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现代南亚各国，由于反帝、反殖、反封建的历史进程相类似，因此民族民主革命文学是现代南亚文学的主流，但南亚各国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印度现代文学继近代文学之后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的民族文学也比近代时期文学要成熟得多了。
现代印度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19年印度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至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这一时期的文学，它对南亚各国有广泛的影响。
现代印度文学的主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是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以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工人人数有所增长。农村农民则遭受帝国主义、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和剥削，陷入苦难的深渊。印度人民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矛盾日益加深，各阶层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这时，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1869—1948）主张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手段。1919年4月13日的“阿姆里察惨案”，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使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在这次民族解放斗争中，广大群众突破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束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和武装斗争的高潮。1922年，这次起义由于国大党的妥协政策而失败，但影响是极大的。1930年到1934年，印度人民再次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但又因国大党的妥协而以失败告终。不过印度人民并未停止斗争，印度工人阶级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
随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印度进步作家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印度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产生了新的希望和信心。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许多印度进步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开始放弃甘地的“非暴力抵抗”，主张开展直接的反抗斗争，有的还期望能建立像苏联那样的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形势下，印度的现代进步文学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1936年4月，以普列姆昌德（详见本章第二节）为首的进步作家，成立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标志着印度现代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后，印度的进步作家在与维护殖民制度的反动作家的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同时在反对西方颓废派和个人主义文学倾向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出现了更多的作家和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穆尔克·拉吉·安纳德（1905—2004），是30年代出现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生于印度西北部边境的白沙瓦，早在1919年就参加过旁遮普青年的反帝爱国运动。3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不可接触的贱民》，描绘了贱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种姓制度的荒谬和危害，号召印度人民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接着他又写了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苦力》（1936）和《两叶一芽》（1937）。前者描写1928年至1929年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日益觉醒；后者描写阿萨姆种植园农业工人的穷苦生活和自发性的反抗，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残暴。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安纳德写了《村庄三部曲》，包括《村庄》（1938）、《在黑水那一边》（1940）、《剑与镰刀》（1942）三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旁遮普青年农民拉尔·辛的一生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反映了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引导人们为争取民族民主和人民解放而斗争。安纳德还出版了《理发匠工会》、《拖拉机和五谷女神》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愤怒心声。
西孟加拉邦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布达德卜·巴苏（1908—1974）是30年代印度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1930年，他发表成名作长诗《囚徒之歌》。他担任季刊《诗刊》主编达25年之久，为新诗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诗歌创作从总体上看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大胆地吸收了一些现代派手法。除了《囚徒之歌》，他的主要诗集还有《心声》、《迎送》等。苏尔耶冈德·德利巴提·尼拉腊（1896—1961）和苏米特拉南顿·本德（1900—1977）是印度现代著名的印地语诗人。二人均为印地语重要诗歌流派“影子主义”的代表诗人。前者曾受泰戈尔的影响，写了十多部诗集和长诗。著名的有诗集《芳香》、《无名指》等。他的诗歌中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倾向，形式自由。他被认为是一位“叛逆诗人”和“革命诗人”。他还写了《牧羊人比勒劳尔》（1944）等一些优秀的小说。后者在他将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近20部诗集和诗剧。他早期的重要诗集《嫩叶》（1928）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之一。30年代，本德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力作。其中以《时代之声》（1939）最有代表性，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新社会的憧憬。
