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再往深处追。梁先生以治佛学入北大，出入红楼，所讲仍是佛学。与熊十力先生相似，梁先生也是由释而儒。但改变程度有深浅之别。熊先生张口闭口大《易》，却没有丢掉唯识。梁先生年轻时候信佛，曾想出家，“从”政以后，虽然仍旧茹素，却像是不再想常乐我净方面的妙境，而成为纯粹的儒。与法家相比，儒家是理想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善。而世间确是有不善，怎么办？办法还是理想主义，比如希望君主都成为尧、舜，臣子都成为诸葛亮、魏征。希望多半落空，怎么办？理想主义者一贯是坚信，暂时可以落空，最终必不落空。理想主义者总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呢，也许中了老庄和《资治通鉴》两类书的毒，虽然不敢轻视理想主义，却又不能放弃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也渴望治平，而对于如何如何便可以鸡犬超升的妙论，则始终至多是半信半疑。这里，显然，我和梁先生就有了不小的距离。恕我狂妄，在梁先生作古之后还吹毛求疵。我总是认为，梁先生的眼镜是从Good公司买的，于是看孔、孟，好，看人心不古的今人，还是好，直到看所有的人心，都是好。可是就是这样的他眼镜中的好人，集会批判他了，因为他是不隐蔽的孔子的门徒；孔早死了，抓不着，只好批其徒。他不愧为梁先生，恭聆种种殊途而同归的高论之后，照规定说所受教益，还是老一套，就是大家熟知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事过境迁，现在有不少人赞叹了，我则认为梁先生明志，引《论语》还引得不够。应该加什么？显然应该加上另外两句：一句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句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也就可证，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主义者，我则加上不少的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了。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怜；我的杂七杂八，大概只是可怜了。
还是专说梁先生。说可怜，是来于同情。因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辈，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时闭户凝思，甚至还会落一滴两滴同情之泪。落泪，主要不是为他受了屈，是为他迂阔，以至于“滞”的可怜。至于开了门，面前有了别人，那就应该专说可敬。可敬之处不少。
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絮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
张中行药王庙药王庙也许由于有较深的贵远贱近的陋习吧，我常常想到过去。舍不得，但时间铁面无私，终于都过去了。补救之道是以记忆为资本，想想，如果有人肯听就进一步，说说，以争取阿Q式的胜利。所想或所说，当然最好是比较远的，于是就想到药王庙。
药王庙是我的家乡镇立小学的所在地，在镇的西北角。我们村在镇西一里，人家不多，没有学校。民国初年，我六七岁的时候，到那里上小学。一天往返两次，都是取道村北。大概有一里多路吧，出村向东北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庙门和钟鼓二楼。在我们那一带，药王庙是个大建筑，坐北向南，有三层殿。前殿供着大肚子嘻嘻笑的弥勒佛。走过前殿是个大大的院落，我们称为前院，东西对立着两层的钟鼓二楼。中层正殿是全庙的中心，高大宽敞，前面还有方广的砖陛。殿内坐着药王的金面塑像。塑像背后，隔一层板壁，面北立着韦驮的塑像。正殿之后是后院，左右有两棵很老的槐树，夏日浓荫遮天，常由上面垂下俗名“吊死鬼”的槐蚕来。后殿三间，正中供着坐在大莲花里的菩萨。后院有东西厢房，改作小学的教室。后殿西侧有北房两间，是老师的宿舍。正殿西侧有南房两间，是看庙道士的住所，兼作烧开水的茶炉。
