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题旨情境对语言材料进行加工选择，以便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辞，修辞方式和语言材料关系密切，在表情达意的时候，给作者留出很大的选择余地。选择语言材料就要求语言表达要生动感人，形象具体。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中，丰富深厚的感情要浓缩在几十个字中，并通过这几十个文字符号传达给读者，可见难度之大。但在唐代诗歌中却得到了精彩的发挥和表现。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都与修辞以及语言材料选用的准确性密切相关。如果没有选择精炼的语言和恰到其妙的修辞方式，古典诗歌也不可能影响千古，流传万代，历代读者对它也不会如此欣赏崇拜、玩味品评，探索点指。正因为我们的先人很好地运用了中国的语言材料，又发挥了汉文化的长处，并在修辞学上有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诗歌艺术上运用得十分圆熟浑融，使诗的艺术力量越来越显耀，越来越令人瞩目，诗的艺术才精而又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耀人眼目的明珠，使我国从而成为一个诗的国度，并引起世界学者的研究热潮，为此，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对唐代诗歌的修辞艺术进行研究探讨尤为重要。
从《诗经》开始，诗中就有了较为丰富的修辞运用，但真正将修辞在诗中运用得浑融巧妙的是唐诗。唐诗是从《诗经》等古诗中借鉴学习来的。《诗经》中的赋、比、兴历来有众多解释，如郑玄曰：“赋之言辅，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庾，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大师”注），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钟嵘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则云：“《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宋代朱熹之说流传最广，常为人们所采用：“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以上各家所论，对赋无异议，对比的理解也大体一致。但只有对兴的理解分歧较大。近年来，对赋比兴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对于兴的起源，比兴与诗歌的形象思维，比兴揭示的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裴普贤《诗经兴义的历史发展》等对历代以及海外学者赋比兴研究的综述研究，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把赋、比、兴作为艺术表现方法来理解，则是共同的，牢不可破的。总的说来，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开头。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织运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在这三种表现方法中，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起兴后再赋，在诗歌中是常见的现象。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所以说，赋是基础。
比在诗歌中运用的十分广泛，较为容易理解。最早在诗经中就运用得相当广泛。其中一首诗全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为比体诗，在整个比体中，都是以物写人，独具特色；有的诗是部分诗句运用比的手法，显得较为多彩，有动态的，有静态的，使画面生动鲜活起来。还有一些诗是个别词语的比喻，这些比喻主要侧重于某一方面的鲜明形象性，另外一些比喻是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独特特征的，如“愁”、“抑郁”、“巧言”等难以描摹的情态，难以形容的忧思，把抽象事物变为具象的实物，令人容易把握。总而言之，《诗经》中有大量用比的诗篇，体现了现实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
“兴”从《诗经》开始就比较复杂，作用也各有不同。有的用在开头，仅起调节诗歌韵律、唤起诗人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内容联系不大，这种与本意关系不明显，只起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在《诗经》中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诗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情感的内在联系，有的起烘托渲染作用，有的起象征意蕴作用，从而构成诗歌境界中的一部分。诗人在触物起兴时，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在《诗经》中，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很多。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代往往比兴为一，指称《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在形象本身寄寓思想感情的创作方法。