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诗人跟随其后，写出了不少同调作品，诸如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贾岛、李贺等诗人，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与“韩孟”都有一定的相通、相近的地方。如卢仝就把韩愈以文为诗、怪异艰深的特点推而广之，如他的《观放鱼歌》完全是古文句法，诗的韵味、情致皆失，诗中所选意象也十分怪异，如《月蚀诗》、《与马异结交诗》中的意象。樊宗师更是艰涩难懂，所以存诗仅一篇，皇甫湜的诗有如散文，缺乏节奏韵律感，刘叉的诗有如韩愈，句式长短不一，想象怪特。他在《答孟东野》一诗中写到：“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自感生涩，这也是对自己诗风的概括。就连成就最高的贾岛也是清寒之调，寂寞、衰飒之气浓重。但贾岛虽为韩愈所赏识，并有相通之处，但所走路径不同，他是在格律形式之内的雕琢，将意象融注在格律形式之内，使意象情感与景致合二为一，音声、色彩、情感效果通过形象的语词构成对仗工巧、韵律和谐的诗句，就这方面而言，是有他的尖新奇巧的。这是有别于以上其他诗人的地方。正因他的诗精巧而优美，所以就比大历诗和贞元诗高出一筹，他的诗一般写的小巧别致，内敛狭窄，但就艺术品位而言是同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他的诗受人推崇高评，其原因就在这里。这是同代诗人受韩愈的影响的结果。韩愈的诗风不仅开中唐诗歌雄奇玄奥一派，而且对宋代诗歌的议论趋向，散文化倾向都产生了深远的推动和影响。
另外，韩愈与孟郊等周围的诗人共同创作了不少连句，互相竞赛，夸耀才学，逞才好胜，为了追求新奇怪巧，他把大量的世俗、丑陋之事引入诗中。为了标榜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审美追求，他写落齿、写鼾睡，写恐怖、写血腥、写龌龊、写不堪入耳之事之词。如“昼蝇食案繁，宵蚋肌血渥”《纳凉联句》、“灵麻撮狗虱，材稚啼禽腥”（《城南联句》），这些丑恶怪诞，令人无法挂齿的意象，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是相对立的，实在令人难以卒读，甚至会引起人的厌恶反感作呕，诸如拉肚子、眼屎、鼻涕、牙齿脱落都成了他笔下的审美对象了，这无形中就有点走向极端，误入歧途之嫌，这也是让人诟病的原因。又如他笔下的寒冷是“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枯”（《苦寒》），他笔下的月亮是“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材女闭户”（《昼月》）。这些想象实在新奇，但细研起来并无美感，对宋诗部分诗人影响不好。作诗中韩愈喜用生僻字和冷涩词，虽有生新制奇之效，但对阅读的连续性有破坏作用，使诗歌的意境造成支离破碎之憾。诚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说“徒聱牙轖舌，而实无意义。”忽视了诗歌表达的情感功能，诗味被冲淡了，给后世影响不佳。正因如此，受韩愈影响的部分诗人，所写诗作就显得干瘪枯燥，有的诗人能流传下来的诗作就少得可怜。宋代诗人多，作品也多，但却没有唐诗影响深远，恐怕与宋诗以理取胜不无关系。
综上所论，韩愈一派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得失兼具；以丑为美，以俗为美的审美探索仍为大胆的创新，手法上的独创，令中唐诗风为之一变，可为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尽管后评者毁誉参半，如贬者说“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赞者曰“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但他务去陈言，力求创新的理念，在创作实践中却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为诗坛注入了源头活水，刮来了清新劲健之风。在他的影响下，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李贺等人，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都追随韩愈，形成了强大的诗歌思潮。贾岛开晚唐苦吟之风，李贺牛鬼蛇神皆入诗，其他诗人均以怪奇异常、艰深晦涩为诗，虽有一定的偏离，但改革的风潮是强劲的，革新的精神是令人颂扬的。韩愈开一代诗风之先的独特精神及功绩是彪炳史册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在中国诗坛上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至于说褒贬之词也仅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韩愈“古文”异彩独韵
在唐代，诗文兼擅的作家很多，诗歌体裁改革必然推进散文的进步，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直接影响了散文的创作。陈子昂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也尝试了文体革新。可说是散文革新的发端，元结的诗文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和现实性。“元白”在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古文运动，这些诗家，在贞元、元和年间，因尚佛、排佛斗争的需要，前人在散文体裁上的探索和实践已为其革新铺平了道路。六朝以来骈文的泛滥，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再加上韩愈柳宗元散文革新理论的成熟，由此，导引韩柳将散文革新推向了高潮，又因韩愈散文革新理论的较为完善，自然顺势成为散文革新的领袖。柳宗元因长期贬谪在外，并死在贬所，尽管他的散文理论与韩愈相同或相近，但在他的周围没有形成志同道合的散体文创作圈子，所以影响没有韩愈大。然而二人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功绩却是相同的。
一
散文骈俪化的发展，使这一语言载体的多种功能从形式上受到极大妨害，从社会功用上看也不切实际。这种骈俪化倾向的弊病表现有三：第一是骈体文过度泛滥，不仅抒情写景用，而且也被引入应用文写作，已到了无文不骈的地步。第二是骈体文实际上成了“格律文”，程式化突出，四六句式交错、用典、声律、藻饰，要求越来越严格。第三是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对文章形式的过分讲究，这种南朝文人心态与回避社会的矛盾心理相关，另一方面因这一形式的严重束缚，程式化以及陈词滥调降低了它的文学性、艺术性、教化目的性，阻碍了散文的发展，与时代格格不入，为此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初唐时期的陈子昂已高举起批判的大旗，只因人们的重视不够，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不过盛唐已有一些作家尝试文体文风改革，如王维、李白、元结等，时到中唐，文章的改革道路已经铺平，准备已经完成。在韩愈之前，“安史之乱”之后，盛唐不再，衰唐已显，不少士大夫急于寻找挽救这一颓世的途径，他们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没有遵循儒家道统的规范行事，导致世风日下，道德标准下降，为此必须重新树立起儒学权威地位，从根本上整顿社会秩序，肃清文坛上衰败和浮靡之风。于是，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相继从两个方面提出文体改革：一是从社会的功利目的复兴“古文”，突出了散文的教化作用，他们认为只有把伦理教化意义放在首位，才能使文章内容充实，气格刚健，才能显出它的实际效用，这就叫“道能兼气、气能兼辞”。梁肃：《补阚李君前集序》。二是从文学盛衰原理提出复古。他们认为，文章好坏，关键在于作者及其时代，即“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李华：《崔沔集序》。，这些主张是基于复兴儒学基础上提出的，至于文体改革则是第二位的。他们这种把散文限定在伦理教化和服务于政治的范围，把对散文的形式、文辞、风格的要求限定在对古文的模拟上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他们打着“经典”和“古人”的权威旗号，横扫骈体文浮靡空洞、千篇一律的弊病，对推动文体改革，客观上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另外，当时的科举考试中允许使用散体文形式，说明人们已形成了共识，也说明散体文已得到了从上至下的普遍重视，并已形成一种思潮。
