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唐代诗人观照大自然已上升到了物我相融，情景交会的高度。在魏晋南北朝的山水诗人中，自然山水虽为观照对象，但只是视觉上的满足和玩味鉴赏，大自然万物仅是被把玩的对象，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只是看与被看的关系，二者没有产生互相欣赏，同情的机缘，而仅是作为一种形象去谈玄说理，体现的是理趣，没有盎然生机可言，主客体之间仍是欣赏、体悟的隔膜，也就是说，二者是对立关系，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是先写景，后谈理，互相割裂，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了唐人手中，大自然万物已被人参悟体认到了高层次，往往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主客间没有了鸿沟，没有了相隔，而完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融了，心绪、兴寄都因山景水态触动而发，从自然形象中自然流露而出，他们的体悟已达到了某种境界，主客体已有机统一，心领神会了，如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写的是幽寂的空灵美，但又蕴含着活泼的生机，在冷色调的笼罩下更显冷寂，给我们描绘了空山人语响，深林入返照的特有的幽静境界，表达的是他一心事佛的独特心境。《竹里馆》中用“幽篁”、“深林”、“明月”写景，在明月朗照之下，茂密的竹林的幽深静寂，这时诗人就身处这样的优美环境中，其情操可想而知，诗人的意兴清幽、心灵澄净的心态与竹林、明月悠然相会，诗人的心性与明月、竹林的内在素质相一致，竹林、明月与诗人的心是相通的，妙合的，一种超然的境界自然而出。“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唐音癸签》卷二引）。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庐山》有“挥毫落纸如云烟”之妙，诗人写出了“晚泊浔阳”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流露出对隐逸生活的倾羡，然而尽管“精舍”很“近”，诗人却不写登临拜谒，写到“空闻”而止，“望”而不即，悠然神远。难怪主“神韵”说的清人王士禛极为赞赏此诗，把它与李白诗“牛渚西江夜”并举，用来说明司空图《诗品》中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妙境，“诗至此，色相俱空，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画家所谓逸品是也。”诗人“永怀尘外踪”的情怀随着四周清幽的环境，令人绝弃尘俗，对山林隐逸之地的向往隐然而出。上半首叙事，略显景色，约略带情，笔法空灵；下半首以情带景，情是内在的，但诗人又以空灵之笔来抒写，更显一片空灵了，悠远而深致，景与情达到了天然的统一，何为景，何为情，难以明判，物我合一，情景相融极为自然和谐。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前两句十个字，已把山行和夜宿写得清晰异常，后两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写夜宿后的事。“柴门”承“白屋”，“风雪”承“天寒”，意蕴极为紧密，“夜”与“日暮”相照应，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另开意境，但因以上词语的照应相扣，显得非常紧凑。后两句诗极有韵致，描写了所借宿人家的贫寒。山居四周环境的寂静荒凉，作者夜宿后的孤寂和静夜所思，这些都是诗人见到的，但作者没有去写，而是写静夜中忽闻犬吠，原来是有人回来了，这幅风雪夜归人的场景，诗人仅通过“闻犬吠”之声就勾勒出来了，这里的声音可能有几种，有开门声，有人问话对答声，有风雪声等等，但诗都略去了，可见，这一“犬吠”声的丰富内蕴。但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旅人由此而触发的情思和心绪，这种情景交融的写法是十分感人的，令人回味不已。从以上几位诗人所绘景所抒情的诗句中，我们就已知唐代诗人写自然超越的地方了，目光所至，情因之而发，物我是统一的，在景物中有契合点，人的情思通过景物表现出来，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都写得活灵活现，与人的思想相通连，与人的个性相吻合，与人的遭际息息相关。这种观照自然的认识已进入了化境，境界相当高。
