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白居易从买花处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触发了他的心灵，才有了这一独创性的艺术构思。诗人先对京城贵游亮相买牡丹花的场面进行刻画描写，而此时一位偶来卖花市场的“田舍翁”看到此情此景，只是在“低头”，并听见他在“长叹”，这一特摄镜头十分生动形象，这里作者摒弃了讲道理、发议论，而是用“田舍翁”这一形象，与买花的男女贵人挥金如土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田舍翁”不忍看这些贵少们拿自己的赋税挥霍，为此而“低头”，“田舍翁”因自己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而来的赋税被人糟贱而“长叹”，这一“长叹”揭露了社会的本质矛盾，鞭挞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而只图自己享乐的行为。
《新乐府》五十首，是在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改就。这一组诗政治目的明确、较有严密的构建体系，内容极为广泛，凡王化、治乱、礼乐、任贤、边事、时风、宫女等无所不包。就艺术性上而言，仍为反映民生疾苦，挞伐弊政和权贵丑恶的篇章。它的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诗人。其突出贡献在于新乐府诗发展了乐府诗的体制，具有推陈出新的形制：
首先，“一吟咏一事”，主题集中，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往往都是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就是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怒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缭绫》“念女工之劳”；《杜陵叟》“伤农夫之困”；《卖炭翁》“苦宫市也”……这种结构诗体，使诗歌中心突出，意旨明确，使诗歌一题数意及头绪繁杂的弊病得到了避免，让人一目了然。《卖炭翁》、《井底引银瓶》等叙述完整，对人物外貌，心理活动等细节刻画很到位，更显个性化。诸如卖炭翁、贫妇人、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都刻画的栩栩如生，是对传统叙事手法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白居易不少诗篇形式灵活多变，大多以三字句开头，后接七字句，中间又穿插三字、五字句，以至于八字、十字不等，这种变化富有民歌咏叹情调。这是因为白居易以常人自待，表达接近世俗的思想情感，常常采用日常题材和家常化的写法，大量吸取口语和民歌成分。那些心灵扭曲、情感不能理顺，变怪不测的结构，与白居易的心性难以吻合。通达平易的个性，放逸的情趣，只有用顺适惬当的语言，、流畅的音节，任其自然的结构来表现，诗人内心的一切尽可能向人袒开。这样，真实而毫无隐匿的情感，自然就显得洞彻表里，平平易易，正所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内心意念即刻倾情倒意地毫不掩饰保留。这与作者委运任化的精神，自适随俗，信笔抒写有关，与白居易从众随俗，人与人间的平等相待有关。如果像韩愈那样，以儒家学说为一尊，教化他人为己任，那就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了。袁枚说：“韩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小仓山房文集》。，正因为白居易甘心以常人自待，从众随俗的面目出现，所以诗歌的形式就比较自由开放，随机入趣，敢言别人不敢言，敢写别人不敢写之事，敢做别人不敢做之举，这就是白居易的个性。为了诗吟之通达，白居易的诗歌善于叙述，曲尽情态，如常人之话家常，免掉了客套，从而更贴近生活；当其所言及身心产生内外矛盾时，就以常人世俗的情理去对待，客观通达、平静从容，井井有条，委婉详尽，以平易而近乎人情的方式叙述出来，令人感到真实，诚挚，可信，有人情味。在语言运用上，尽量规避典雅的书面语，而是用口头语，俗语穿插其间，使诗语活泼通灵。如《秦吉了》开篇先用两个三字句，接着是七字句，浅显流畅，琅琅上口。后半部分以秦吉了比喻谏官，以鸡燕比喻百姓，以凤凰比喻国君：“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形式自由灵活，畅达通脱，民歌情味浓郁，通俗易懂，亲切可感，气象新颖，富于独创性。
