奶不知是从什么渠道听了这些消息的。她一边说，一边叹息，真切地怜悯那位她从也不曾见过面的先生。唐老师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每当想到他，很少忆起他上课教书的模样；倒是更多地想象一副图景：洋装革履的他，苦了脸面，歪歪斜斜地挑两只粪桶，在田间小路上挣扎……在神泉完小这样一个环境，和这样几位老师一道，我读了两年书。那是我在农村生活的最后两年。
二十五如此头脚
高小，老乡们称做“高学”。出村读高学，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奶奶令大娘给我洗过衣服，买了一块花格毛巾亲自给我缝制了一只书包。之外，特别着意将我本身修整了一番。奶奶说：
“念高学啦，头不是头、脚不是脚、什么样子！”
于是，首先整备我的头。
乡下男孩子，最普及的发型是那种马鬃鬃头。个别的后脑勺那儿再留一撮头发，叫做“舅舅毛”。凡是在舅舅家中常住者，剃头都留舅舅毛。这一风俗不知含有什么样的久远流传的文化意味。除此而外，为了长命，如同男孩专取女孩名字的意思一样，也有极少部分的男孩留一种“姑子”头。姑子，不只是指尼姑还是道姑。那头型是在头围一周，留一圈头发，圈内圈外全部剃光；头顶发旋儿再留下小小的一撮，叫做“八根毛”。这多半有一种舍身佛门，获得菩萨保佑的意义。
我读小学时，一直留着马鬃鬃。又大又圆的一颗头，仅在脑顶前端留那么半截手掌大的一块头发。假期到太原，我的发型就遭到城里孩子们的围观和嘲笑。
那时，我就感到自己脑瓜愈发又大又圆，无可藏匿，辣辣地冒火。到理发馆去改发型，理发师们俱都发愁：剃刀剃就的基础，一下子颇难修改。出村读高学，奶奶顺应时尚的改变，决定依从我的愿望，给我改成分头。具体执行者，是一向操刀的大伯。
从我们红崖底小学最早任教的哦梁贵明老师和伍国才老师开始，他们的分头已经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年龄大点的学生常为了留分头还是剃光头和家里吵得不可开交。大哥宝山二哥靠山都因为留不成分头，痛哭流涕过。后来，他们宁肯自己使一把剪子剪头，剪得狗啃了似的，也不再剃光头。大伯肯给我剃分头，真是对我格外体己了。
湿过头发，大伯磨利剃刀，先将我脑顶的长发抓起，四周旋瓜似的剃去一圈，分头的雏形就成了。奶奶探过身来检查，说是留得太多太厚，“黑毡似的顶一块，上火！”大伯接着继续加工，将长头发朝天揪起，底下用剃刀掏得干干净净。这样，我的头顶就剩下薄薄的梳齿儿似的两扇头发。被剃头刀钻心钻肺地杀割半晌，分头终于理成了。奶奶说：
“好！凉快，不上火！”
大伯合上刀具，欣赏一番，也认为不坏：
“凑凑乎乎，和咱学校的老师留的头也差不多哩！”
我到院子里散步一回，大娘婶子们俱都夸奖，我十分得意，忘却了剃头时的疼痛。
上边剃好分头，奶奶又拿出一双她托人赶制的新鞋给我换上。
前多少年，农家谁个舍得买鞋？都是手工做鞋。麻绳纳底，线绳纳帮，又重又硬，叫做“砍山鞋”。我小时候总是穿这种砍山鞋。到太原见别的孩子穿球鞋布鞋，自然十分羡慕。村子里比我们先上高学的孩子们，也有雨天穿雨鞋的。但父亲从来不给我买鞋。他不愿意我在众堂兄弟中间搞“特殊化”，而且他总是拿他小时和我相比：
“雨鞋？有布鞋就不错啦！我小时候，布鞋也没一双囫囵的。上山砍柴，破鞋不跟脚，脱下来塞在柴捆子里，下了山才凑合着又穿上。雨鞋？哼！雨鞋！”
砍山鞋虽然结实，但我记的脚下的鞋总是破的。一是脚长得快，趾头们总要将鞋帮撑裂，“五兄弟”全部裸露；二是山路极费鞋底，脚跟脚掌部位常常磨穿两只大洞，石子儿不时钻进去捣乱。
出村读高学，奶奶托人给我赶制了一双新鞋，我自然十分满足。她老人家尽可能地打扮了她的高学生，也异常欣慰。脑袋上留了分头，脚下蹬了新鞋，农家之于高学生，足见重视啦！
二十六跑校日月
两年时光，无论盛夏严冬，雨天雪地，我们外村学生都是跑校读书。村子里习惯叫做“跑高学”。
