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曾经断言“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第二年，他又轻蔑地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对原子弹等高新技术武器威力的轻视，这只不过是他惯有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人民决定战争思想的表现而已。美帝国主义几次对新中国进行核讹诈，但在大无畏的中国人民面前终究没能得逞。富有远见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50年代就决定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智慧充满无限的信心，他说：“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早在1949年2月，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的中共中央就批准了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建议：趁到法国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用20万美元外汇订购一批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
1955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在汇报过程中，钱三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他把自己制造的一种叫盖革计数器的测量仪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那测量仪器便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声音，引得全场都笑了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问了许多问题。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当时的中苏关系比较和谐，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国人民是比较感激的，但素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的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指示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指示，在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此时的苏联对中国采取了十分不光彩的举动。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苏联人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苏联人的不明智举动不但没有吓倒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更强烈的自立精神。
其实，早在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就曾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来的核工业部）的一个报告中批示：“尊重苏联，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京剧《法门寺》中的贾桂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在以往的中国，不乏其人，不乏其事，因此世界列强可以为所欲为，欺辱中国，藐视中国人。
但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1960年7月1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再次发出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仍坚持试制目标不动摇，他批示道：“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翻流，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外国人还在惊愕不已的时候，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施爆了第一颗氢弹。而早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前，另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导弹试射已经成功。
面对中国这一系列高科技成果，毛泽东曾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以示感谢！”
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也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有力的保障。这一成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而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和压迫的辉煌成果。
善于沟通与协调
毛泽东具有睿智的头脑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说话、办事自然而然流露出非凡的幽默诙谐感，与他相处，总会使你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充满欢声笑语。他这种善于沟通与协调的能力，也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必需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