这庙是什么时候创建的，也许有碑文可查，可惜那时候我还没读过《碑板广例》之类的书，对于石刻等等不怎么热心，以致视而不见。但它是一座古庙却是无可置疑的，残旧且不说，就是传说也很有出色的。譬如说，正殿前有个铁钟，坐在泥地上，不很大，样子也没什么希奇，可是据说，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发大水，菩萨骑着它来的。另一个传说，庙里住着一条大蛇，左近的人不只一次，看见它身子缠在钟鼓二楼之上，伸出头，到庙前的水池里去喝水。我那时想，这样的蛇，身子总当有大缸那么粗吧，很怕，却又颇想看见一次。但是不凑巧，始终没有遇见。蛇，庙里确是有，几年之间，也见过几次，但都不过二三尺长，像大指那样粗，而且并不胆大，看见人，总是惶惶然地钻到洞里。可怕的小动物之中，最多的是蝎，记得一个夏夜，我们几个学生提着铁桶，沿着墙根走，只是在后院转了一圈就捉到五十多只。
我的启蒙老师姓刘，是镇北五十多里县城以东某镇的人。听说中过秀才，所以在农民的眼里，是比“白丁”高贵得多的。也许就因为这个资历，所以身量虽不雄伟，态度却非常严肃，即所谓不苟言笑的。秀才到“洋”学堂讲共和国教科书，这是大材小用，有点类乎公主下嫁蛮夷，推想心里总该有些不释然。果然，我们上学不久，他就劝我们一些人搬到学校里住，夜里他可以给我们讲点四书。我们不知道四书中还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反正老师既然要发愤忘睡，总当是好的，我们有些人就搬去了，住在菩萨大士的东隔壁。此后，老师吃过晚饭，就在西厢的教室里给我们讲四书。现在想，老师的教法颇为奇怪，一是不从《大学》开始而从《孟子》开始，二是不先背诵而先开讲，这或者就是维新吧？这样，从“孟子见梁惠王”起，老师一章一章地讲下去，我们一章一章地读下去。很抱歉，我们竟不像老师那样感兴趣，有时反而觉得有些厌烦。这倒不是对孟老夫子有什么意见，——说实在的，孟老夫子的话，我们觉得有些是很有风趣的。譬如“寡人好色”，我们当时眼中的大人都不肯说，而孟子说了。又如滕文公的爸爸死了，听了孟子的话，如此如彼一番，结果是“吊者大悦”，这就使我们像是看到一个戏剧的场面，觉得很好玩。我们感到厌烦，原因很简单，是发困而不得睡。老师讲书，正颜厉色，何况又是出于尽责之外的好心，我们当然不愿也不敢显出困倦的样子。但是睡魔偏偏不留情，常常是老师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们的上眼皮就慢慢垂下来，说不定头还会突然地点下去。这很怕被老师发现，于是就想个主意，隔一会儿用墨盒向眼皮部分擦一擦，希望借此可以清醒一下。这个办法有些功效，但是作用不大，所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还是难免的。我们最希望晚上老师来客人，那是镇西边不远另一个小学的老师，他一来，晚上就不上课了，我们如鸟出笼，皆大欢喜。“《孟子》者，七篇止”，我们读了一半或多一点，不记得为什么停了。四书读了不到一书！说到收获，却也不是一点没有，譬如考大学的时候，作文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我就利用当年的窖藏，写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云云，没有曳白出场，想起来是应该归功于秀才老师的。
这位秀才老师，借讲《孟子》宣扬圣贤之道；我们觉得，代圣贤立言的人当然是圣贤，至少必是躬行君子，所以对他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有些事又颇使我们起疑心。主要的一件是对娶妻过于热心。也许是因为新丧了妻吧，老师鳏居了，不记得听谁说，正在有人给他作媒。这传说大概不假，因为看得出来，老师的心情是兴奋加一点点焦虑。不久，听说东邻的临时洞房找定了，接着是迎娶。据说女方是个寡妇，照当时的习俗，娶寡妇，行婚礼，男方要用秤钩把女方的蒙头红巾勾下来，然后第一次见面。结婚的时候不许我们去看，我们不上课，坐在屋子里想像老师迈着方步，举起秤钩去勾掉红巾，然后定睛相看旧新娘的样子，心里有些不自在。这是因为，那时候还听到过“关睢，后妃之德”一类的大道理，以致认为这是男女之事，同老师的尊严很不调和。这怎么解释呢？总算勉强找到为老师辩解的理由，是“可一而不可再”。但是偏偏又不凑巧，老师的这个妻子，结婚不久就死了，接着找了另一个寡妇，很遗憾，那兴奋而焦急的样子，似乎比第一次更厉害。这使我们很惶惑，怎么也想不到，老师也会未能免俗。
