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转身,转来转去还是看见了那个小箱子。明天范小兵就要成了一个伞兵了,我能想象出来他意气风发的样子。他全副武装站在高得让人眩晕的地方,背后是他从家里偷出来的另一条床单,当然,现在已经是降落伞了。他向全世界人民喊,同志们,冲啊!纵身跳了下来。降落伞飘飘举举,缓缓而下,他在飞翔的过程中尽情地转圈,转一圈,再转一圈。经过漫长得有一天那么长的时间,范小兵终于落到地上,稳稳地站住,两条腿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地一样,就像本来就长在大地上一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伞兵,但是当个一般的解放军总可以吧。他看上的军装也是我看上的,也许在今天夜里我比他还要喜欢,可是我没有钱。我觉得慰问老范的锣鼓队伍正从我前胸上走过,咚咚咚,咣咣咣,我要喘不过气了。
我爬起来,把手艰难地伸向那个小箱子。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比爸妈都早。母亲问我起那么早干什么?
我说:“去姥姥家。”
“你不是说过两天再去的么?”
“不过了,今天就去。”
母亲很高兴,赶紧给我做早饭。我不喜欢走亲戚,姥姥家都不想去,而姥姥想我去,她说都两年没见过我了,想我都想出病了。我说我去给姥姥看两眼,治治她的病。吃完饭收拾好东西,我走出家门。出了村子我又跑回来,走到范小兵家门口,看到老范正在院子中往一只桶里倒酱油。我跟老范说:“叔叔,小兵呢?”
“还没起呢。我去叫醒他。”
“别叫了,没事。你跟小兵说一声,我去外婆家了,要什么东西直接去我家拿就行了。”
然后我比刚才更快的速度跑出了村子。一望无边的大野地,我踢着路边的草和露水往前走。右手插在口袋里,紧紧地捏着那一沓纸,捏出了一手心的汗。十三块钱。一件褂子,一条裤子。我知道我穿上那身军衣一定也很好看,解放军就是那个样子。我的左手里攥着一把钥匙,另一把在范小兵那里。
左手突然从口袋里跳出来,将钥匙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我看着小钥匙飘飘悠悠下沉的时候才清醒过来,已经晚了,沉下去了。我走了几步再回头,所有水面都长着同一张脸,分不清钥匙落在哪个地方。我站在水边看了看,继续往前走。我是不是跟范小兵说过,就一把钥匙?记不得了。只是十三块钱太多了,我怎么拿了这么多。除了偷瓜,我从来没拿过别人的东西。我一路都在念叨着十三块,直到进了外婆的家门。
我在外婆家住了三天才回来。回到家就听母亲说,小兵这小孩,就是不省心,这才几天啊,又把自己的腿给弄断了。
范小兵跳伞的时候把左腿给摔断了。
那天早上吃过早饭,他想等老范出门卖酱油后就到我家拿钱,可是老范吃完了饭一点没有要走的意思。老范说,他要等小商贩来买完酱油再走。范小兵不知道要等多久,就扯个谎话去了我家,直接抱着钱箱去找那几个要卖衣服给他的人了。整个上午他都在外面转悠,我不知道他打开钱箱是什么表情。或者是一件一件地买,直到最后才发现钱不够了?不知道。反正他只买到了帽子、鞋子和皮带。
我问母亲:“他拿走箱子以后又来过我家没有?”
母亲说:“来我家干什么?”
我松了一口气。可是范小兵他为什么不找我问一问?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想通。那个钱箱子他以后再也没有还给我,为什么不还,我不知道,也不敢去知道。此后我们谁都没提钱箱子的事。当然,那十三块钱我也没有拿去买军装,我把它们夹在一本书里藏在隐秘的地方,一直藏着,中途曾变换过几个地方,直到后来我都记不起来到底藏到了哪里,然后彻底找不到了。
钱丢了也没影响范小兵全副武装地跳伞,他偷了老范退伍时的军装。老范的军装压在衣柜最底下,范小兵拿出来给我看过。那时候他还不敢把它拿出来穿,否则会被老范打死。他挨过打,在他妈第一次跟大胡子私奔那会儿,他只是把军装拿出来在身前比画了一下,被老范看到了,拖过来就打,一连十二个耳光。老范的脸色像黑夜里的判官,声音更可怕,老范说:“狗日的,你再敢把它翻出来,我剥了你的皮喂狗!”