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还有乌尔都语诗人阿利·沙尔达尔·贾佛利和印地语工人作家斯里瓦斯塔瓦。前者的诗篇《流血的诗》、《亚洲觉醒了》、《向新世界致敬》等，后者的长篇小说《烟、火、人》等，都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情绪，获得了印度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全国许多地区成立了进步作家协会分会。1942年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在印度文学家中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促进了印度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就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钱达尔生于拉合尔市，30年代开始写作，早期作品以歌唱爱情、美和艺术为内容。随着现实斗争的发展，他认识到作家的责任，逐渐克服了过去脱离现实的倾向，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钱达尔生活和创作的新起点。他和其他作家一起谴责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一生写有30多部长篇小说、22部短篇小说集和30多部电影剧本，影响最大的是《渔网》、《奇特的想象》、《花是红的》、《无花果树》、《红心王后》、《给一个死者的信》、《马哈勒米桥》等短篇小说，构思新颖，含义深刻，描写生动，富有浓郁的抒情味，深受读者欢迎。他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
在这一时期，著名作家马尼克·班纳吉（1910—1956）也加入了进步作家的行列。班纳吉诞生在西孟加拉杜姆迦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一边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一边从事写作。他一生写了40部长篇小说和近400篇短篇小说。著名的长篇小说有《母亲》和《帕德玛河上的船夫》等。班纳吉的作品，大都以印度劳动人民贫困生活为题材，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二战期间积极从事创作的南印度政治诗人莫哈卡维·瓦拉托尔（1879—1958），被誉为“马拉雅里民族的歌手”。谴责法西斯的野蛮，是他创作的首要主题。在《堕落》一诗中，他直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的爱国反帝的重要诗篇，都已收在《文学花束》这一诗集中。
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作家阿米德·阿巴斯（1914—1987）也明确地采取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封建势力的。40年代他还写了不少评论社会问题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明天属于我们》、中篇小说《黑暗与光明》、短篇小说集《革命》、电影剧本《流浪者》等。
此外，孟加拉诗人赫林德拉纳特·查托巴迪雅亚在30年代已开始创作，当时的作品充满单纯的抒情情调，带有宗教色彩。二战期间，他的创作有很大的转变，不再崇尚形式主义，成为一位热情的政治诗人。他在诗集《我歌唱人类》中指出：“如果诗人不成为一个战士，为了被损害的人们战斗到底，时间将认为这样的诗人，不配使用笔这一武器。”他说自己的诗是“蘸着血”写成的。1944年发表的诗集《石头的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诗人痛斥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残暴，号召人民向法西斯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诗集《锤子和镰刀》中，诗人还表达了工人和农民必将成为国家主人的信念。
二战以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印度文学也开始向当代迈进，许多进步作家勇敢地对帝国主义制造国家分裂的罪恶阴谋进行揭露和斗争。年轻诗人苏庚达·巴达查里亚（1926—1946）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三部小诗集《不眠》、《苦与甜》和《断片》，在孟加拉有广泛的影响。
此外，还有不少作家也拿笔作武器进行斗争，如著名的印地语作家沃林达文拉尔·沃尔马（1889—1969），在反帝斗争高潮时，写了长篇历史小说《章西女皇》和不少历史剧本，以唤起人民对历史事件的回忆，鼓舞人民坚定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帝国主义制造印度教和******教教徒之间流血冲突时，不少作家写了剧本，到街头、农村进行演出，宣传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旁遮普的戏剧家巴尔万·迦尔琪，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印度的现代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印度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在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涌现出以普列姆昌德为代表的一系列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为印度当代进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孟加拉国的文学，与印度西孟加拉的孟加拉语文学有同源关系，泰戈尔家祖传的谢里达农庄，就在孟加拉国境内，所以泰戈尔的诗在孟加拉国有广泛的影响。1972年移居孟加拉国的诗人伊斯拉姆（详见本章第三节），为孟加拉国所推崇，他死后，孟加拉国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出生地在西孟加拉的布德迈地区，他的创作也曾受到过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曾支持他的反帝斗争，并把自己写的剧本《春天》题献给他。但毕竟西孟加拉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孟加拉国大多信仰******教，文化心理也有差异，因此伊斯拉姆和查希姆乌汀的诗，成了孟加拉国诗歌的源头。
此后，萨姆苏尔拉赫曼（1929—）也为孟加拉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诗《血染的衬衣》，写得豪迈悲壮，富有艺术感染力，在孟加拉国有不小的影响。
孟加拉国的小说、戏剧创作比不上诗歌，但也有不少著名作家和作品。如萨登·森（1907—1981）的《孟加拉乡村小径》、赛义德·瓦里乌拉（1922—1971）的《陵墓幽魂》、《无月之夜》、《呜咽的河流》等小说都拥有广大的读者。剧作家中著名的有穆尼·乔德和希坎达尔·阿布·查法尔（1919—1975），前者写有《公墓》，后者写有《孔雀与鹅》等剧本。他们的创作对孟加拉国戏剧创作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文学，同源于印度，但有各自发展的不同走向。巴基斯坦和印度原是一个国家，1947年按“蒙巴顿方案”实行分治，1956年3月23日成立巴基斯坦共和国。1972年印巴战争后，原东巴基斯坦分离成立了孟加拉国。
以乌尔都语文学为主体的巴基斯坦文学，继承了南亚古老的文化遗产，继承了波斯和******文化的传统，同时又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特色。老一代著名诗人中如阿尔祖、乔什·马里哈巴迪、费兹和卡斯密在印巴分治后，继续活跃在巴基斯坦文坛上，为巴基斯坦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阿尔祖（1872—1951）有抒情诗集《悠扬的芦笛》，他的诗具有波斯文化传统，表现出幽怨的悲美情感。乔什·马里哈巴迪（1894—1981）的诗集有《文学的灵魂》、《火焰与露珠》等，他的诗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他的政治题材的自由韵诗，呼吁印度教徒和******互相团结，号召民众摆脱奴役，争取民主自由，反映了他的进步思想。
费兹（详见本章第四节）是巴基斯坦当代著名的诗人，他曾说：“我是用我的手蘸取了心脏的血液写作的。”他的诗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卡斯密（1916—？）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巴基斯坦进步作家协会书记。他曾几度被捕入狱，早期也写浪漫主义抒情诗，50年代开始写无韵诗和自由体诗。他写有《搏动》、《威严与秀丽》、《花的火焰》和《忠实的大地》等诗集。他还写过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主要小说集有《棉花》、《番红花叶》、《生命市场》等。他曾说过：“啊，我的艺术和文化，我的生活和人格，我的世界——这一切都能为人类的幸福贡献力量。”他的诗和小说也正实践了他的创作原则。
除老一辈诗人外，巴基斯坦还涌现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如诗人伊赫桑、勒兹密等，他们力图以更新的表现手法，创作出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特征的新篇章。
