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连那些描绘缠绵悱恻，内心波动复杂的内容的诗，表现的也是伤而不哀的情绪，特别是那些描写闺中的诗，也有着异样的感受，如王昌龄的《长信秋词》、《青楼曲二首》都是在写女子的哀怨和向往，一种为国立功的光荣感，是通过一位少妇的神态流露出来的，表现了少妇的内心活动和内心感受，抒发了她的自豪感。《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写少妇由“不曾愁”到赏春自娱，第三句猛然一转，“陌头杨柳色”的春景引发了少妇内心情感的震动。青春易逝，人生易衰，这一联想，促使少妇从内心深处冒出从未有过的明确意识和此时此刻却十分强烈的念头——“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内心突然的变化，让读者摸不着北，“不曾愁”到主动化妆去赏春，突然变为幽怨，原因何在？为什么变化如此迅速？个中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猜想，少妇这一突如其来的感情变化，正说明少妇对“觅封侯”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刚开始对夫婿“觅封侯”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有着一腔浪漫主义情调，这是符合盛唐气象的，但由赏春带来的突然变化，说明少妇对夫婿追求功名已看得很淡了。人有几个年少，人有几多青春？人有几多幸福？少妇的孤独和失落流露出来了。正是这一思虑才导致了少妇对让夫婿觅封侯的悔意，少妇比当初理性得多，也实际的多了。这首诗中虽然有哀怨，但怨是隐性的，潜流内转的，悲伤情调是不明显的，这种怨仅是淡淡的。少妇的感情变化却引起了读者的深思，给人以启迪，这种触景生情的变化，说明了人们心理的觉醒，人性上新的渴求，对感情厮守的渴望。同时，也体认了盛唐诗人对人性的关怀和尊重，换一句话说，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张扬。
在盛唐诗人中，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抒情更是喷薄汹涌，因为李白是情绪化的诗人，感情受到或大或小的挫折，都能引起他浓烈的情感变化。无论做什么他都以理想者的形象出现，他以理想者的目光去观察社会，去对待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正因为这样，他的美好愿望总是与现实发生碰撞，二者总是相对立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他的情感时而兴奋愉悦，时而抑郁纠结，情绪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总是大起大落。所以他的内心世界相当丰富，内心活动也是十分剧烈的，为此，他的诗意象间跳跃性极大，这样的结构也最适宜表现李白内心世界剧烈的矛盾心态，由此产生急遽的感情变化，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喷发出来。沈德潜说：李白诗“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说诗晬语》卷上）。正说明了李白诗歌的抒情特点。在他的七古诗体中，这样的结构最多。《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行路难》、《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都是如此。往往是转了又转，跳荡几次，形成变化多端的波澜，如《将进酒》由悲到乐，由乐而欢，狂放得无法收拾，这样的饮酒是诗意化的，把自己的人生无限放大，极力夸大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追求，表现无限量的豪饮壮情，这种满纸醉话正是诗人性格的彰显，反宾为主更使李白由狂放不羁到愤激难耐，所以口出狂言，愤语不平之气一波高过一波，两提陈王，始终不离酒怀，由此再入狂放，并且狂放达到了顶点，诗人完全是谪仙人模样，不拘形迹，不拘小节，豪迈的诗情流宕溢出，气贯长虹。《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开端便有横空之势，显示出诗人心绪迷乱，不可遏止的状态，面对美景，不由激起豪情逸兴，心烦意乱之情为之一扫，在赞美李云文章之时，也流露了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对此主客双方意兴飘举，壮志雄心，是那样豪放与天真，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推波助澜，把昂扬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心中的烦扰阴影一扫而光。这种精神的幻想遨游是暂时的，一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仍是污浊不堪的世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更加对立，不和谐，内心的烦扰苦闷又加重了一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一形象化的比喻正好关合了楼与水的关系，流水不尽与烦忧无穷的相互衬托，正好表达了愁的兴意，他这种精神间的交织，正是他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交织，他一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就是为了成就千秋英名。诗人一会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会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一会又是“闲来垂钓碧 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同上）他这样美好的理想，从青少年时一直到老年从未减弱过。他的这一理想世界，代表了盛唐知识分子的总体面貌和共同心声。初唐四杰、边塞、山水田园、李杜等诗人群体的美好理想和愿望今天看来是如此幼稚，但正是这种幼稚，才维系了他们的时代精神，自己的不幸与困难当头的有机统一，才渲染了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由此，才形成了盛唐气象。
