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论语》
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说，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做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做人处事，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
孔子看人不从片面出发，而是详细地考察一个人，作出综合评价。因此，孔子能看到一个人的不足，同样也能看到一个人的长处，不把人一棍子打死。所以，孔子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很恰当。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其中，最典型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孔子曾不满地说：“管仲之器小哉！”并批评他不节俭、不知礼，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但当子路认为管仲不仁时（因为管仲未死公子纠之难，反而做了纠的政敌公子小白的相），孔子极力为管仲辩诬，认为管仲有仁的一面。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既有批评，又有赞美，可见孔子知人论世的视界是开阔的，眼光是较高的。在对管仲的评价上，孔子也批评了无条件忠君不知变通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据此可以知道，孔子看问题不是从一家一姓的兴亡为出发点的，他看得更远，注意到了从大局利益考察问题。
颜渊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曾多次褒扬他。但孔子也指出：“回（颜渊）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孔子含蓄批评了颜回缺乏怀疑态度的精神，此中可以看出，孔子看一个人是深刻的，不因自己欣赏而去回护他。这也表明孔子知彼知己、谦虚谨慎、不骄不傲。
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臣，他贪欲很盛而又专权，治下盗贼很多，他就此事请教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不窃。”意思是说，如果你季康子没有贪欲，就算赏赐人民让他们为盗，他们也不会去盗窃的。这句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指出正是季康子本身的原因才有下面人们的为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孔子的见识是非常敏锐的，对贪权逐利的当权者是严厉地抨击。我们也可以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材料来考察孔子对类似问题的认识。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缁衣》的文章，它其中有一句话说：“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以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诗》云：‘赫赫师尹，民具而瞻。’”孔子看到了在上位者的行为对平民百姓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在上位者应该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为普通人树立良好的典范。孔子的这段话与老子“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段话也见今本的《礼记·缁衣》，只是文句略有差异，今本也缺少“《诗》云”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