尼泊尔在20世纪初，空泛的颂诗和爱情诗又流行起来，追求辞藻的不良倾向有所发展。这时，诗人勒克纳特·鲍德雅尔（1884—1965）和特尔尼特尔·戈伊拉腊提出了文学应反映现实生活，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实践。前者写有《笼子里的鹦鹉》、《年轻的苦行僧》等具有鲜明现实性的诗篇，被称为尼泊尔卓越的诗人。后者写有《祭品》等诗作，对尼泊尔的诗歌的健康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20世纪30年代，随着尼泊尔人民的觉醒，作家们把创作题材转向下层社会，民歌体裁的诗歌大量出现，诗体上不再用梵文和旧格律，自由诗体又有新的发展。勒·伯·德沃戈达（1908—1959）的诗集《木那马丹》就是用民歌体写成的。他的《苏罗珍那》、《乞丐》等作品，描写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他被誉为大诗人。诗人皮姆尼提迪瓦里（1911—？）是“自由体诗”在尼泊尔的开创者，后来形成了“自由体诗派”。
40年代，尼泊尔的小说和戏剧得到发展，诗歌创作有所减少。1950年英国被迫放弃对尼泊尔的特权，1951年拉纳家族的统治被推翻，从此尼泊尔文学得到了新的发展。
现代时期的斯里兰卡文学，出现了颇有影响的诗人和小说家，其中有反帝爱国诗人之称的艾斯·马亨德长老，他写的《自由真言》（1937）等诗，颇受读者欢迎。诗人姆尼达萨·古玛拉冬格和阿南德·拉加卡鲁那的抒情诗，也颇有影响力。前者写有诗篇《忆父》，后者写有《花朵》。同时还有格亚思的叙事诗也颇为著名，他的代表作是《洁白》。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出现了一位多产的更有影响力的小说家，那就是魏克拉玛辛诃（详见本章第五节），他把斯里兰卡的小说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二节 普列姆昌德
普列姆昌德（1880—1936）原名腾伯德·拉耶·希利瓦德沃，是印度杰出的作家，印度现代进步文学的奠基人。他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如同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880年7月31日，普列姆昌德出生于印度贝拿勒斯附近的拉姆希村。他的父亲是乡村邮局小职员，后升邮局局长，但薪金微薄，家庭生活不比当地农民强多少。普列姆昌德8岁丧母，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他先在农村旧式学堂学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后转入正规小学。15岁时，按印度旧的传统结了婚。第二年，父亲去世，他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他先在贝拿勒斯一个律师家里当家庭教师，白天工作，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和读书；后来又当过小学副校长，月薪仅18个卢比，生活依旧十分困难，但他仍坚持刻苦自学。1902年，他考入阿拉哈巴师范学院。1904年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并进行业余文学创作。
1908年普列姆昌德被调至哈密普尔，升为副督学。这时，他经常去农村视察，和农民交往密切，常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他对农民生活的深刻了解，对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在印度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普列姆昌德在甘地倡导的不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思想影响下，于1921年辞去了督学职务，从此专心致力于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当时的杂志出版者，一般不付给作者稿费，甚至有的刊物还要求作者自己缴纳发表作品的费用。因此普列姆昌德的生活日益困难。他曾与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卖手摇纺车的小店，但很快就破产了。他还做了组织手工纺织作坊的尝试，也同样失败了。这时，一个阿利瓦尔土邦的王公建议普列姆昌德做他的私人秘书，答应给他每月400卢比薪金，并提供小汽车和别墅等，但普列姆昌德毅然拒绝了这位王公的邀请。
到20年代末，普列姆昌德已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不少出版社愿付他稿酬，这时生活才有所改善。英国殖民统治者妄图用名誉和地位来拉拢他，1929年省总督想授予他“拉伊大人”的封号，他当场拒绝，说：“封号要是人民授给我的，那我将衷心接受。但政府授的封号，我不要。”普列姆昌德只想为祖国的独立而创作，不为土邦王公许给他的高薪厚禄所动，也不为殖民统治者给他的“荣誉”所迷惑。他在给《广阔的印度》主编的信中说：“我没有什么奢望，我最大的心愿是我们能够在独立斗争中获胜。我不希求钱财和声望，能吃饱就已足矣，我不渴望小汽车和洋房，却很想为独立斗争的胜利写出几本佳作。”
普列姆昌德的文学活动，是与印度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07年，他开始用乌尔都语创作短篇小说，发表了《世界上的无价之宝》。1908年出版了第一部用乌尔都语写作的短篇小说集《热爱祖国》，其中包括5个短篇，揭露了殖民制度的罪恶，号召印度人民要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集一出版，就被英国殖民统治者下令禁止发行，认为“这书是鼓动叛乱”，并把未出售的书当众烧毁。普列姆昌德的文学活动也被官方禁止，但他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激起斗志，用“普列姆昌德”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1914年，为了使更多的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使文学能在印度人民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改用印地语写作。这年出版的《救济院》是第一部印地语长篇小说，写有关妓女的问题，作品接触到殖民制度下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读者的普遍好评，他也成了全印著名的作家。191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用印地语写的短篇小说《五大神》，为印地语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印度无产阶级的壮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普列姆昌德的思想有了提高，创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921年出版的《仁爱道院》是他的又一部长篇巨著。这部小说接触到农村的阶级矛盾，描写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192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妮摩拉》，通过一个妇女的悲剧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1925年出版的《舞台》，通过主人公苏尔达斯保卫自己土地的斗争，反映了印度古老的农村经济，在受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所出现的社会矛盾。这几部小说的出版，使普列姆昌德在文坛的地位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30年代，随着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印度各民族出现了许多进步作家。为了使印度进步文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有发表作品的阵地，普列姆昌德于1930年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天鹅》和周刊《觉醒》。同时为了保障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又在贝拿勒斯开办了沙拉斯瓦蒂出版社。由于刊物明显的进步倾向，触怒了英国殖民当局，他曾几度受到打击，《天鹅》也一度被迫停刊。这两个刊物的创办，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了印度进步文学的一面光辉的旗帜。普列姆昌德在编辑这些刊物的同时，仍坚持创作，写了长篇小说《盗用公款》（《一串项链》）、《工地》和短篇小说集《进军》等重要作品。
1934年，普列姆昌德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使《天鹅》和《觉醒》继续出刊，不得不到孟买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去工作。这时他写了《纱厂工人》、《流行犯》等几个电影剧本。拍成电影后，被孟买政府禁止上映。后来制片厂和导演竟任意删改情节，插进淫秽的东西，这使普列姆昌德无法忍受，愤然离去。