二、出世与入世的情感交织
唐代诗人们的思想是矛盾的，言行往往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走终南捷径者居多。孟浩然是隐士，时刻不忘仕进；王维亦官亦隐；李白从少小时就隐居，这都说明隐居是有回报的，所有隐士都不是真正的隐士，都是为了扩大名声，企图捞到一官半职，尽管大多数诗人都空手而归，但这种生存方式仍居高不下，诗人们一旦出了名，有人引荐，就可做官，但大多数诗人的努力都是要落空的。唐人隐居一般都在山中，并且都在寺庙里，因为，他们在寺庙里可以免费食宿，没有了后顾之忧。在唐代，寺庙道观享受优厚的待遇，有很多土地，周边的老百姓都为寺庙种地进贡，我想，这些隐者也可能为寺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否则，白吃、白喝、白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否则，不成了寄生虫了吗？同时，也说明，唐代读书人的地位比较高，受人尊敬，享受一定的特权。知识分子们受儒家文化熏陶，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是他们最终的人生目标。自己努力了、奋斗了，但还没有达到仕进的目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的学习修养还达不到某种境界，自己的名声还不大，声望不够高，还需继续静心学习和修炼。寺庙道观一般都远离闹市，在偏僻安静的山岩中，有山、有水、有竹、有树、有石，便于读书学习，便于思虑写作，更便于养性怡情，潜心于著书立说，所以唐代诗人都心仪于寺庙道观；另外，读书人都愿利用前人已有的条件，为扩大自己的名望而主动去学习模仿，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就是文人聚集的地方，王维、储光羲等人都在那里隐居过，因为终南山离长安不是太远，前人在那里隐居成名者不少，所以到了唐代，人们也效法前人在此隐居，以求名声远扬，达于朝廷。唐代，凡是名山名水都有人隐居，如庐山、泰山、衡山、华山、五台山、恒山、嵩山、邙山等等都有隐居者。他们隐居，作诗写文，并非与外世隔绝，而是把所写诗篇及时地与人交流、切磋，让人们了解自己、认知自己、欣赏自己、推荐自己，以便于跻身仕途，这就是唐代诗人的基本心理。
隐居者能达于朝廷，获得一官半职的是极少数人，有的隐居者名声也不低，诗也写得很美，但就是无人引荐，一生都身处布衣，如孟浩然。孟浩然在当时是人人皆知的隐士，但一直与仕无缘，穷困潦倒一生，所以说，隐居并非入仕的唯一途径。孟浩然的隐居是为仕而隐，在他的诗中热切盼望人引荐的较多，如“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恨无知音赏”、“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些诗都是孟浩然急于入仕的情感的真实流露，诗中有要人引荐的或对引荐不力的不满；也有不被人理解的苦恼和牢骚；有对朝廷的批评和暗讽；有对当时君主的不识人才的埋怨，暗潜着明主不明，盛世不平，诗人从少小时就有“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的远大抱负，但到了晚年仍然功名未就，求仕情急的心情可以理解。诗中透露出了诗人焦虑不安的心境，以至于“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因为焦虑、思绪缠绕而情态难堪，最后一句更是匠心独运地写出了这种心情的难以排解。表面写景，实际是抒情，“愁不寐”与月夜的凄寒相谐和，着一“虚”字一下子把夜中所有的虚空与仕途的落空，心情的虚空绾结一起了，这种对仕途的强烈欲望，诗人都是通过抒情手法表达出来的，干谒诗，留别诗都是如此。可见，诗人隐士身份的另一面。
盛唐诗人有游历习惯，名山大川，名胜古刹都有他们的足迹，正因为如此，盛唐诗人的阅历相当丰富，见多识广，所抒发感情多种多样。他们大多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豁达情怀，对世事的处理方法是圆通变化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是他们的基本原则，虽然唐代选仕是层层选拔，由地方举荐人才，有一部分是推举成功的，如张说、张九龄、房琯、郭元振等。但大多数是不成功的，以品德、声望、文学居官者有之，梦想落空的也大有人在，这就说明唐人那种昂扬奋发的远大理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社会环境基础的。繁荣的社会环境，一时荐举不唯亲的风气，使唐代诗人产生了幻想，认为只要自己有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只是举手之劳、易如反掌。其实，并非如此，封建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远远不是诗人们想象的那样，其中开元盛世，“玄宗之治已极，阳虽有四海欢虞之风，而阴则萌崇极而圮的动机。日中则倾，月盈则亏，历史于此中藏一大转变的气运，天下将现出一大活动的舞台。”