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很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他以为，好好青年，在书堆下变了废物，哀莫大焉。他尤其瞧不起宋明理学家及章句陋儒。“知识分子平日对国家安危盛衰，不闻不问，以为那是学问以外的闲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药，也只有叹息几句了事。”这是他在《颜李学派与读书论》中对宋儒树高义而远社会所下的痛切批评。
后人看历史，视角不同，则结论大异；心情不同，则观点悬殊。曹先生的同龄人张恨水先生于此有迥异的看法。他要“为宋明之士呼冤”，他以为，宋明之士讲气节，而不免国家危亡，要负责任，但较轻微。“因为他们讲气节的时候，全是在野之身，在朝握权柄的人，都是贾士道、马士英之流。读书人商量保护社稷，宰相却在斗蟋蟀、唱曲子……文天祥、史可法，武力落败。而他们那种大义孤忠，也让强敌低首下心地钦佩”（《最后关头》）。较之曹翁，恨水先生批在了根子上。
张恨水先生的视角，意在强调不能因噎废食。宋明文士，也有可师之处，但求不要流于过分的迂腐而已。他还在《苏诗书后》中说，若是公卿，都像苏东坡那样聪明，宋朝也不会亡了。诚哉斯言。真正的读书种子，正是社会、民族发展的灵魂，若辛亥时期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读书人中的“重中之重”，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脊梁。他们既苦学不辍，同时也摩顶放踵地有利天下，风尘莽莽，而潜修自励不止。中华老大帝国近现代化的转型，端赖其孜孜，呕心沥血，方得以启动。设若凿去帝王专制的桎梏，宋明之士也可刮垢磨光。今之美国大学教授，迂执于宋明儒士而从事冷门研究者，何可胜计？他们的行为，怕也说得上是树高义、远社会了，却并无危殆之状。为什么呢？人家政体上轨道，政治有办法嘛。他们并不代人受过，也不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才是天经地义值得三思的。去除那种消磨读书人的社会土壤、政体机制，方可矫正读书人的形象、处境。如果只将读古书作为靶牌，终不免落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因为“不读古书即可救国”这个公式，绝对不能成立；那么，总病灶还在，奈何？
（《最后关头》，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