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致
紧锁了一夜的大门已经敞开。局长的车，副局长的车，区长的车，副区长的车。黑色、灰色、红色、白色。它们缓缓驶入，然后按级别在院子里由南至北排好了队。车里的主人，包括司机都已进入办公楼，找到了自己的那把椅子并坐了下来，吸烟或者喝茶。报纸已由工人送了进来，分发到每一张办公桌上。
我步行上班。以锻炼为由拒绝自行车和公交车。我的腿已被我锻炼得十分健壮。
当我迈着小象一样坚实有力的腿走进单位的大门时，身后响起了汽车的鸣笛声。这个声音是让我快走，如果不快走就让路。
我走路稳但慢。因此我在汽笛的催促里选择了让开。在这个时候，我是来不及细想人的肉体为什么一定要给钢铁和橡胶轮胎让路的问题的。汽车从来就没有耐心给出你思考的时间。它有高分贝的鸣响装置。它用刺耳的声音驱赶你，如同牧人手里挥动的鞭子。我靠向门边，将大门的百分之八十的宽度让了出来。我原是走在正中间的。
我已让到了左侧，身后的汽笛还在响。它没能从我的身边开过去？那个被我让开的宽度足够任何国家生产的轿车游刃有余地通过。我想也许是哪位认识我的司机在同我打招呼。想到这，我就必须回头了。回头与不回头不应该是一个随便的事情，回头需要思考。
我的头向右转了接近七十度，右侧的目光又在七十度的基础上继续向右延伸了二十度。这样，我看到了我身后的汽车。
军绿色大卡车。车头已经快要抵住我的腰。我真的挡了它的路。我再次放弃思考是它给我让路还是我该给它让路的复杂问题，将身体向门的左侧靠去，几乎贴到了门上。解放牌汽车擦着我的胳膊缓缓地开进了院子。车头过去后，是装有铁栏杆的敞篷车厢。车厢里满满地站着一群囚犯，都是男性，在经过我身边时，他们都把头转向我。我甚至在这些陌生的脸中找到了几张冲我微笑的脸。距离太近了。我承受不了几十个异性同时的注视。我低下头。我曾加快脚步从一列士兵的眼皮底下走过。他们都是男孩。离开母亲，离开姐妹，离开女友；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他们在长满松树的军营里见到了一个女人。他们在我的身上寻找母亲的衣襟，寻找女友的裙角。我应该放慢脚步，以使他们的目光有所收获。我却总是突然加快脚步，挣断所有的目光。我感到已被士兵的目光刺穿，他们通过我的肉体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我是他们回家的站台，我的身上印满他们离去的脚印。
同一辆囚车擦肩，这是第一次。我曾多次从一个合适的距离眺望过囚车。
囚车尖锐的声音将路上的人群划开，尖叫锋利得像一把刀。囚车为什么要以最快的速度从街市上掠过？其速度不亚于救火车扑向一个着火的建筑。他们有时仅仅是劳动归来，没有急切的事情。他们是有罪的人，不能在自由的街市上多停留？这里的空气不应该被囚犯吸入？囚车如马一样在街市上狂奔，但囚犯抓住了这一自由的瞬间。他们，那些车上的囚犯，拉开了车窗，街市上的空气扑面而来。我看见他们争着把头伸出车窗，一个窄小的窗口里会挤着三个头！在冬天，零下二十多度，仍是如此。寒冷和自由的空气混杂在一起，他们没有时间分拣，只能一同抱住。他们头压着头，目光压着目光。在囚车飞速掠过自由人群的短暂时间里，以呼吸几口这里的空气为依据，做一瞬间自由的人。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对自行车还没有积攒下仇恨。一天下班，我将单位给的一小袋大米放到自行车的后架上，又将一把新买的笤帚放到前面的车筐里。路上，我遇到了一辆囚车。我那时不遵守交通规则，走的是快行线的边侧。这样，囚车经过我身边时离得很近。一个囚犯冲我喊，小娘们儿，上哪过日子去？一车的囚犯开始开心地笑。我抬起头，也冲着他们笑。我想让他们知道，一是我不反感他们说的话；二是他们说对了。他们对过日子的认识与我相同。我确实是在一个地方和一个男人正过着日子。
一袋米，一个女人或小娘们，再加上一把打扫灰尘的笤帚，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男人的面前，生活的一切就已齐备。那个说话的囚犯是多么可爱。他对生活的要求又是多么高。一袋米，是生活中所有的物质，一个女人是生活中的爱，而笤帚，是我们的工作和理想。那个囚犯，在一瞬间悟出了米、女人、笤帚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全部画面，并大声地喊了出来！
囚车开进了我单位的院子。他们是来挖沟的。一条光缆经过这里。