说明了唐代社会的两面性，光明与黑暗并存，长期无缘仕进的诗人就产生了极端的心态，迷惘与苦恼同在，焦虑与激情交织，所以他们有情抒发，有激情，有苦情，都会倾情而出。总而言之，借景抒发情感，抒发心中不平，不遇之情，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精神、愿望。特别是那些长久不被入仕，或入仕无望的诗人们更是如此。如“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这些人名声大振，却名位不振，这是对盛唐社会及统治者的嘲讽。诗人们的痛苦、矛盾、内心的冲撞，正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现实社会中要求的理想难以实现，那只有把理想转向精神的求索。他们认为，入仕追求是手段，精神追求是最终结果，为此，“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李白《留别王司马禹》）、“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王维《不遇咏》）、“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安定城楼》）。儒家思想对唐代诗人有着无限的钳制力，但道家思想又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即使功成名就，他们也会激流勇退，体现了他们摆脱物欲、对理想人格的仰慕和追求，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和向往。李白就是这样人生的典型。李白是一个不愿接受一切清规戒律的诗人，他追求的就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人生。从他所选博大无比的意象中就可见端倪，如大鹏、鸿鹄这些原型性意象就表达了自己狂傲的个性，抒发了宏大的抱负。他既有功名心，不择仕而就，但又不愿受约束，那是肯定要碰一鼻子灰的。他这种实实在在的处世态度被 现实社会否定了，无法实现了，那只有转入对内心精神的追求上，这样也达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和平衡。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旷达是无法掩盖心灵深处的波澜的，说明他们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说着出世的话，却做着入世的事，但是他们最终没有出世，他们即使寻欢作乐，却也不甘于堕落。他们有着极高的政治热情，甚至有点个人虚荣，却没有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这说明，这部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但无论如何复杂，积极向上的精神都是主流的，有时，他们的情绪会出现反复，但各种情绪的抒发都是围绕着向上的进取态度而产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都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一张嘴就激情飞扬，所以诗歌抒情味相当浓。
中晚唐，诗人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关心国家安危更为迫切，对大唐政治有着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千疮百孔，诗人们盼望中兴、盼望盛唐气象的重现，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大唐雄风一去不复返，民不聊生。这时，诗人们都希望为国效力，为挽救唐朝的覆亡献计献策，为大唐王朝出把力，事实上却刚好相反，顽固势力的阻挠，诗人的美好愿望一一落空。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贬远荒，不得为王朝献力，为此，这时他们诗歌中抒发的情感大多为怨气、牢骚并对顽固势力进行讽刺，但这一批人始终没有懊丧过，积极进取的精神一如既往，他们一直为唐王朝担忧。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人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生追求，高呼着与时俱进的强音。不过，这时的诗人抒发的情感略有哀伤情调，笼罩着强烈的孤寂无奈之情。但这些诗人还是希望改革，重振大唐雄风的。所以，他们一方面哀怨，一方面又高呼，一方面发牢骚，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主张，虽然没有盛唐时的社会环境，但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他们到了贬所都能发展生产，兴办教育，消除弊端，兴修水利，惠及一方百姓，受到百姓交口称赞，以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改革派都是如此。他们的诗中都有退隐的内容、信佛出家的话，如李商隐、柳宗元、白居易就是这样。他们一方面信佛出家，一方面却尽心尽力地为唐王朝做着事，极力地维护着唐王朝的利益，这种思想与盛唐诗人如出一辙，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韩愈外放之后，心有怨情，但很快就又得以入朝，他的诗的改革也是为了政治的改革。韩孟诗人群体，元白诗人群体以及古文运动表面看是文化革新运动，实际上有着政治的因素，文体文风的革新带来了部分政治的革新，触动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