“古文”能在韩愈一代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各种努力，一是他以儒家道统的传人自居，弘扬儒学，排斥佛老，另一方面韩愈个性极强，是一个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从他的诗歌创新上可能感觉到他不甘平庸、张扬外露的气质。正因为这样，他的古文复兴，从态度上就与前人大有不同，他从复兴儒学的基本立场出发，继承前人理论主张，如接受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是千真万确的。在吸取了前人先进的理论基础上，他的散文理论，文风的变革，创作的推进，充实了更多新的更为合理的内容，从而使散文理论更为系统全面和有说服力。同时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情和创造性的好作品，理论到实践重新为散体文恢复了文学地位，正因为他的大力倡导和呼吁才引起了很多人的积极响应，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散体文作家，由此，形成了散体文创作的文学潮流，这就是著名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而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新知，使其更丰富多彩，更充实、系统、完善，他与前辈古文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重道而不轻文，他曾自称“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想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他倡导古文的目的是尊崇古道，这是因袭前人之处，但他超出前人之处在于他重道而不轻文。虽然提出文是明道的手段，明道是为文的目的，实际上他是注重文道的统一的，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形式为内容服务。他们既重道又重文，甚或有时重“文”超过了重“道”，很明显，这是受有唐以来杂文学影响的结果，正因如此，韩愈的古文理论则受到后世道学家非议，指责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七，同时他对古文创作提出许多具体要求。他认为：“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反映现实生活，文学为现实生活服务，文学要与现实斗争，解决现实问题和社会政治改革相结合，这样的明道就有了实质的内容，才可深入人心，与空言无据的明道迥异。另外，他所说的“道”兼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曾说“不务其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三器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反复强调“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可见他把人的内在精神看得很重。文章的好与坏，取决于这种精神性气质的充实与否。他认为，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答侯生问论语书》）。这些见解的提出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这里对人格修养和内在精神的要求，已然使文学由被动诠释转变为文学的自觉表现，这在前人的古文革新中是没有过的，这就是韩愈古文理论高于前人，新于前人之处。二是他认为在人的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处于重要地位，说明文学即要明道，又要表达个人情感和喜怒哀乐的情绪。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在《荆潭唱和诗序》中又说：“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在各种文学艺术中的表现，都是不平则鸣的内在精神和人格修养的统一体，由此看来，韩愈的“文以明道”有兼容并蓄的胸怀，并不排斥喜怒哀乐的强烈情感。即把古文的实用性与文学性有机的结合起来了，这就比古人前进了一大步。
韩愈的古文首先学习古人散文体格，求变求新，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启迪。他提倡学习秦汉古文，反对骈文形式主义文风，学习古人“词必己出”（《樊绍述墓志铭》），学古文开始时“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还做不到“惟陈言之务去”。而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随心所欲地驱驾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里所想（以上所引皆为《答李翊书》），这里韩愈阐明了自己学古文的经过，可见，韩愈学古文的要求是，学习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词”的方法，学习“自树立，不因循”（《符刘正夫书》）的语言风格，他学古文并非简单模拟，而是摒弃陈词滥调、没有创意的语言，而是富有真情实感的活灵活现的风情韵致，为此，他特别看重“惟陈言之务去”。他特别注重从古人那里学习清新明快的语言。正如他在《进学解》中所言“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不仅仅拘泥在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而是“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借古文以创新意、新词，使自己的文章更加丰富多彩，内容更为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在写作中，他对前人文章吸收借鉴颇多、颇广，就连他极力反对的骈文也从中吸纳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正因为有了这种积极的继承与发展的理念，他的古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认识主张，才被时人广泛认知和接受。
其次，他的“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司职”（《樊绍述墓志铭》）的具体要求，必然带来新变化，运用平易流畅，长短自如，错落跌宕，来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的口语化的语言，反映身边实实在在的情事，这是韩愈散文的一大特色。他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又不排除内心情感在散文中的合理性，在主张向古文学习语言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有时为文的文学性远远超出了“道”，这说明他写作时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极高的语言技巧，因而散文酣畅淋漓，气势逼人，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独特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