第三，白居易一些优秀的《新乐府》诗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叙议结合上对人物形象的描绘有独特之处，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大多为叙事诗，在叙述的同时，把自己强烈的情感灌输其中，造成诗歌浓重的情感色彩。在表达情感的同时，往往通过具体形象的刻画与描绘，加重其情感度，在叙述中，为达到讽刺批判的强度。往往加以议论，具有叙述、议论描写相结合的特点。如《上阳白发人》、《陵园妾》、《母别子》及《井底引银瓶》、《议婚》等诗对妇女命运的凄惨的讴歌即是如此。《上阳白发人》开篇先交待一生被幽禁的老宫女的绝望，接着简洁勾勒她生活的环境和身世。表达了无限的悲情。紧接着作者对其形象、矛盾心理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刻画：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转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秋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诗人从“秋夜长”、“春日迟”两个场景写被幽禁宫女的凄凉生活。以情景交融写“秋夜长”、秋风、暗雨、残灯、空房、长夜不寐，身单影只，这些环境的凄凉、冷落与宫女内心的寂寞、孤苦融合一体，景与情交织，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氛围。接着以情景映衬写“春日迟”：春光明媚时，梁燕双飞，黄莺鸣啭，衬托了宫女愁苦孤寂之情，燕同飞同栖引起年轻女子的羡慕、嫉妒，再也引不起老宫女的感情了。此处十分含蓄婉转的刻画了宫女的心理变化。“休妒”二字把宫女日思夜盼，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直至对生活、爱情都失去了信心和情趣，心灰意冷，麻木度日，在痛苦中煎熬的憔悴形象描绘的十分出彩。作者对老宫女寂寞苦闷心情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之后，突然来了一个主人公的自嘲。因为“年最老”，所以得到皇帝的恩典，赐给一个“尚书”的虚名，自己垂垂老矣，给个虚衔又有何用，难道自己一生青春仅换此空衔吗？可见皇恩的虚伪。接着再对自己的装束进行一番嘲讽，让人见笑的“小头鞋”、“窄衣裳”、“眉细长”，这都是血泪的控诉，用自嘲的口吻，表现自己沉痛的心情，细致入微的刻画了主人公悲痛欲绝的变态心理。又如《井底引银瓶》中女主人对少女时生活情景的回忆也是如此：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该诗描写了一个天真活泼，真诚热烈的少女形象，洋溢着青春气息。因这一对青年男女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所以导致自由恋爱的不幸，酿成爱情悲剧。引发出人们深切的同情。总的看来，《新乐府》的优秀篇章通过叙事，表达出浓浓的情意饱含了作者的思想倾向性。通过对形象的塑造，突出了主题，增强了诗歌的生活情趣。还通过人物的外貌、服饰、心理活动等细节刻画人物，刻画了众多形象，大多栩栩如生。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贫妇人等刻画的有血有肉，这种叙事诗中融入小说手法是对传统叙事诗的发展。
另外，在叙议结合的结构上有其独创性，也能看出白居易不满诗歌的板滞诗风，追求开放尚俗的灵活诗风的特点。他的《新乐府》较多优秀诗篇即是如此：有的诗全篇没有议论，但字里行间褒贬自现，如《卖炭翁》，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痛斥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二字表达了同情之心，“忧”、“愿”真切的描写了卖炭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全篇没有一句议论，全用形象说话，却发人深省。有的夹叙夹议，如《重赋》、《杜陵叟》等，有的“卒章显其志”，即篇末点题，这类诗作最多，如《上阳白发人》、《轻肥》、《缭绫》、《红线毯》等。在叙议结合上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诗人直接发论，渲泄感情，如《红线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二是将自己的优裕生活与老百姓的贫苦生活相对比，如《村居苦寒》、《观刈麦》结尾的对比，表达了诗人自责内疚的心情，深化了诗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悲悯。在《新制布裘》中，诗人推己及人，抒发了民胞物与的情怀：“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同样是在对比中实现的。三是将百姓的饥寒困苦与权贵的花天酒地相对比，如《轻肥》“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苦，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在事件的大小、程度的轻重、生活的贫富、境况的苦乐的内外对比中，深化了诗歌的主旨，增强了讽谕的力度。诗人往往借助形象描写，亮明观点及倾向，新丰折臂翁，杜陵叟，“戎人”、田舍翁等都是借形象说话的。这是作者新乐府诗的独特之处。
第四，在直赋其事时，还采用了寓言托物的手法。诗人借自然物象寄托对社会的见解和感慨。采用拟人化、比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贪官污吏狐假虎威、鱼肉百姓的罪恶，在这些寓言诗中，用赢骏、涧底松、秦吉了的人格化，比喻某类人或某类现象，扬善贬恶，同情弱者和不幸，如用秦吉了比喻谏官，以鸡燕比喻老百姓，以凤凰比喻君主，这种用寓言形式结构成诗，含蓄而生动，通过形象化的拟人手段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性，这种手法蕴藉含蓄婉约，是对比兴手法的进一步发展，创新明显。