第三，唐代诗人笔下的自然山水已达到了人化的境界，唐代知识分子在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处理上，保持了比较宽容平等的心态，他们对人对己，对物都是一致的。有了这种平和的心态，他们欣赏大自然，对大自然的喜爱也就少了些占有欲望，而是正确对待自然万物，把自然万物作为朋友，作为知己，两者可以交流思想，可以谈说取悦，互诉衷肠。这可以说是人的拟物化和物的泛我化的统一，是以情思与自然景物的媾联卺合。这种境界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情趣和艺术性。如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的开头两句“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就是“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虽为轻描淡写，却能把人引入闲情逸致的佳境。这两句既写景，又有诗人的主观感受，“忽”、“渐”运用极妙，不仅写出夕阳西下，而且也写出明月东升给人的感觉。“夏日”可畏而“忽”落，明月可爱而“渐”起，这表现的是一种心理快感和情绪上的满足，“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从嗅觉和听觉两方面描绘这一心理上的快感体验，诗人对景物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深细的。这时诗人的心境与自然万物就相统一，互相通体，了无隔膜。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也是人化境界的诗。群鸟喧闹着飞向远方，孤云翻卷着飘来荡去，这两句先动后静，以动衬静，这里的静烘托出了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这种生动传神的手法，暗示诗人在敬亭山独坐，勾画出了诗人出神的形象。这才能引出“相看两不厌”的意境。后两句是写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鸟飞去，云飘去，这时只有诗人与敬亭山了，诗人凝视着敬亭山，敬亭山似乎也注视着诗人，二者两看不厌，诗人为此深受感动。好像此时此地只有敬亭山愿与诗人作伴相视，表达了诗人对敬亭山强烈的喜爱之情，诗人将敬亭山作为知己，敬亭山又把诗人作为朋友，二者脉脉含情，可谓知己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又何足挂齿！这两句创造的是静谧的意境。把山写得如此有情有义，正衬托出人的“无情无义”，诗人遭冷遇的处境油然而生。这首诗之所以动人，就因为诗人的情思与自然景物高度融合成完整的统一体，给我们创造出了“寂静”的境界，所以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称这首诗是“传独坐之神。”此处所写与孟浩然《宿建德江》的“江清月近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月与人互相映照，沟通交心，诗人的落魄孤寂可见一斑，与清月的交心，就是与人的疏远，诗人更显其渺小，暗含着诗人不为所用的隐痛和暗愁，表现了诗人旅居被弃的苦寒心境。杜甫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中的鸟、花与人已没有了隔膜，而是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大自然与诗人的亲密关系可以想见。另外，刘眘虚的《阙题》一诗句句写景，没有一句是抒情，全由景语交织而成，然而诗中的情韵很浓，意境也特别幽美。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诗人巧妙地运用景语，写出了山路、溪流和垂柳景物的风致，而且每处风景身上都散发着浓浓地情意，并且每件风物自身又暗藏有人物，人物的行动、神态、感情、心理活动乃至身份、地位等等都有体现，每处风景都有浓情厚爱，给人以直观上的美感和形象之外的情韵，诗人是把景物赋予了人的情感和思想，所以读来非常有情趣。
在这些人化的自然境界中，有拟人、拟物的，也有拟人与拟物的统一体的，这些手法，唐代诗人运用得驾轻就熟，在边塞诗人眼中，狂风飞沙，霜雪严寒，碎石酷暑、枯草衰叶都是他们描写的对象，边塞诗人们以环境的恶劣来表现他们的意志坚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把那些苦寒之景变得如此美丽，就包含了诗人浓浓的情意。雪花飞舞，正如梨花盛开一样，四处飞扬，风沙的强劲猛烈正是人们强悍的表现，所以边地越是严寒酷暑，说明边塞从军者更加顽强，有蔑视困难的勇气和斗志，以往人们谈论自然美景时，往往谈给人以愉悦的名山胜水，很少有人谈及边陲的自然风光。我认为，边塞诗人们所描绘的边地风光和清艳美丽的风光一样，每一种风物中都有人的影子和精神，王昌龄、高适、李益、岑参等诗人都是如此。他们笔下的自然风光都寄寓了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精神和心理反映又通过强劲的景观折射出来，所以，他们笔下的自然风物有极高的意趣。
第四，唐代诗人们的认识层次高，所写自然山水寓意比较深厚，不仅是为了满足于“极视听之娱”，而是进一步探究深趣，享受自然，已经超过了感官的享受，而是怡神悦志，上升到了一种超现实的境界。唐代诗人对自然的认知是一种独立于客观之外的心态，如张谓的《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人们大多咏梅的风姿和神韵，此首诗仅突出了梅的早发，梅的早发，正寓示了梅的不畏严寒的精神，这种不畏严寒的精神正如诗人们不屈于外界压力和强权，保持自己的人格一样，把这种寓意通过梅的耐寒表现出来了。另如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柳树婀娜多姿的情态，正如苗条细腰的美女一样，所以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来比喻或象征美人，柳树的细条犹如美女的裙带，首句中的“高”字，更衬托出美人亭亭玉立的风姿，全诗没有一处提到美女，但早春的柳条以及柳树化身的美人却活画而出了。