普列姆昌德从孟买回到贝拿勒斯，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了。在这两年中，他对印度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戈丹》和短篇小说杰作《裹尸布》都在这时完成出版。另外，普列姆昌德还写有《一把小麦》、《冬夜》、《地主的水井》等短篇小说，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裹尸布》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妇女的悲剧命运。她生前拼命干活来供养丈夫和公公这对懒虫。在她死后，他们却把讨来为死者买裹尸布的钱都用来买酒喝掉了。作者在描写印度农民苦难的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劣根性，发人深省。
1936年4月，普列姆昌德和其他进步作家发起成立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在勒克瑙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在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应该具有崇高思想，具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创造的冲动，应当显示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它应该使我们行动和斗争，使我们产生激情，而不是让我们昏昏欲睡，因为现在再要昏睡就是死亡的象征。”大会以后，他以身作则，努力贯彻大会宣言的精神，使文学进一步为现实斗争服务。
他一方面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圣线》，一方面又着手筹办一个新的文学刊物，以培养更多的文学战士。可惜，正当印度人民需要这位作家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正当他的文学才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他却因积劳成疾，于1936年10月8日逝世了。
普列姆昌德用印度的两种主要民族语言，即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从事写作，从1900年开始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庙宇的秘密》开始，经过了36年的辛勤劳动，给印度文学留下了12部长篇小说、250篇以上短篇小说。他还写过剧本、电影故事、儿童文学、散文评论文章。此外还翻译过高尔斯华绥、萧伯纳、法朗士、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具有高度的生活真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他的作品没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也很少有世外桃源式的描写，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从普通的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塑造形象。他善于观察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提出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人民群众所关切的社会问题，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20年代的长篇小说《舞台》里，他就看出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新特点，描绘了农村变化的特征。在30年代中期，他就看清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潮以后的社会变化，在作品中，尖锐地提出了为什么农民生活更加悲惨的问题，揭示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事实，唤醒劳动人民起来斗争。正因为如此，普列姆昌德的作品才能真实地反映20世纪初到30年代印度殖民地社会人民斗争的历史，表达广大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普列姆昌德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小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为几千年来深受压迫的农村妇女，尤其是寡妇和那些在印度社会中被鄙视的所谓“贱民”恢复了“人”的尊严。他的作品使那些受地主、高利贷者、祭司等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第一次成为正面的主人公。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以听到苦难农民反抗压迫、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的强烈呼声。而在描写农民苦难命运的同时，也深刻地剖析了印度农民的劣根性，并指出这种民族劣根性是长期的封建****和殖民统治造成的。泰戈尔曾经说过：“我在等待着一位诗人——他是农民生活中的同伴，他是他们工作、谈话中的亲人，他和土地更加亲近。”而普列姆昌德就是和“土地更加亲近”的印度第一位作家，他成了千千万万印度农民的代言人。
普列姆昌德作品的语言简洁朴实，大多采用活生生的民间语言，特别是对农民日常口语的运用，使他的作品能更好地表达农民的思想感情，也更富有浓郁的乡土风味。
《戈丹》（“献牛”或意译为“牺牲”）是普列姆昌德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34年至1935年，1936年出版。它广泛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三次高潮以后的社会变迁，成为印度社会的一部史诗。小说通过主要人物何利的一生，描绘了印度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何利一生中唯一的梦想，就是积一点钱买一头母牛。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母牛不但可以生产牛奶，而且也是吉祥的象征和膜拜的对象。何利开始向邻村的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不料牛才到手，却被他弟弟希拉毒死了。警察想借机敲诈，提出要搜查希拉的家，具有宗法思想的何利遇事宁可自己吃亏，不愿伤害别人，只得说母牛不是希拉毒死的，并向高利贷者借债来贿赂巡官才算了事，于是第一次买牛的美梦成了泡影。在向薄拉赊买母牛的过程中，何利的儿子戈巴尔爱上了薄拉的女儿裘妮娅，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后来，何利和妻子把寡妇收留在家里，村里长老会的长老们认为有伤风化，开除了何利的教籍，又罚他100卢比和20满粮食。何利把地里一年劳动的收入全部缴作罚款，甚至把破房也抵押出去。尽管如此，何利并没有放弃买牛的梦想，第二次他准备用卖甘蔗的钱来买牛。但高利贷者已与糖厂的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付款时，何利的钱被扣除，结果希望又落空。不久，何利在高利贷的盘剥下，由一个佃农变成了雇工。为了缴清欠租，他甚至把二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做妻子。为实现第三次买牛的梦想，何利好不容易积了20安那，但他却在地里干活时倒下了。按照印度教的习俗，临死前要行“戈丹”的仪式，请婆罗门祭司来“净化灵魂”，要买一头牛作为谢礼。于是何利生前的20安那也被祭司搜刮无遗。
何利是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他善良、勤劳，一生受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榨，但到死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苦的原因。他的生活信条是：“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因此，他常和地主莱易老爷来往，以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不知道正是莱易这些人面兽心的人，才造成了他的苦难。何利之所以没有觉悟，与他受到封建礼法和宗教迷信的束缚有关；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他安贫知命，“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作者无限同情何利的遭遇，但又批判了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不敢与恶人作斗争的人生哲学。作者描绘印度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目的在于尖锐地提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深思。
