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马鸿逵当宁夏省政府主席17年，征兵16次之多。平罗县每次征兵，商店关门，街上行人稀少；农村停耕，到处人心惶惶。民国22年（1933），宁夏第一次征兵，规定一家有合格的弟兄“三丁征一”“五丁征二”。以后又规定：弟兄合格的“双丁征一”。后来，弟兄合格的壮丁征完了，又规定“父子合格征一”。最后，一户中有两个男子，其父年老，其子当兵合格，名叫“大抬小”；或其父当兵合格，其子年纪幼小名叫“小抬大”，这就是“家有二男”必得当兵，民间称之为“家有二难”，意谓出门当兵的人困难，家中老父丢下妻子幼儿困难。每次征兵，城市商店照例派兵，如无人应征，可拿钱雇人当兵。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法币没贬值时，雇1名兵花1000元上下；八年抗战之际，货币贬值，雇1名兵就要花1万~2万元，平罗城有几家商店因雇兵而关门歇业。
在马鸿逵部队，军官对士兵经常打骂，在军营里士兵挨打受气，吃不饱，穿不暖，穿的衣服，多半是家里做的。单棉军服3年发1套，只做样子，平时不让穿，放在库房，专供上级点名、阅兵或节假日穿。士兵的口粮，规定每天1斤半，不发菜钱，从规定的粮数内挪出一点变卖后，购买油、盐、醋、菜。吃的粮食是仓库发霉的黄米和黑面粉。青年人都不愿意当兵，视参军为畏途，有“好男不当兵”之说。有的青年男子为躲避当兵，自己用菜刀将右手食指砍掉；有的声称下身有病，验兵官令其脱掉裤子，发现****和生殖器外部糜烂化脓，验兵的军官大怒，骂道：“******，坏熊，你故意弄成这个样子，滚了去。”事后才知道，自己用毒性药擦到下身，才幸免当兵。最令人痛恨的是，有的青年人已确定了结婚日期，一切都准备好了，并给亲朋打了招呼，偏偏临近婚期，男方被抓去当兵，无奈，只有与女方父母商议，娶媳妇过门，由小姑陪房，没小姑的捉1只公鸡与新媳妇同床，墙拐角立1袋粮食代替新郎。有的年轻人为躲避抓丁而外逃，家中的父母被抓去坐班房，三天两头被区长、县长传出来敲打一顿，遍体鳞伤，逼迫寻回儿子。
民国36年（1947），国民党军队在榆林曾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马鸿逵调遣6个团的兵力支援榆林，在袁大滩被解放军歼灭两个团，这次战役马家军士兵从战场上溃逃的不少。后来，马鸿逵下令，逃1个罚3个，逃兵的家中无人能够当兵，可向该兵所属的保上要，保长挨打，全保老百姓遭殃，有的全保公抬雇兵顶替。马鸿逵将这次强迫勒索的兵成立了1个团，名叫“补充团”，平罗填入该团的兵50余人，群众称为“逃兵团”。平罗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口6万余，而当兵者有5000余人，占9%，所以那时每到集市日，上街赶集的老年人和妇女多，青年小伙子少。大批的男青年被征入军营，种田缺少强壮劳力，造成农村土地荒芜，产量低下，民不聊生。
马鸿逵在宁夏主政时期，穷兵黩武，征兵****，历史上罕见。但更加祸害人民群众的是遍种罂粟，牟取暴利，吸食鸦片者很多。鸦片的学名叫罂粟，其体内含有一种乳状液体，对人体的神经有较强的麻醉作用，医学上常用来做麻醉剂，但是其乳状液一旦被收集起来熬成黑色膏状物即成为毒品，被称为鸦片，也俗称“大烟”。吸食鸦片对人体危害极大。鸦片战争后，历代政府名义上都在禁烟，但禁烟的态度和实效却大不相同。
1920年以前，甘肃、宁夏禁种罂粟。1921年宁夏个别地区有偷种罂粟的，到收割时，马鸿宾派士兵全部铲毁。1922年春，甘肃各地解除烟禁的消息传来，各县士绅推举代表请求解除烟禁。宁夏道尹陈必淮也想乘机大捞一把，但解除烟禁将授人以柄，遭舆论谴责，所以与西宁镇守使马麒协商，一致反对开放烟禁。陈必淮这时函请马福祥出面，劝马鸿宾开放烟禁，而马福祥也认为，宁夏种烟、贩烟途经绥远，对绥远不无厚利，而且开放烟禁的罪可推到陆洪涛身上，所以授意马鸿宾开放烟禁。从1922年起，马鸿宾在宁夏开放烟禁，遍种罂粟。同时，又成立宁夏道署烟罚办处，农民种烟，一律按亩征收“烟亩罚款”，以此增加财政收入。各县及收款官员乘机大肆中饱私囊，搜刮甚烈。到1926年，全宁夏“烟亩罚款”总额达到90万元。