上午，我从卫生间出来，正在洗手。这时，一个囚犯走了进来。我以为他要去卫生间，就让开一些。但他走到我的面前就停下了脚步。他站在那里看着我。洗手间很暗。窗子小，灯又没开。没有第三个人在这里。我突然感到了恐惧。他要干什么？杀死我，还是强奸我？我知道囚犯都是被迫禁欲的，他们又大多年轻。反正已经犯了罪，如同一个打碎的陶罐，粘合后的缝隙仍是目光最先寻找的东西。他不怕再犯一次。如果他是重罪，没有生还的可能，那他极容易在死之前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强奸一个女人。我惊恐地望着他，不知所措。他站立的位置刚好挡住了门，逃离是别想了。
在幽暗的光线下，我看见他的脸浮上了笑容。我立刻看出这笑容里没有恶意。但他的笑的呈现过程十分艰难。他努力眯小眼睛，并依靠眨动来提示我他在笑，而且冲着我。我知道他已不会那种日常的轻松的笑。他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囚禁生活已经使他将善意的笑脸遗忘。如同一个没有经过练习的曲子，在突然的考试面前，被弹得支离破碎。他面对着我，努力地在记忆里寻找。他找到了一些笑容的碎裂的残片，然后不得要领地粘合。他将记忆里所有的笑容的残片聚拢在一起，然后捧给了我。
他说，大姐，求你给我买一块面包！他将一只手伸向我，手掌里托着一张一元钱的纸币。纸币又皱又脏。他的声音灌满哀求。我的弟弟常用类似的声音求我在外面游戏时带上他。我总是在弟弟疏忽的时候突然跑掉。找到我的几个小伙伴，而将幼小的没有玩伴的弟弟丢在家里。
我在那一元纸币面前犹豫，在他哀求的声音里走神。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我在突然的事情面前比较迟钝。就在这几秒钟的犹豫里，一个管教匆匆走了进来，他厉声呵斥：“出去！”年轻囚犯的手垂了下去。低垂着头从我和管教的面前走了出去。管教问了情况后表扬我说：“你做得对，不要理他们。”
可是，还不到五分钟，我就意识到我做错了。我应该帮助那个年轻的犯人买面包。他显然是饿了，至少是对麦子烤熟后的香味充满了渴望。也许他因为什么原因而未吃到早饭，又干这样重的体力活。他一定是支持不住了，才冒着受严厉处罚的危险，费了一番周折找到这样一个机会。他的要求对我只是举手之劳。卖面包的地方就在大门外。但犯人不可以出这个大门。出去就是越狱，后果不堪设想。
俄国一位作家曾记录了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的苦役犯的生活。我至今记得他写的一个片段：在寒冷的雪地上，当地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怀里抱着一袋刚刚烤好的面包。这是专为苦役犯烤的面包。一队囚犯走过来，女人把面包递过去，还要说一句，可怜的人。监狱里是有面包的。似乎也能吃饱。但囚犯们却异常重视监狱外由女人送来的面包。在用料、烤制的方法上，监狱内和监狱外也许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两种面包是绝对不同的。囚犯们心里都知道。他们在不饥饿的情况下会争抢那来自监狱外面的面包，甚至扭打在一起。
我几乎不能原谅自己。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来到院子里，试图找到那个只求得到一块面包的囚犯。我打算说服管教允许他吃完面包再干活。
时间已接近上午十时，正值六月，烈日当头。几十个犯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在带枪管教的严密看管下都在埋头干活。刚才的那个囚犯，我已无从辨认。可我知道他就在我的眼前，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同样的衣服，甚至连破旧的程度都相同，同样的发型，同样的神态。我站在那里，谁也不敢看我一眼，都在低头挖土。我看见的是几十个弯曲的脊背，几十双被太阳晒伤的手臂，还有几十个低垂的头。
阳光如大雨一样浇下来。我看见他们的衣服已经湿透。雨水或汗水从低垂的头向地上滴落。就算他敢抬一下头，我依凭什么将他认出？他的哪一个地方与别人不同？除非他敢重复刚才的微笑，我已牢记了那个笑脸。但六月的骄阳会瞬间烤焦他的笑容。他的笑只能展露在幽暗的光线下，小心翼翼地开在一个看管的疏忽里。
我茫然站着，对于找到他不抱一丝希望。
文章写得深刻且感人，她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暖的那种东西，她的关于人的平等意识，富有女性的同情心与感性温度。在阳光下，我们轻易就能辨认那些生老病死的苦难的悄悄发生，却忽略了另一些形式的苦难，它咬啮着每一个渴望温暖和自由的人的心灵，也深深触动了那些同样凡俗的旁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