总之，不管怎么说，白居易新乐府诗是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造成了一定之势，形成了一定的风气，得到了广大下层民众的认可和拥戴，在唐诗坛中占有重要的艺术地位，他的艺术个性是通过其作品体现出来的，为此，他的创新功绩是不可没的。
叙事绝唱与音声胜场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从内容上说是一吟咏一事，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从形式上看，题目都是自拟新题，尽管有些诗题冠以“歌”或“行”，但内容的时代性很强；从表达方式上看大多诗篇皆以叙事为主，辅以抒情议论。鉴于此特点，我认为，《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乐府诗，《长恨歌》虽写历史，但已不完全囿于历史，而是依据历史，又有民间传说的成份，史实、想象、虚构有机结合，所以所写已不再是历史了。《琵琶行》是诗人的亲身经历，将自己的不幸与琵琶女的遭遇相比拼，感伤自己生平的坎坷。由写历史到现实，两首不朽之作都是一吟咏一事，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吟者。”（《与元九书》）都是在继承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的基础上别创的新调，作者虽标以感伤，但为新乐府之作。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与朋友陈鸿、王质夫三人同游仙游寺，并受到陈鸿《长恨歌传》的启发，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诗人从历史想开去，吸纳时人的传说与传唱，加以艺术想象和虚构，经过重新构思、组合，形成了李扬的爱情故事的悲剧性，它已不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只因作者将历史与传说相揉，将写实与想象结合，天上与人间相照应，历史事件与人物态度相谐和，既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又有深化的同情和叹婉。把李扬的悲剧描绘的凄恻动人，如泣如诉，千百年来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善男信女，被人评为“千古绝唱”。这就说明《长恨歌》写的已不再是昔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了，而是高度艺术化了的、并饱含作者情怀的艺术品了。
《长恨歌》从结构而言，可分前后两部分，作者先交待唐玄宗因重色误国，造成安史之乱，这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根源所在，也可说是悲剧的基础。因迷色而轻国，因娇媚而恃宠，实际上已为他的爱情悲剧种下了祸根。为此，安史之乱暴发，皇帝仓皇逃向西南，途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就是他们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正说明唐玄宗沉于女色的祸国殃民已引起了人们的共愤。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此前都是从二人如胶似漆的欢乐气氛入手的。杨玉环一死，气氛陡转，爱情悲剧上演。接着的环境描写渲染了唐玄宗的悲凉心情。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从“恨”入手，从人物精神世界遭打击的“恨”中，描写唐玄宗内心的酸楚，在行宫中的悲凉寂寞、孤苦，还都途中的追忆，回宫中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根据季节变化，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多维感触。这种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梦绕魂牵的相思之泪，实乃回肠荡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因为把人物的复杂感情渲染到了极致，所以后半的浪漫主义情调才落到了实处，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从“临邛道士鸿都客”为唐玄宗寻找杨贵妃开始，诗人采用浪漫主义手段，忽天上，忽地下，上天入地的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最后在海中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再现，并让她殷勤迎接汉使，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就是为了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日思夜想，对渲染、深化“长恨”主题更推进了一步。诗歌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清音有余”中，给人以回味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