《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尽管运用圆熟的作品不少，有的诗篇虽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和谐的境界，启发引导了后世诗歌境界的创造，但从整体上来看，三者运用浑融统一的还不普遍，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两千余年之后的唐代，赋、比、兴空前浑融，成为一种艺术，才被广大的诗人所追寻和探索。唐代诗人不仅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创作方法，而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赋、比、兴的创作方法。赋、比、兴在诗歌中普遍地张扬着创作优势，诗人们在创作中，基本上是篇篇赋、比、兴，首首赋、比、兴。无论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都是如此。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中，无诗不是如此，特别是盛唐诗歌更是令人高山仰止，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与赋、比、兴的成功运用，成功巧用，以及三者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是密切相连的。唐人在作诗中，往往在自己所选原始物象中，运用赋、比、兴的手段，使原物象达到变换的目的，原物象已不是其本来面目了，而是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其形象的生动性，无形中就增强了感染力。因为赋、比、兴的圆熟运用，使诗歌的结构布局、意境、意象，境界都有了独特情味，让读者玩索不已。当然，唐诗的黄金时代并非仅由赋、比、兴创作方法的圆熟而成就，它是方方面面的艺术集合体。这显然是唐代诗人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使然。唐人的气质，唐人的精神，唐人的创新意识，唐人的与时俱进的风貌与唐人继承赋、比、兴的传统有机统一，从而造就了一代新风尚，铸就了唐诗的辉煌，才使唐代诗歌登上中国诗歌最高的艺术宝座，成为后世引以为自豪的艺术经典。赋、比、兴在唐诗中的浑融运用，为唐诗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唐人的努力下，各种修辞手法应运而生，并在诗歌的创作中，熟练地应用，这是在诗歌史上是少有的现象。为了进一步了解唐诗的修辞技巧，我们有必要对唐诗的各种修辞技巧，以 及唐诗中对修辞技巧的综合运用和浑融的特征加以分析和研究，从而对唐诗中的修辞美学意识有一个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下面，我们对唐诗的修辞美学作以肤浅的探讨。
一、唐诗中赋、比、兴的妙用
唐人从前人那里继承和光大了这一传统，并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娴熟而自如地运用，从而使唐诗中的赋、比、兴大放异彩，为唐诗的光辉聚了光，使唐诗的光辉更加光芒万丈，朗照千秋，流传万代。赋就是直接陈述叙事，通过描写、抒情、叙述事物的经过、前因、后果、结局等方面反映现实生活，使往昔的现实生活形象而生动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客观而全面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场景。在唐诗中，赋体最佳者，当属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正因为史的性质，杜甫的诗直接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广大的人民带来的惨象，困守长安十年，杜甫与广大的人民一样深陷巨大的灾难之中，他亲眼目睹了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了解和熟知了平民困顿的生活现实，为此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篇章，如《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等，都是用赋法写成的。这些诗所写事件都有历史依据，都有据可查，只不过诗人是用艺术的手段反映出来罢了。杜甫的叙事诗都是赋的典型范例，用他史家加诗人的智慧，熔铸了他的全部思想和心声，以《兵车行》为例，“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兵车行》真实地记载了这一幕，反映这一社会现实，思想内容相当深刻，揭露得也酣畅淋漓，诗人的思想感情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从场面的描写和烘托，还是人物间的叙言对话，都表现了被抓者的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诗人的感情与“行者”的激情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被抓的好像就是诗人自己，凄惨的场景如亲眼所见，悲切的哭声如亲耳所闻，这可能就是诗史的来源吧。“三吏”、“三别”也都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缩影。采用白描手法，通篇都是用人物独白展开故事，故事中的基本人物以及对话、心理活动、官吏的野蛮行径都十分生动传神，如临现场，让读者通过历史的艺术隧道，如同身临唐代社会，去感受那灾难的一幕幕。