我们红崖底离神泉七里，差不多是最近的路程。我们沟里边的张家庄比我们远三里，田家庄则要远五里。也许愈远而愈小的山庄，对于读书更重视吧，田家庄的学生上学最积极。往往大伯还率领我和宝山在自留地里干活，就看到河槽里的砂石路上，几个学生疏疏朗朗排了一列，鱼贯走出山沟去。大伯这才准许我收工，担了粪筐茅桶回村。回来顾不及洗手洗脸，急忙吃饭。早饭，总是瓜菜米汤，又稀又烫，惶惶喝两碗，嘴里几乎烫起泡来。匆匆背了书包去追同学们，书包在屁股上敲得“呱呱”响，米汤在肚里也逛荡得“呱呱”响。肚子一阵怪痛，脑门上满是汗滴，而鞋壳里早不知钻进多少石粒子去，好不硌人！奔波七里地，到了神泉村，村街上人们才捧着大碗慢慢吃早饭呢！
午饭，大家都是带一块窝窝头。学校教工食堂的灶火上，砌一只小水缸，当作烤炉。学生将各自的窝窝头做个记号，半上午烤进去，中午各自认领出来，窝窝头已烤得焦黄喷香。——到六年级，“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全民大饥馑，大家就不再烤干粮了。一来怕丢失，二来不等烤制，早已下肚去了。
跑校读书，路上奔波是很苦的。春阳和煦，秋风凉爽，自然要好得多。严冬酷暑，备尝风霜。数九严寒，北风怒号，雪砂扑面，冷气彻骨。多数学生，只穿一件光身棉衣，我棉衣里边衬一件单衣，已经算得上贵族了。七里山路，寒风硬将棉衣吹透，感觉如同穿了一面筛子。同学们都冻得拱肩缩背，口鼻青紫。脚汗融了雪粉，一个个鞋帮裤脚上皆结着一层冰甲，吭啷有声。盛夏炎热，自不待言。最怕遇了暴雨冰雹，无可藏匿。山野茫茫，天地一色，暴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使人以为到了世界末日。若是遇了冰雹，更为可怕。大家一个个抱了脑袋，伏在地下不敢乱动。头上身上横遭锤击，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方止。终于熬过劫难，浑身疼痛，头上皆有三五七个大包。
正是由于屡遭风雨，我才向父亲提出雨鞋问题的，不料吃了他一顿训斥。从此我再不曾向他提出这类要求。淋雨嘛，浑身便那么落汤鸡似的；鞋破嘛，五个脚趾便那么伸在鞋外。神泉村有知道父亲大名的，常常指着我数落：
“这不是红崖底老六家小子？连雨鞋也没有？”
我不敢接言，慌慌地跑走。心中半是对父亲的怨愤，半是某种自发的豪情：
“老六家的小子怎么样？没有雨鞋又怎么样？总要让你们知道我！”
初读高学，班主任老师并不喜欢我。由于红崖底缺水，我又没有养成什么卫生习惯，经常不洗脸。老师一度时间称我是“不洗脸的老哥儿”。有一回，老师突然发了脾气，命令我们村没洗脸的学生通统回村去洗脸。大家赌了气，回村洗便回村洗！集体跑步回去，往返十四里山路，洗了一回脸。我们也太不卫生，老师惩罚学生也太过分了啊！
到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在全班考取了第一名。而且直到高小毕业，我始终牢牢地占据了这个位置。年龄比我大的同学们十分惊叹，大家从此换了一种眼光来看我。老师们也好生欣赏这个年龄最小的孩子，班主任老师在全班会议上以欣赏的口吻道：
“红崖底这位不洗脸的老哥儿，学习还真不赖呀！”
二十七面对死者
本来，每隔一月四十天，我都要去姥爷姥姥家小住一段。在那儿，一来我可以大大自由放肆一回，姥姥把我当小孩子，我也乐于做受宠受捧的小孩子；二来可以大吃大嚼，大解馋焰。桃杏满枝，任我摘取；洋姜地铃遍地，随时挖出品尝；姥姥烹调技术不坏，又舍得油盐调味，不似奶奶管家，从来清汤寡水。吃坏肚子，又有观音老母保佑。一度时期不去，我就心向往之；小住一段，便十分不想回红崖底。贪图安逸享受，莫不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吗？
有那么一段，我却不肯去姥爷家了。原因很简单：姥爷家没有饭吃。苌池村是大村镇，农业社对农民统治更严，不似我们山村偏远，总还相对自由一点。四五月间，姥爷家就几乎断顿。我只要一来，姥爷姥姥总是催我上树吃杏。桃涩杏酸，果实正长，本不应该大量摘取。但姥爷家粮食告罄，只好如此待客。吃两天水果，姥姥脸色就变得十分难看，甚至催我动身走路。那对我是极大的刺激啊！
也是我难以理解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