作品着力描写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揭示出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莱易是30年代印度最典型的地主形象，他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但他内心十分狠毒，农民不缴租，就不准在久旱的雨后犁地。他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要农民服劳役，又不给农民饭吃。他还任意加租退佃，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还通过与银行家、英国殖民统治者勾结，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是省议会的议员，后来又当上了内政部长。由于为英国主子效劳，在英国女王诞辰的那天，他获得了“拉加”的封号。随着地主莱易地位的步步上升，农民何利却接连遇难受灾。小说中高利贷者金古里·辛，是城里一个资本雄厚的高利贷者的代理人，他用利滚利的手段，像毒蛇一样缠住了农民的手脚。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反动本质，提出“今天的世界是由银行家统治的，政府只是他们手里的玩物”，而高利贷者和地主又是“归这个政府管”的。普列姆昌德通过地主莱易等形象，深刻地指出了殖民统治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相互勾结，是造成农民越来越贫困的一个社会根源。
小说还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预示着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的不可避免。何利的妻子丹妮亚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印度贫苦妇女的形象，她大胆、泼辣，与何利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敢于当面斥责政府巡警的敲诈勒索，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收留寡妇，并对长老会的无理判决罚款提出强烈的抗议，她指出：“长老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受用。”她对地主的剥削越来越愤怒，她说：“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节省，无论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铜板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无法交清。”她甚至对甘地主义采用自动投入监牢的反帝形式表示不满，认为“坐监牢是坐不出好政府来的”。她的不满都是从切身的感受中产生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反抗情绪。作者还描写了农村青年利用“泼水节”表演歌舞的机会，尖锐地讽刺了高利贷者金古里·辛、宗教势力的代表者婆罗门达塔丁，以及地主及其走狗们，反映了被压迫人民愤怒的心声和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作者号召人民不要再忍受了，要起来向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三十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戈丹》以前的作品，无论是著名话剧《斗争》或长篇小说《仁爱道院》、《工地》等，都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作者的改良主义的幻想。这些都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对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顺从地进监狱的思想，通过丹妮亚的口进行了批判；同时，作者已认识到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小说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了“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普列姆昌德曾明确说过：“有个俄国，如今建立了新制度，那里的贵族和富人都受到了惩罚，穷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像俄国那样。”但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指出天翻地覆变革的道路。我们从作者写这部小说时的思想状况看，他对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不明确的。他认为要达到理想社会，“人们的品质”很重要，认为如果我们个人不能提高，任何社会制度也不会繁荣，甚至会成为更糟糕的独裁。所以在《戈丹》里，作者赞扬了梅达教授等人言行一致、不为私利而为他人服务的品质，想以此作为人们效仿的榜样，为理想社会的到来奠定道德基础。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实际上是作者既向往合理的社会而又不知如何达到的思想矛盾的反映。
《戈丹》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为广泛和深刻。小说主要写农村生活，但通过地主莱易在城里的活动，以及何利的儿子戈巴尔进城打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不仅扩大了生活的画面，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农村的地主和高利贷者与帝国主义、城市银行家、工厂主相互勾结，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揭示出印度殖民地制度的本质特征。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战斗性。
《戈丹》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比以往的作品更具有现实性、典型性。作者注重从实际生活出发来刻画人物性格。所以作品主人公何利的性格真实而又丰富，既有善良、勤劳的品质，又有逆来顺受的弱点，使人感受到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在刻画反面典型的性格特征时，也同样是从生活出发的。如地主莱易的形象，就是极为复杂的：他伪善、狡诈而又狠毒；他曾为印度的独立而斗争，还坐过牢，因此更具有欺骗性。他见到农民，装出满脸笑容，喜欢讲一些口是心非的漂亮话，其实他是一个洋人的走狗，农民的死敌。作者真实地概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潮之后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当时印度的地主阶级就是靠政治投机和欺骗，靠勾结帝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剥削的。
在小说中，作者还特别着力于人物的心理分析。他认为最优秀的小说是那种基于某种真实的心理描写的小说。《戈丹》中对农民的心理描写很出色，尤其是对何利几次买牛时内心活动的描写，更是细致、自然而真切。这与作者深入了解农民的心理特点是分不开的。因此，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生动，而且更富有现实的典型意义。
普列姆昌德曾说过，作家对人民受奴役和极端贫穷的切身感受越强烈，那么他写出的作品也就越有力量，真理也就更多。《戈丹》正是作者在对现实有深刻感受的基础上写成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了20世纪30年代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
第三节 伊斯拉姆
纳兹鲁尔·伊斯拉姆（1899—1976）是著名的孟加拉语诗人，生于原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个贫苦家庭。他8岁丧父，因而辍学，后在好心人资助下得以复读。1917年他弃学从军，两年后退伍回到加尔各答。
伊斯拉姆自幼受到民间口头创作的熏陶。他伯父教授他波斯语，引导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家乡的民间剧团曾使他着迷，也激发了他的艺术天赋。复学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内外文学名著。在军旅中，他有幸与一位博学的随军毛拉为伍，得以在戎马倥偬中继续研读波斯文学，并将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和哈菲兹的诗歌译成孟加拉语发表。离开军队后他就参加了文学团体。可以说，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军人，而对做一位诗人却执着追求。
