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拉萨，去拉萨，小伙子去不去拉萨？”
每次在学校门口看见中巴车售票员手攥一把零钞，扒着打开的车门，站在脚踏上冲着人行道拉客的样子，都会让阿旺占堆有些恍惚：难道这里还不是拉萨？
何止是阿旺占堆，第一批被招上来的学生，坐着班车一路怀着能到拉萨去上学的自豪与兴奋，可进入新学校时，都傻眼了。
尼玛老师把他们带进一个有铁栅栏门的院子，贴院墙挤着几间看上去挺委屈的小平房，一溜数来，共六个门。
“这就是大家的新学校，未来三年，我们将在这里学习文化知识和登山技术……”尼玛老师站在六间平房前讲话，听上去很像新生入学典礼的致辞。
“这真的是我们的学校吗？”学生们几乎没关注老师讲的内容，还沉浸在学校实况与他们想象的落差里，回不过神来。
事实上，当时学校门口挂的牌子上白底黑字写着的的确不是“西藏登山学校”，而是“西藏高山探险服务人员培训基地”。
1998年，尼玛次仁结识了一位来拉萨寻求商机的瑞士户外商人——汉斯·施荣博格（Hans Shallenberger，户外运动品牌ozark的创始人）。两人安排了一次前往卓奥友峰大本营的徒步旅行。在目的地，他们遇到一支德国登山队，为他们服务的全是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汉斯先生忍不住问尼玛：
“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欧洲人来西藏登山，却要跑到尼泊尔去找夏尔巴，难道在中国就没人能帮助他们吗？”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缺乏这样的专业人才！”尼玛回答道。
其实早在1994年，尼玛去现代登山的摇篮法国学习考察期间，就向同行的老领导高处长提出了这个想法。尼玛得到了老领导的支持，回国后就招了七八个人，这些人没能成为高山向导，不过都成了联络官。此后在1997年，尼玛又招了三个人，打算作为高山向导来培养，由于当时各种条件都不成熟，尤其是经费紧张，培训未能持续下去。
两人开始讨论建一个高山学校。汉斯从尼玛的话语中感觉到他是一个对山峰热爱、对登山事业有远大抱负、而且肯付出的人，而在尼玛眼中这个整洁儒雅的西方老头很有绅士风度。这个话题让他们越聊越兴奋，汉斯直接取出笔记本电脑，让尼玛当场列出建学校的启动资金，尼玛说一项，汉斯先生就计算一项，累计下来大约需要30万元人民币。
“好，我愿意承担15万元。”汉斯很爽快地表态了。
有了汉斯的慷慨资助，西藏登山学校就如同种在土壤中的种子得到了灌溉，开始生根发芽了。
位于拉萨北郊体校院内的这六间平房后来很快在重新规划中被夷为平地，但当时（1999年）它的确是西藏登山学校的旧址。三年后的2002年，西藏登山学校被列入国家117个援藏重点项目之一，得到近1000万拨款，学校终于有了正规的教学楼、学生宿舍。后来又逐渐完善，现在的校区设施非常齐全，有接待楼、攀冰模拟道、抱石攀岩场地和国内最大的人工攀登岩壁。不过，当初那六间平房却常常成为第一批和第二批学员向后来者们“炫耀”的谈资。
如今已经是学校教练的普布顿珠还保留着一张当时的照片，画面上的他正弯腰掀着一张木质床板，床板下面是一个蹲式的便池，“这就是我的床。”他解说道。虽然现实中的学校和想象中的相差很远，甚至不及老家的县中学，但这些对于物质生活原本就很简单的雪域孩子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苦恼。
学校从刚创办到第一批学生毕业，三年间唯一持续教学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尼玛次仁，他既是授课老师，又是班主任，还要负责给学生们采买牙膏、牙刷、内裤、袜子、运动服、被褥、食品等大大小小一切生活和学习用品。因为学校招生时承诺是全免费的，所以孩子们完全照办，连碗都没带，空着手就到了拉萨。
一天，尼玛老师开着他的蓝白三菱越野车驶进校园，停在六间房前，打开后备箱，抱出一箱白球鞋。孩子们知道是要给他们发新鞋，高兴地排队来领，然后美滋滋地坐在房前的台阶上试穿。“哇”，脚趾顶到头，离鞋跟还有将近半寸，于是把鞋带勒紧了，脚在鞋里晃荡。尼玛看到孩子们个个踢里踏啦地踩着“小船”在院子里走，有些不好意思。“就当拖鞋穿吧！”他想退恐怕很难，又不能浪费，急中生智给“船鞋”找了个出路。