庙里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看庙的刘道士，那时候总不少于七十岁吧，我们都尊称他为“道爷”。他大概不是真正的道士，短短的白发垂在脑后而不束在头顶，也没见他戴过道冠，穿过道袍。这位干瘦的老人，态度是和善的，却不大喜欢说话，也许是不屑于同我们说话。只是有一次，我们在厕所的院里流连得太久，他有些不耐烦，就说：“你们知道吗？县长拉屎都有急地，坐着轿，忽然让停住，下轿，噗哧，完了，即刻上轿，仍旧赶路。看你们，你们！”我们认为他的话是确实的。但我们不是县长，没有县长那样的要务，在厕所院里说说闲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县长因忙而择急地的推测，不久就得到证实，有一天，县长因公务下乡，到学校来休息了。老师率领我们列队迎接。在后院，我们看见一个中年人，白面长身，穿着绸袍，在正中走，左右簇拥着一些人。我们想，这当然就是县长了。他走得确是相当急促，但是走到屋门外却忽然停住，很轻捷地伸起一只脚，旁边一个人，想当是随从了，用布甩子熟练地抽了几下，然后伸起另一只脚，照样抽一遍，进屋去了。
在药王庙看庙是个美差。庙前后有一些田地，由道士自种自收，代价只是给老师做三顿饭。另一项收入是每月初一、十五，病家到庙里烧香时供献的供品和香火钱。再一项收入是卖秘方膏药的专利。这秘方膏药，其中一种药料是乌龟。每次制膏药的前几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道士就弄来一只乌龟，大约有碗口那样大，拴在后院西北角的墙根下。乌龟静静地伏在地上，两只小眼睛圆睁着看人。我们有工夫就围着它看。有的人还直立在它的脊背上，它坚忍地挣扎着。不知道谁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说乌龟可以用作柱础，只要让它面向西北，它就可以靠吸气而生长不死。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确实，很想试验一下。可惜庙里没有修建房屋，而那个小乌龟，在院里瑟缩不了几天，就死于刀下，烂在药锅里了。熬膏药时候，一种奇怪的臭气使人欲呕，要多半日才能过去，我想，这或者就是乌龟对人类的无可奈何的抗议吧。药王庙的生活是单调的。我们也看见过所谓“闹学”，年画上印着的，老师坐着打瞌睡，学生用墨笔在老师脸上画眼镜。但是我们的老师太严肃了，我们不敢。课堂里书声琅琅，空气却是沉闷的。破闷的唯一妙法是抢到出恭牌，到东小院的露天厕所去游荡一下。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后边总有不少人等着，还有，也可能被老师指出名来申斥一番。有个时期，不知道由谁发明，有不少人到厕所偷偷地吸起香烟来。烟是小鸡牌，盒子上印着一只大公鸡，一包十支，价钱最便宜。略贵一些的是海盗牌，盒子上印着一个西方武士，拄着一把军刀，我们称它为单刀牌。白白的一根纸棍，用火柴一点，一端就变红，用力一吸，向上一喷，一缕白烟就悠悠荡荡地飘上天空，很好玩。但是欢乐不久，扫兴的事来了，老师到厕所去，看见谁正在喷烟了。接着是老师怒气冲冲地坐在讲桌旁，大声呵斥：“谁吸烟了？快说！”那个被看到的学生赶紧站起来声明：“老师，我没吸。”老师冷笑了一声，说：“就是你，过来！”其后是用戒尺惩罚一番。这戒尺，是约一尺长的一根木板，光光的，平拍下去，打左手的手心，声音是清脆的。平心而论，老师惩罚学生还是偏于宽的，用戒尺训诫，不过十下左右，比起有些老年人所说，当年私塾里是让跪在砖上，头顶一碗水，或者用木棒打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现在想，老师对于维新，也算尽了最大的力量，比如讲《孟子》在晚上而不在白天，训诫学生只用木板而并不罚跪。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苦于赶不上时势，有一年春季开学，他不来了。推想是被辞退。接着学校就大举革新，沿着后殿往东建了新的教室，教室前面还竖起篮球架。新请来的老师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未必能讲《孟子》，却会念a、b、c、d、e；装饰也不同了，最显着的是脚上不再包一层布而头上加了油。道士也换了人。新来的一个姓宋，比旧的刘老道年岁小得多，世故却多得多。对于老师和镇上的士绅们，他当然是恭顺的，就是对于我们年级高的学生，也常常是客客气气，甚至不经意地称为“先生”。我们毕业的时候，他预言我们将大阔特阔，希望我们不要忘了他。过了一些年，我回家乡，曾经践约去看他。我没有阔，他却发了胖，听说由于很会修身齐家，已经由小贫升为小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