“碧玉妆成”到剪刀，人们由碧玉自然联想到美人，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碧玉几乎成了年轻貌丽美人的泛称，用碧玉来比柳，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风华卓越的美人，所以，这里实际上是借咏柳来赞美人，其诗的内涵已不再是咏物了，他已超出了咏物本身的范围，又向现实生活更进了一个层次。薛涛的《牡丹》也是咏物诗。他把花与人间的感情揉合得情意绵绵，诗人已进入角色当中，与牡丹花谈起了恋爱，花人相恋，真乃梦幻迷离，花有情，人更有意，花怕分离，诗人更担心分离。诗人把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意外发现桃花源仙境与传说中刘晨、阮肇遇仙女的故事捏合在一起，给花、人相遇相逢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花与人情同山海，深夜说不尽的相思，诗中全用拟人手法，用向情人倾诉衷肠的口吻，自有醉人的情味，这里牡丹已不仅仅是牡丹花了，而是诗人的情人。这种咏物诗境界非常别致新颖，把人的所有情感，心理活动都寓于到花身上，诗人在这里的艺术探究，已超出一般的艺术追求，而是一种人、花相恋的独特思致，情味绵邈，回味无穷。唐代诗人们的这些诗艺的追索，在前朝是见不到的，只有在词里才有了芳菲绽放。就以分析鉴赏而言也仅为一鳞半爪，而唐代诗人们在这一境界里往往都能达到“至乐”、“极乐”的高境界，这种悠远的境界都能给人以怡然自乐的满足，他们写诗，虽然超出于客观现实，但并非纯乎脱离现实之外的空中楼阁，而是深植于现实社会的认识，为此，唐代山水田园诗对自然的认知及态度，与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区别就在于斯。
三、唐诗中的人化自然境界
唐代诗人笔下的人化自然境界是非常绝妙的，让人千百年来欣赏不已。他们的人化自然，各有风貌，概而言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析：
第一，富有禅趣的自然境界。唐代人都非常偏爱佛事，正因为有这种喜爱，所以在他们的诗中就有相当的佛禅反应。如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储光羲等人的诗都是如此。诗中写禅趣最为突出的是王维、孟浩然，他们的入禅、入定生慧的精神境界，是他们对佛教教义的心灵体悟，直接引入诗歌的创作当中，所以他们的诗歌中禅趣较为突出。入禅讲究心静虚实，灵心善举，所以他们非常善于写静，即使写动也是为了衬托静，空灵就要领悟佛教教义的“无生”境界，“无生”即为“无我”，如孟浩然《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可见他们学无生，无我之境的入心，要学无生就要坐禅静心，万事皆忘，使整个心灵达到直观形态，万物皆显灵性，进而达到物我冥合一体的“无我”境界。
因受到佛心的极大影响，山水田园诗的作家对自然山水的描绘就上升到了人物为一的佳境，他们眼中的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就不再是客观的存在了，而是和人一样具有了心灵善感，七情六欲，情思极为丰富的人外人了。如：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葘。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辋川庄是王维隐居之所。《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都说明王维奉佛的渊源关系，因受其母影响，从小就有其潜移默化的熏陶，后居官入仕，因仕途的不畅，奉佛思想更为坚定，以至于后半生亦官亦隐，佛是他生活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后期诗作中，禅心更为浓重，几乎无禅不诗，诗必禅心，这首七言律诗前两联是静心所观，目之所视，田家生活、自然景色、人物是男男女女，村妇田夫怡然自乐；景致是黄鹂、白鹭。白鹭洁白，突出了色彩浓淡的差异，黄鹂鸣啭，取其动态，动静结合，画面极为活泼有趣，雨中的田野就显得有生趣了。诗人就是陶醉于农家的无忧无虑和田园的美丽风光之中的，人物的活动是如此祥和，自然田园是如此怡然恬静，这些美如仙境之景都是诗人用心网过滤了的，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彰显了诗人的个性。这里的静观描绘，与下两联的禅心静寂生活紧密呼应，同样有着隐居奉佛之乐。这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与人间纷纷扰扰，尔虞我诈的名利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诗人这种淡泊自然的心境正是“清斋”、“习静”的结果，诗人把自己幽雅清淡的禅寂生活与辋川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揉合一体，创造了一个物我相合，情景交融的静谧意境。表现了诗人隐居山林、脱离尘俗的闲情逸致。为此，后人推其为全唐七律的压卷之作，说成“空古准今”的极致作品，认为“淡雅幽寂，莫过右丞《积雨》”（参见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卷十）。赞赏其深邃的意境和超迈的风格还是十分中肯的。他的《竹里馆》、《辛夷坞》也属以幽静、空灵、凄清的意境，表现孤立落寞的情怀的。可见诗人善于写静，善于静观凝视体验，用静表达灵心，用静表现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