20世纪初叶的印度，正处在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宗主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负担转嫁给印度，致使印度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从1919年起，印度人民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伊斯拉姆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起步的。他的诗因此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表现出反抗压迫者的叛逆思想。
伊斯拉姆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20年代。此前，他曾发表过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自传》（1919）和第一首叙事诗《宽恕》（1919）。
伊斯拉姆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1920—1925）的主导思想是以昂扬的爱国主义唤起国民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觉悟。《叛逆者》（1922）是诗人的成名作，也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首不足300行的诗中，诗人用了成百个“我”，一气呵成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勇敢的叛逆者”形象。这位英雄所要打破的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束缚在印度民族身上的殖民主义枷锁：
我是持斧罗摩手中的斧头，
我将砍死那些战争贩子，
让世界获得和平和安宁；
我是大力罗摩肩上的犁头，
我将翻垦苦难的大地，
让大地长出快乐和幸福。
……
我是真正的创造者，
我痛恨给世界带来苦难的大神，
我将把他胸脯撕裂。
诗中所歌颂的“我”，是“热血满腔的青年”，他有七情六欲，尤其有狂飙般的激情。但这一切都是服从于他的理智的。而这理智就是：“我今天挣脱一切束缚，我已经认识了我自己。”正是这种混沌初开的觉醒，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是母亲大地的忤逆之子”，“我是宇宙革命的使者”。这是印度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得最有力度的反帝爱国者形象。这首诗的想象力异常丰富。为了强化“我”的叛逆性格与鲜明形象，诗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将大自然中一切超常的景物与事物，将人的一切典型的思想与情感，全部调用，作为塑造这一巨人英雄的形象载体，真可谓旷古穷今，令人刻骨铭心。
为了营造特殊的艺术氛围，诗人使用了“波雅尔”诗体。这是一种长短结合、韵律铿锵的民歌体。它对表达主题所需要的一气呵成的气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此外，每一大自然段的段首，排比式地反复使用“说吧，英雄！说：”这样的句式，也有助于强化这种气势，催人警醒。
这首诗是诗人长期积聚自我与民族被压抑情感喷然而发的产物。导致这种冲动的事件是，1921年岁尾，伊斯拉姆从印度共产党创始人穆扎法尔·艾哈默德那里得知印度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消息。诗人听罢，热血澎湃，一夜之间挥笔写就。当这首诗于1922年1月6日在《电光周刊》发表时，正值大雨滂沱，但加尔各答街头，人们争相购买，热情传颂。这一首《叛逆者》犹如霹雳当空，扫除了人民心头的政治阴霾。后来，泰戈尔在聆听了伊斯拉姆朗诵的这首诗后，竟激动地抱吻他，赞叹道：“你压倒了我……毫无疑问，你将是一位驰名世界的诗人。”伊斯拉姆一夜之间为印度人民所接受，并被誉为“叛逆诗人”。
伊斯拉姆在这一期间还发表了诗集《燃烧的琵琶》（1922），其中的许多名篇，为当时的革命者所传诵。他还创办了具有强烈反帝、反殖民主义倾向的期刊《彗星》。那上面“愿化作一颗鱼雷，飞去炸沉海盗的商船”的战斗誓言，引起了反动政权的极度恐慌。1922年11月22日，当局以“策动叛乱罪”将其逮捕，判处一年徒刑。在狱中，他宁死不屈，并以诗明志。他在《铁链之歌》中写道：
负枷戴镣不过是我们斗争的手段，
我们用手铐砸烂你们统治的锁链。
套着绞索我们含笑培育战胜死亡的果实。
呵，哗琅琅的铁链声不是囚徒的哭泣，
而是献给解放大道上先驱们的颂歌。
受辱者将使凌辱者蒙受耻辱，
我们以骨髓点燃祖国大地的燎原大火。
诗人还以绝食相抗争，并且坚持了39天。伊斯拉姆以其铮铮铁骨，向国人证明他就是自己所塑造的“叛逆者”。他的壮烈行为，震动了整个社会。泰戈尔发电报向他致意，还献给他一个剧本——《春天》。
诗人出狱后，又发表了两部诗集《毒笛》（1924）与《毁灭之歌》（1924）。这同样是宣泄爱国激情的力作。所不同的是，在倾泻对黑暗世界的诅咒之时，加强了他对光明世界的向往：“瞧见破坏何必惶恐？毁灭乃更生的阵痛。邪恶一旦铲除殆尽，崭新的生活即刻来临”，“时代的废墟生长出永恒之美，黎明的生活即将来临”。这与伊斯拉姆的世界观日益接近社会主义思想有关。
伊斯拉姆诗歌创作的后一时期始自1925年。他应共产党领导人穆扎法尔·艾哈默德之邀担任孟加拉工农党机关刊物《耕犁》的主编。这一年，他在该刊发表诗集《共产主义》。这标志着诗人的政治立场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11首构成的诗体宣言中，诗人全面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用饥饿的力量赢得甘露的天堂”；在那里，“国家是完全独立”；“下等人不再匍匐于马脚下，大地的儿子不分臣民与皇帝”；“神父、祭司、毛拉、比丘饮一杯水，印度教、******教、基督教融为一体”。
伊斯拉姆是具有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人民诗人。他接受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并用之于反对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目的在于唤醒民众。他的思想深刻之处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战斗中，能同时提出朦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这使得泰戈尔的以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伊斯拉姆的生活与思想，和人民没有任何隔阂，他所寄予厚望的“我”，有劳动者的蕴涵，因此他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更为接近。
伊斯拉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作品是《无产者》（1924）。它堪称《共产主义》的姊妹篇。进入30年代，印度无产阶级运动转入低潮。1933年，穆扎法尔·艾哈默德遭受严重迫害，先是被判处死刑，后被改为无期徒刑。这给伊斯拉姆以沉重打击，他结束了这种战斗的诗歌创作而转入歌曲的创作。他一生写作了三千多首歌曲，但最有意义的是他将《国际歌》首次译成了孟加拉文。
1942年，伊斯拉姆患严重精神抑郁症而终止了文学创作。对他的病因，人们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以过高的热情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未果，给他带来了过大的精神打击。从此，他长期瘫痪在床。1972年，他移居孟加拉国；1976年8月29日，在达卡逝世。
孟加拉国人民以国葬为他送行。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身后留下了23部诗集、3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集、5部电影剧本，这是数量可观的文学遗产。他善于借鉴外国文学大师们的艺术技巧，同时又能承继民族诗歌的优秀传统，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精华，由此而成就了他的独特风格。而他的爱国主义及叛逆精神，更是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为孟加拉语文学书写了重要的一页。
第四节 费兹
费兹·艾哈默德·费兹（1911—1984）是巴基斯坦当代著名诗人，原名费兹·艾哈默德·汗，费兹是他的笔名。他出生在乌尔都语著名诗人伊克巴尔的故乡锡亚尔科特，从小学习乌尔都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1934年毕业于拉合尔公立学院，获英语硕士学位。
费兹的诗歌创作始于学生时代，早期诗歌收集在1941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诉怨》里。他最初的诗作主要仿写乌尔都语古典抒情诗，带有浪漫主义情调，着重表现个人的感伤情绪，内容常常显得空泛。他这个时期的诗遵从严格的诗歌韵律，追求辞藻华丽，有时甚至有些矫揉造作，在思想上显得还不成熟，可以拿《诉怨》一诗作为例子：
我如此想起你失去的夜晚，
像春天悄悄地走进荒漠，
像微风悠悠地拂过沙丘，
……
今天心中充满人间的苦楚，
每一次呼吸都在抱怨，
人生空空荡荡，