但是这次他斗胆把衣服偷出来了。他把帽子、鞋子、皮带和降落伞都藏在屋后的草垛里,开了门回家偷衣服。当时已经是半下午,老范早就出去卖酱油了,是个安全时段。他在打开衣柜之前还是犹豫了好长时间,他得给自己鼓劲,范小兵看到自己伸向柜子的手在哆嗦。柜子打开了,为了不被老范发现,范小兵每一件衣服拿得都很谨慎,按顺序拿出来再放进去,整个过程都很紧张。当他把衣柜合上,一抬头看到老范背对着他站在窗户外,在收绳上晒干的衣服。范小兵慌乱地把军装塞到了床底下,然后站起来说:“爸。”
老范转过脸找了半天才看见他。“你在家啊?”老范说,继续收衣服,“我还以为你出去了,过来搭把手,把衣服拿进屋。”
范小兵来到院子里,说:“今天回来这么早。”
“卖完了就回来了。”
范小兵趁老范去饮牛的工夫把军装藏到了草垛里。
第二天上午,他穿上了父亲肥大的军装,袖子和裤腿卷了好几道,八一皮带束住了晃晃荡荡的上衣。他穿军衣戴军帽,英姿飒爽地站在乌龙河的放水闸顶上。那天正好风大,大风吹动的范小兵看上去就是一个英雄。闸底下围了一群像我一样做梦都想当兵的少年。放水闸顶离下面水边的平地至少高十五米,是我们那里能找到的落差最大的地方,没有比那里更适合跳伞了。
后来我听村长的儿子毛小末讲,范小兵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在跳下去的一刻喊什么口号,他甚至连一点声音都没出。他说,范小兵站到闸顶的时候低头对他们说,只有没见过世面的人才会在跳伞的时候大喊大叫,真正的伞兵都是一声不吭地跳的,有什么好喊的呢?伞兵跳伞就像木匠做板凳一样正常,拿起刨子就喊岂不是要累死。范小兵还说,站在高处往下看,感觉真是好极了,他觉得浑身都热了起来,就像煮沸的水一样,他都能听见身体里咕嘟咕嘟冒泡泡的声音,他太想飞了,像老鹰和麻雀那样自在地飞。说完,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跳了下去。
毛小末说,没想到降落伞飘下来的时候那么好看,慢悠悠的,想下来又不想下来,简直都没法相信它是由一条花床单做成的。像一朵花,也像一颗五彩的大蘑菇。范小兵降落的时候也好看,他从容地转着圈,大衣服里灌满了风,如同巨大的花气球下坠着的一个军绿色的小气球。毛小末说,真的,如果不是半路上摔下来,他比伞兵还伞兵。
问题是,半路上范小兵摔下来了。风力那么大,拼命地顶起伞盖,伞盖上范小兵不知道还需要有个排风的洞,交叉绑在四角的两根紫穗槐枝条中的一根突然折断,降落伞的两个角裹到了一起,先是两个角裹在一起,接着另一根枝条也断了,四个角裹到了一起,整个降落伞裹成了一条乱七八糟的装着风的大麻花。离平地五米左右的时候,范小兵像萝卜一样栽下来,毛小末他们都没来得及叫出来,范小兵就摔到了水泥台阶上。那些台阶从河堤上修下来,为了方便人取水的,坚硬而且棱角分明。范小兵结结实实地掉在上面,左边的小腿骨垫到了台阶角上。毛小末他们叫起来,范小兵也叫了起来。
接下来是听我父亲说的,他和老范一起把范小兵送到了镇上的医院。父亲说,在车上老范哭得可伤心了,一手稳住儿子的伤腿,一手捶打自己的脑袋,老范说都怪他,都怪他,他当时要是不让小兵拿他的军装就不会这样了。他看见了。父亲说,这个老范。
到了医院,还是上次的那个医生,见了老范就说:“你们的骨头怎么老出事,上次是个丫头,这回换了个小子。”
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接着说现在。现在,我是一个自由漂游的人。大学毕业后教过几年书,又上了几年学,现在什么也不做,东飘西荡跟着风乱跑。我没当成兵,一天都没当过。高考前军检被刷下来了,平足。范小兵也没当成兵,更不要说伞兵。现在他是一个瘸子,一个孩子的父亲,整天推着独轮车到处卖酱油。范家的酱油做得越来越好了。因为左腿有问题,走路一深一浅,独轮车上左边的油桶从来不能装满,满了就会被颠得溢出来。他的老婆是刘田田,他们很早就结婚了。儿子五岁,名字叫大兵。这名字是范小兵给取的,刚开始遭到所有亲友的反对,当爹的才叫小兵,儿子怎么能叫大兵。范小兵坚持住了,所以现在大兵还叫大兵。这些我都是听我妈说的,我长年不回家,都是在和家里通电话和通信中知道这些事情的。
前段时间我难得回了一趟家,正站在院子里看着墙边的桑树发呆,母亲在门口喊我过去。她说小兵过去了。我伸着脖子朝巷子里看,范小兵已经走到了巷子的尽头,推着独轮车,身体忽高忽低地走,上身挺得直直的。和他一样挺直上身的是跟在车旁的儿子,五岁的大兵,不仅腰杆直,两只手也甩得有力,每一步都把脚尖踢起来,就像一个军人正步走过阅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