没有自己的训练场，需要蹭体校的场地，又怕这些农村孩子与生源多为城里人的体校学生粘连，日后不好管理，尼玛老师专门用一个铁丝网把孩子们和体校生隔开，并立下三条铁律：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这三条比军规还严的校规让这些原本看上去就比城里孩子木纳的学生们行为更加谨慎，生怕违纪被开除。当时尼玛老师请来了体工队的边巴顿珠担任体能教练。边巴顿珠是摔跤手出身，对下肢的力量训练很在行，他每天亲自示范，边喊口令，边带着孩子们反复侧踢、深蹲、蹲跳，没过多久，西藏登山学校就有了个新称谓——“少林寺”，这是铁丝网后面的体校生送的。
虽然都已经十七八岁，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但因为那个“不许谈恋爱”的校规，为了避嫌，大家见到同龄女生，不仅目不斜视装作看不见，甚至走路都故意要绕开。这让豪迈的体校女生很是鄙视，经常趁他们在杨树林里背英语单词时，用石子偷袭他们，边扔边骂：“乡巴佬！”
寄人篱下、被调侃辱骂的日子对孩子们来说不疼不痒，学生时代谁还没被起过外号，这不算什么。唯一几乎让他们所有人苦恼，甚至崩溃的是每天躲也躲不过、必须面对的一日三餐。如果追究一下为什么后来向导们都有轻重不同的胃病，或许就是那时种下的病因。
“巴桑，快，是先放油还是先放菜？”
“我也不知道，你把火先关了，我去问问边巴扎西。”
“桑珠，边巴说先放油。”
“好，等等，你再问问油放多少？”
学校连老师都不够，哪还敢奢望有厨师。没有专门的厨师，一日三餐由学生两两组合轮流做。阿旺扎西去菜场买菜，大部分的蔬菜他叫不出名字，只能用手指着问价，买多少心里也没数，让卖菜的大婶哭笑不得。二十几个学生里，只有年龄稍大一些的边巴扎西做过饭，他担任了半年的厨师，实在干不动了，就改成了轮流值日。于是，中午吃稀饭的事常有，往碗里兑水才能把菜咽下去的事常有，边吃边往碗里撒盐的事也常有。要知道这些饭菜可是些在家连碗都没洗过、只会放牛羊的孩子们在平房外一顶帆布帐篷里做出来的。吃味道奇怪的饭，是前两批学生能回忆起来的最苦的事。
其实，学生们经历的魔鬼式体能训练常人很难承受，但他们似乎都觉得，想吃登山这碗饭，这是必须的。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6：25，天还漆黑一片，宿舍外准会响起一声尖锐的哨声，将学生们从香甜的睡眠中惊醒。5分钟之后的6：30，哨声再次响起时，学生们必须排成整齐的队列出现在操场。如果迟到，哪怕半分钟，也要接受严厉的惩罚：俯卧撑。军事化的管理让这些，自由散漫惯了的山里孩子们一下子变得小心翼翼、紧张兮兮。
哨声响起时，黑洞洞的房间里总会像诈尸般乱作一团，穿错袜子、扣错扣子、穿反裤子的情况经常发生。一次，一个学生边拉拉链边冲进狭小的厕所，匆匆忙忙地方便之后，又奔向操场的队列。等队伍都成型了，又有一个学生从厕所方向垂着头走过来。
“报告教练，我要回房间换衣服。”
“衣服怎么了？”
“上厕所时被淋湿了。”
小伙子们对恶搞的情节总是反应神速，他们马上联想到这个倒霉蛋在蹲坑时被摸黑进来的家伙淋了小便。“哈哈哈”，笑声响起，而达瓦扎西笑得最不自在，他的脸颊一下热了。
七点以前，天总是朦朦胧胧的。800米跑是这个时间雷打不动的训练项目，教练在终点握着秒表，如果低于个人第一次成绩，学生将被严厉呵斥。所以大家都像大逃亡似地玩命往前冲，在气流的摩擦中五官都移了位，纷纷向鼻梁凑过去。
“顿巴，你在干什么？”教练大声冲着刚冲过终点就累得趴在地上喘粗气的学生喊叫。
“我在做俯卧撑。”顿巴急中生智变成做完俯卧撑从地上起来的姿势。
“起来，现在不用做俯卧撑，走起来调整心跳。”
残酷的训练在每批学生的记忆里都是一种煎熬，从部队退伍后进入登山学校的大平措和大普布次仁说，在部队训练都没这么苦过。据第二批中的一位学生回忆，开始很不适应这种高强度训练，连着几天，他们上厕所都得扶墙才能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