在这一幕幕当中，诗人巧妙地通过叙事抒情，爱憎鲜明地表达了思想倾向性，表达了对广大人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谴责。他的《北征》写从凤 翔到鄜州家中的一路见闻。依次叙述了蒙恩省亲、起程时的忧虑情怀；途中所见及感受；到家后与妻儿团聚的情景；身在家中心怀国事以及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平叛后的可喜变化和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及美好的期待。叙事条理清楚，极有层次，没有具体描写叙述战争灾难，但在叙写的离乱和贫困中却一一显示出来了。这些对以小见大的琐屑小事的描写，从一个视角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正是这些细节描写，才使杜诗的叙事方式有别于前代诗人的叙事诗。它从概括描写走向写具体事件的生活片段，很少运用概括描写常用的夸张，从而更富有真实感，生活气息更浓厚了，一般来说，这类诗篇幅长，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能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散文成分。全诗从头至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这样宏阔的内容也只有用赋的手法才能把历史的真实更为具体地再现出来。像这样的叙事长篇，在唐诗中为数不少，白居易、元稹、高适、韩愈、刘禹锡、李贺等都有大量作品传世，但从艺术上应首推杜甫。
“比”在唐诗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唐诗往往用熟悉的事物去说明还不太熟悉的事物，让读者容易理解；用具体事物去描绘比较抽象的事物，增强形象性，引起读者的联想；从而突出事物的特性，加深读者的印象。比喻又可分为明喻、隐喻和借喻三类。这三类情况有时又是交叉的，不可孤立地来看待，分析理解中也不完全那么严格，只是相对而言罢了。一般来说，本体、喻体和比喻词都出现的比喻是明喻；只出现本体和喻体而不出现比喻词的比喻是隐喻；本体、喻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的比喻是借喻。这三者的运用在唐诗中较为常见，如雍裕之的“自君之出矣，宝镜为谁明？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农家望晴》）。“缘渠偏似雪，莫近鬓毛生”（《柳絮》）。思念夫君之情，就像陇头流水，长流常思不断；听到陇水呜咽的水流声声，真叫人肝肠欲绝，感伤悲泣；“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运用了《陇头歌辞》，思君就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思”字就有了更为强烈的感情色彩，“思君如陇水”这一巧妙的明喻，将感情这一抽象意象物化了，用有形的物体形象来比喻无形的内心情思，以流水比喻思君之情，可兼有多层意义：首先，以流水不断，比喻日夜思君，源远不断；其次，以流水无限，比喻思妇情长，以流水之长比喻情意之长。再次，以流水呜咽比喻情意凄切哀伤。所以这儿的比喻十分巧妙，形象性大增，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联想的广阔天地，让人百读不厌，余味无穷。“白发老农如鹤立”描绘了老农“望云开”的姿态，极富表现力。“如鹤”与“白发”相关，“鹤立”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执着的坚强性格的感觉，同时也表现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位白发老农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和磨难，但有一种不屈之志的精神在，这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应该是一个硬汉形象。“缘渠偏似雪”将柳絮飘飞之状比喻为漫天飞雪，把柳絮的色、状都表现出来了，特别是“莫近鬓毛生”把柳絮又比喻为白发，这一比喻表现了人的无限情思，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希望青春永驻，华发迟生，但柳絮飘落人头上，使头发生白，所以谁也不愿它飞到自己头上来，这一句的画龙点睛作用一下子就表达出来了。杜牧的“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沈下贤》），诗人对沈下贤的追慕之情悠悠不尽，为此引出“梦寻”来。诗人的梦魂竟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小敷山下，在梦境中浮现的只有汩汩清流和皎洁的一弯明月。这里的梦境正是诗人对人生的品格的追求，是富有象征色彩的。“水如环佩”是从水声上设喻，月下听到水的 清音流淌，说明水的清澈见底。“月如襟”是从色彩上设喻，足见月色的清辉皎洁。清流与月色都是沈下贤高洁品格的象征，又是他的文采和诗境的具体外化。所以“月如襟”既是形容月色皎洁如襟，又是象征襟怀皎洁如月，这种回环设喻，彼此相映，融比兴象征为一体，确实是一种创造。诗中借助于咏叹、想象、梦幻和比兴象征，构成空灵蕴藉的诗境，让读者透过这种境界，在心目中想象出沈下贤的高标独韵。郭震的“龙泉颜色如霜雪”（《古剑篇》）用龙泉宝剑比喻被埋没的人才，用铸造宝剑故事比喻自己非常优秀；赞美宝剑的形制与品格，以显示自己人才出众；称赞宝剑虽太平盛世却无用武之地，但被君子佩戴，来显示自己操守不凡；用宝剑的沦落来吐露不平。从以上所举各例中，本体、喻体、比喻词都出现了，“水如环佩月如襟”中，水月是本体，环佩襟是喻体，如是比喻词，都属于明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