平罗县在历史上是宁夏罂粟产区之一。1934年，马鸿逵口头上也喊禁烟，而实际上也仍然推行种罂粟政策，将“烟亩罚款”改头换面为附税，“明禁暗营”。还下令各县摊派种植罂粟地亩，平罗县时有耕地面积453380亩，应征烟亩达45338亩。1937年，平罗县根据省禁烟委员会通令，成立了禁烟委员会，不但有令不止，继而成为马鸿逵压价收购的组织。当年收购烟土749044两。军队团以上官员每人分1000~1500两，平罗县县长祁尚仁分得300两，科长以下公务人员每人分得50~200两。1938年，平罗县有吸毒烟民15608人。
解放后的1950年4月，成立了平罗县禁烟禁毒委员会，县长刘润田兼任主任委员，公安局局长梁明山任副主任委员，民政科科员温如林、法院院长高光耀、税务局局长乔世英、商会会长邵良臣、团工委书记呼占明、工会主席董振声、民主人士冒良辰等9人为委员。全县5个区于11月25日均成立了禁烟禁毒分会，由区长亲自领导，36个乡均成立了支会，由乡长抓禁烟禁毒工作。当年全县有394户农民种植罂粟578.70亩，在罂粟开花时全部铲除。解放初，全县有吸食鸦片者128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贩烟、卖烟的烟馆、烟铺、烟家72个。吸食烟毒者面黄肌瘦，非人似鬼。有些吸食烟者倾家荡产，弃儿卖女，沿街乞讨，成了“二流子”。
平罗县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西北局发布的《禁烟禁毒暂行办法》的规定，各区、乡逐田逐户进行了检查，对已出苗种植户，责令强行解除，逮捕了对抗解除烟苗者24人。一区六乡、城关镇的张本则、胡玉珍等不积极解除烟苗，发动群众将其挂牌游乡示众。
平罗县各级人民政府利用集市、庙会，县、区、乡各种会议，宣传中央禁烟《通令》和西北局《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中的内容。采取了宣传教育、缉防、劝诫、强制改造、依法惩处的方式逐步、彻底、肃清鸦片流毒。
通过宣传教育，1950年，吸食鸦片的烟民自动向公安局、区政府交出烟灯、烟盒、烟盘、烟杆等烟具657件，交出烟膏、烟片、烟土计479两。自动戒除吸鸦片烟毒者519人。
解放前，有40余名吸食鸦片烟毒者，群居成伙，偷盗吸烟，好吃懒做，得知谁家有婚丧大事，便成群结队窜去要吃要钱，谁家款待，便说唱些吉利之词语，否则便吵闹不归。群众说：“打发这些二流痞比待客还要花的钱多。”解放初期，这些人有家不归，仍吸烟偷盗，妨碍社会治安。经过宣传教育还有40余人不做正当事业，县公安局便强制劳动改造，使其戒除了吸食烟毒的恶习，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0年秋，平罗县成立了戒烟所，对有些愿戒烟而没有毅力戒除的烟民，进行收容戒烟，先后收容集中戒烟者156人，采取了让烟民饮酒硬抗、罂粟壳制成药丸吞食等办法，使其逐步戒除烟瘾，最终这些烟民戒除了吸烟恶习，身体恢复了健康，精神面貌一新。
1952年2月，平罗县禁烟禁毒委员会利用集日在东校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将没收来的112两烟土、300多烟片当众焚烧。同年五一劳动节，又第二次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焚烧烟土265两，其余约1000两烟土按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上缴民政厅。
截至1952年10月，仍有58人拒不戒除吸烟与贩卖、倒售烟毒，对此，依法进行了惩处。其中对长期倒售烟土罪犯刘希芝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长期在县城售烟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7年，判处售烟罪犯5年以上有期徒刑者4人，5年以下1年以上有期徒刑者4人，判处3个月至10个月劳役者18人，经教育愿改邪戒烟毒者30人。到1953年，全县基本上禁绝了贩售鸦片烟毒品和吸食烟毒的陋习，稳定了社会治安，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