呵，痛苦！你在哪里？
费兹的创作很快便受到沸腾的社会生活的撞击。20世纪30年代中期，印度民族独立斗争如火如荼，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进步文学运动，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投身到这一运动中，在文学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帝反殖阵营。费兹在拉合尔积极筹建了旁遮普进步作协分会。他的诗也从注重个人感伤转而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除了抒情诗，他也采用哲理诗、自由诗等诗体来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不要向我乞求以往的爱》标志着这一转折：
除了爱，
还有痛苦。
除了与情侣相会的欢乐，
生活中还有着许多欢乐。
在费兹看来，生活已不再是一个窄小的天地，而是一片广阔的空间。生活的欢乐来自斗争，对社会的严肃思考取代了他的浪漫情调：
多少世纪以来，在血与铁的阴影之下，
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在日日夜夜进行着的生与死的搏斗中，
先辈们经历过的一切，我们也都会碰见。
诗人在这一时期一面从事英语教学，一面参加进步作协的活动。他遵循作协指明的创作方向：热爱生活，争取民主，争取解放，把一种更为优越的生活道路展现在祖国人民面前。他这时的诗歌完全摆脱了旧诗风的羁绊，题材更加广泛，以反战、维护和平、声援民族独立斗争、支持正义事业为主要内容，更具战斗性。诗人在《致政治领袖》一诗中把矛头直接指向殖民主义，发出震撼人心的怒吼：
年复一年，饱经磨难又被紧捆着的这双手，
难以挣脱夜晚严峻的黑暗。
像稻草与大海厮斗，
如蝴蝶向山脉挑战。
而现在夜色深沉的黑暗迸裂出如此多的光芒，
只要目光所及，
光芒已经构成了一片霞光。
远远传来了晨曦发出的颤动声。
你的资本，你的希望全凭这双手，
你除了这双手还能有什么呢？
但是你不希望战胜黑暗，
你愿意这双手被砍去。
在东方地平线上颤动着的曙光，
将被埋葬在黑夜僵硬的尸体下。
这个时期费兹的诗体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精神，人民在急切地等待独立的日子快快到来。在《不平静的心》一诗中，诗人充分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不要再让夜晚的热血白白流去，
此刻的黑暗是黎明面颊上的胭脂。
天就要亮了。
躁动的心啊，你静一静！
巴基斯坦独立后，费兹期待着新生的共和国能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步入民主自由富强的康庄大道。他担任巴基斯坦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先后出席国际劳工组织在旧金山和日内瓦召开的大会。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为工人阶级和祖国人民的福祉大显身手之时，等待他的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1951年，他因进步政治倾向和涉嫌参与推翻政府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在铁窗下度过的将近5年中，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一部分收入诗集《风之手》里，其余以《狱中诗抄》为题结集于1956年出版。
《狱中诗抄》是诗人在民主被践踏的年代所过屈辱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他为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奋斗不息的生动写照：
夺走纸和笔有何痛苦，
我将手指浸入心中的血液；
封住我的口又何妨，
我的嘴已嵌入每节铁的锁链。
费兹在狱中据理力争，终于赢得了用他的笔继续创作的权利。他在狱中写的诗充满正义感和斗争精神，表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和与祖国命运的息息相关：
我们不是被单独囚禁，
每日都享受着祖国的晨风。
回忆带来了芳香，
泪水洗去了征尘。
费兹1955年出狱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1958年，他前往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这时国内实行军法管制，民主力量再次遭到打击。有人劝他不要回国以免再度被捕，但他毅然决然选择回国。如果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不得不进牢房的话，他将义无反顾。在《当我们消失在黑暗的道路上》一诗中，诗人充分表达了这种精神。
怀着对你唇边花朵的眷恋，
我们消失在牢狱干枯的枝条上；
带着对你手中烛光的向往，
我们消失在昏暗的路旁。
……
如果地狱的火是我们的命运，
对你的爱便是我们抗争的武器。
费兹将自己对生活和真理的追求融入诗歌之中，他写诗不是供人消遣，而是为了激发人们去争取美好的明天。因此他的诗很有时代感，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不少诗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
1959年4月出狱后，他担任拉合尔艺术委员会的书记。60年代移居英国两年，1964年回国，定居卡拉奇，任阿卜杜勒·哈隆学院院长。他的第四部诗集《压在石头下的手》于1965年出版。
费兹一生访问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诗集《西奈峡谷》（1971）、《帝国的黄昏》（1978）和《我的心我的旅客》（1981）中许多诗歌记录了他踏遍世界各地寻求和平与友谊的足迹，寄托着他对各国人民的友好情意。1962年他获得列宁世界和平奖章，1976年获亚非文学奖。他曾访问中国，写有《北京》、《新疆》等多首歌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诗歌。
除了写诗，费兹配合政治斗争还出版了其他作品，其中有散文集《韵律》，书信集《我铁窗里的十字架》，广播剧《蔑视法庭》、《私人秘书》、《蛇伞》、《在我面前的表演》等。
费兹于1984年因病逝世，巴基斯坦文学界纷纷集会追念这位巴基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诗歌政治色彩太浓。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乌尔都语文学评论家戈比金德·纳伦格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费兹的突出之处在于，他从不向暴虐和不公正妥协，永远履行诗人的职责。他是乌尔都语进步主义诗歌大师，他从未为革命性而牺牲诗意或为诗意而葬送革命性。他用独特的创作才能将革命的思想同充满爱的诗意结合起来，使乌尔都语诗歌产生了一种新的美感。”这个评价或许比较切合实际。
第五节 马丁·魏克拉玛辛诃
马丁·魏克拉玛辛诃（1891—1976）是斯里兰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生于南方省的科格拉村。父亲是小官吏兼小商人。魏克拉玛辛诃少时因家道中落而辍学，到商店当店员。后经刻苦自修熟练地掌握了僧伽罗语、梵语、巴利语和英语，还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文学名著，为日后的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1914年，他以处女作《丽拉》的发表而走上文坛。1920年起先后担任《太阳报》、《斯里兰卡宝石报》、《王冠宝石报》的编辑、主编。1947年脱离报界，此后，专门从事创作。在60余年中，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150余篇短篇小说、4个剧本，还有中篇小说、诗歌集以及27部论文集。这多方面的成就给他个人带来了荣誉，也使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奖金和斯里兰卡总统奖金的获得者。晚年他积极参与国际和平活动，曾访问过苏联、古巴及中国等许多国家。去世后，为了更好地纪念他和研究他的创作，斯里兰卡成立了“魏克拉玛辛诃研究会”，并将其科格拉的故居改建为“魏克拉玛辛诃博物馆”。
马丁的作品顺乎时代的要求，其中所蕴含的进步思想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对读者都是颇有启发和教育作用的。他早期的长篇小说《海市蜃楼》（1925）在展现女主人公玛丽一味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思想行径与最后服毒自尽的可悲结局的同时，着意表现了恪守东方道德的马奴瓦尔那的安适而幸福的生活情景。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生活道路的对比中，读者自然会领悟到应该何去何从。历史小说《罗黑妮》（1929）是他的成名作，通过描写公元前2世纪杜主盖姆奴大帝时代的十大勇士之一阿杜拉特与贵族小姐罗黑妮的爱情故事，宣扬了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三部曲《家乡巨变》、《争斗时代》、《时代终结》是他完成于1957年的重要代表作，通过对两个家庭、四代人——玛德拉·哈米娜、南妲、比亚尔、艾兰、马林等各自的思想状况与生活经历的描写，展示了18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的侵袭、冲击下斯里兰卡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地主家庭的主妇哈米娜由自恃门第、种姓高贵而不许女儿南妲与出身寒微的比亚尔结婚，到最终不得不同意孀居后的南妲再嫁于比亚尔，比亚尔的由贫穷教员到一跃而成为富商，接受了民主思想影响的比亚尔和南妲的儿子谴责父母的为富不仁、道德败坏，以及他们的外孙马林的投身于工人运动，都表明了地主阶级的没落，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新兴政治力量的壮大。这种种描写，既再现了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阶级关系，又揭示了斯里兰卡现代历史的进程，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乡巨变》已被译为俄、英等多种文字，在国外享有盛誉。
同样为马丁带来一定国际声誉的《蛇岛的秘密》（1947）不仅是他的重要代表作，而且还是他众多作品中少有的儿童中篇小说。它的小主人公乌帕里7岁失去生母，父亲忙于经商，继母对他不甚疼爱。他经常逃学，在外边打架、搞恶作剧。父亲把他送到外地的学校，他又与校长的两个孩子一起干了许多淘气事。最后为了躲避惩罚，他与吉纳一起出逃，前往十分神秘的马多尔岛探险，在岛上定居下来，开荒生产。经两年多的艰苦劳动，耕种面积逐渐扩大，收获越来越多。村长想霸占他们的劳动成果，遂带来政府官员指责他们“违法开荒”。经波迪和一位好心的律师的帮助与周旋，他们才以年租金25卢比保住了开荒的权利。在夜里，岛的另一端常有火光在浮动。他与吉纳经探查，终于搞清这火光原来是一个叫巴拉普的农民故意制造的。巴拉普因为抵抗抢劫他土地的暴徒而沦为杀人犯，为了迷惑人们，他头上顶着着火的瓦锅在黑暗中行走，使人误以为岛上有妖魔而不敢前来。他们很同情他的遭遇，答应为他保密，以帮助他躲避警察的追捕。不久，又来了一个叫小少爷的小乞丐登门乞讨。他们把他收留下来，在共同劳动中结成了伙伴。后来，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乌帕里回家探望，并按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承担了赡养继母与抚养弟弟的责任。办完父亲的丧事，乌帕里回到小岛。他惦记继母与弟弟，拟让小少爷料理地里的活儿，他和吉纳再次回家探望。
本篇显然是以20世纪40年代斯里兰卡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它通过描写乌帕里的成长过程，歌颂了敢于冒险的精神，表现对劳动、开拓、创造的赞美，对平等、和睦的田园生活的向往。结合写作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当时的斯里兰卡刚刚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获得重新独立。长期的殖民统治已极大地阻碍了斯里兰卡经济的发展。战后的农村仍然十分荒凉，农民与封建势力以及与官吏之间的矛盾依旧异常尖锐。政府虽然颁布了“垦殖法”，但农民难以拿出租金，政府对出卖开垦权所采取的办法又是农民根本承受不了的拍卖制，因而能占有大量土地的仍是地主富豪，而广大农民则被迫离开土地。这就必然加剧阶级的对立与农村的贫困。小说中的巴拉普沦为杀人逃犯就是高价出卖土地的政策与恃财仗势的暴行逼出来的。村长妄图赶走乌帕里则是因为“村长的手下人想出价得到耕种这块土地的权利”。连两个孩子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一锹一镐开出来的土地都逃脱不了权势者们的勒索与垦殖法的制裁，成年农民所遭受的剥削与压制就更可想而知了。
小说主题的现实意义并不限于揭示农民的不幸遭遇和某些现行规章制度的不合理性，它还通过乌帕里等离家后的经历宣扬冒险和开拓精神。乌帕里从不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寻求新的机遇，敢进入人迹罕至的小岛，在那里开荒种地、打井建房，用自己的双手开辟一个新天地，使生活变得更充实和有意义。
《蛇岛的秘密》在人物塑造上是比较成功的，它着力刻画的小主人公乌帕里形象鲜明、丰满，栩栩如生。作者既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又能写出这个特征在发展中日趋成熟的过程。小说开篇时乌帕里11岁，故事结束时17岁左右。这正是从儿童到少年的年龄阶段，也正是半成熟半幼稚的年龄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其性格中的优点常常与缺点相交织，乌帕里更是这样。他小时顽皮、任性、好奇、爱动，喜欢模仿，又缺乏对是非曲直的辨别力。他不愿意上学，就悄悄地溜出课堂，随意玩耍，玩腻了就和同伴们一起装扮“强盗”，白昼去行劫；他向往大自然，就跑进丛林扮演“原始猎人”，没有猎取的动物就以井边汲水的女孩子们为“母鹿”无理取闹地放箭射击；他恨村里那个“非常坏的坏蛋”，就模仿“盗窃队”有组织、有分工地去偷他家的枣子。这些恶作剧和他的幼稚以及性格中的缺点有密切关系。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生活的磨炼，他的思想、素质与认识能力提高了，在成长过程中为缺点所覆盖与模糊了的优点、长处逐渐显露出来了。当年被错用于淘气和胡闹中的勇敢、冒险精神与组织才能都成为他的主要强项而得到了正常的发挥。他敢于登上无人敢去的马多尔岛并在那里开创新生活，就是他性格特征正负消长的结果。乌帕里有很强的独立自治意识，他对继母有看法，可他不强求她的呵护，也从不将自己的问题归罪于她。他说，小时“我所以变成一个小流氓，却不能怪我继母……我觉得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很像父亲，他是一个又任性又倔犟的人”。继母为他的离家出走“受到良心的责备”，他回家后她一再检讨，可他不仅坚持说继母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而且还热情地照顾继母与弟弟的生活。乌帕里为人正直、善良、重义气，他对巴拉普的同情和言而有信地为他保密都表明了他的品质高尚。他与吉纳本是主仆关系，但他却始终把吉纳当做知己。小少爷刚上岛时一身坏毛病，他都能予以谅解、宽容，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供他吃喝，带领他一块儿下地干活，使他在三个月后有了很大进步。这都体现了乌帕里宽厚、重友谊、乐于助人的性格特征，具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乌帕里能平等待人，与人为善，把各种人团结过来，吉纳与他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小少爷向他表示“只要你在这儿，我就在这儿”。他们变成了一个团结和互助友爱的集体。他们以倔犟和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和丛林做斗争……像奴隶一样忍受着艰苦和困难”，终于使沉寂百年的小岛兴旺起来。他们的产品受到了集市顾客的欢迎，被社会承认了的劳动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鼓舞着乌帕里更加倔强、自觉地开拓和创造。他的性格也就在这种不懈的奋斗中变得更加完美。乌帕里无疑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是作者社会理想的艺术体现者。
马丁在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40年代的中期，以宝贵的精力专门为小读者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并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乌帕里这一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表明了他对新一代的关怀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孩子正在成长，他们的思想品格、精神素质既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前途，也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如果孩子们都能像乌帕里那样勇于探险、进取，乐于开拓、创造，那么未来的斯里兰卡当会告别贫困而走向繁荣昌盛。这正是马丁的期望，也是他创作《蛇岛的秘密》目的之所在。
思考题
1.请简述现代当代南亚文学发展的特点和印度文学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2.请简述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创作和他对印度进步文学的贡献。
3.请简述伊斯拉姆的诗歌创作和他对孟加拉语文学的贡献。
4.请简述费兹在巴基斯坦独立前后的诗歌创作及其进步意义。
5.魏克拉玛辛诃代表作《蛇岛的秘密》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及其积极意义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